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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离开冬季大营时既不需要派人驻守，也不需要拆除。大营对日耳曼人没有用处，如果他们占领了它，那么在罗马人的攻城技术打击下，他们坚持的时间比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还要短。如果罗马人想要在原处扎营，而日耳曼人已经把原来的营地拆掉了，那么罗马人新建一座军营也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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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下的问题就是：圣安娜山上那座7.25公顷（约7.25万平方米）的堡寨可不可能是阿里索。我们其实不必考察这个问题，因为严格来说现在已经没有人持此说了。哈尔滕说的支持者一贯以罗马军营规模宏大为依据。直至今日，罗马军营仍然是罗马军制的生动体现，为学者们留下了完整和丰富的视觉资料，从而引发了人们的遐想。但在这样的争论中，灵活性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应该退缩，而要重新考察一遍前面研究过的利珀河堡寨的所有相关文献，看一看文献中指的可不可能是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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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卡西乌斯告诉我们，德鲁苏斯出击苏刚布里人时，发现他们不在平常的地方，而在攻打考狄人。于是，德鲁苏斯继续向威悉河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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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哈特是这样解释的：“由于外出攻打考狄人，他们同时避开了罗马军第一波进攻的锋芒。”一伙人在老家遭到庞大敌军的进攻，他们竟然会通过尽快发动针对另一个敌人的战争来“避开”前一个敌人的进攻，而且来攻的敌人竟然会配合他们的计策，不是全力出击，而是先去别的地方，这可能吗？另外，说到底，苏刚布里人的全部地盘肯定不会超过45英里（约72千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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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得出：德鲁苏斯要么只想打击边境的日耳曼部落——如果是这样，那就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没有抓住进攻苏刚布里人的机会——要么计划发动一场针对所有日耳曼人的大战。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整场战役的唯一成果只是在边界外27英里（约43.5千米）修建一座堡寨，德鲁苏斯是不会满意的。尽管罗马作者乐于夸大，但迪奥·卡西乌斯引用的原始史料中也不至于将这么小的事称颂为“对抗”敌对部落的一件大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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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有误导性的一种看法是，罗马人打算在这里建立一处安全的利珀河渡口。他们为什么需要这样做呢？利珀河是一条小河，日耳曼人难道能阻止罗马人从任何他们想要的地方渡河吗？另外，罗马人可以沿着左岸或右岸走，然后找到最合适的地方渡河，这难道有问题？一支兵力远胜于对方的大军竟然需要在野战中通过修建堡寨来保护利珀河这样的小河上的渡口，这个想法太业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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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鲁苏斯在一年里为了从海路进攻日耳曼人而开凿大运河，而到了下一年，他作为征服者取得的成就却仅仅是修建了一座距离边境27英里（约43.5千米）的堡寨，那我们只能认为他是一个军事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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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姆中校（Lieutenant Colonel Dahm）（《考古学杂志》Archäo-loǵische Anzeiǵer，1900，第101页）为哈尔滕说提供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论证。他将《塔西佗编年史》（2.7）中的“novis limitibus aǵeribusque permunita”中的“limitibus”按照早期的词义来理解，认为它是工事（而不是道路）的意思。达姆认为，德鲁苏斯和日耳曼尼库斯的意图是在莱茵河右岸建立一处部署阵地，与维特拉和美因茨的大本营隔岸相对，从而确保在任何时候都能渡过莱茵河。按照他的理解，阿里索、哈尔滕、（位于陶努斯山的）霍夫海姆这些堡寨并非孤立据点，而只是“阵地的主要支撑点，周围设有‘limitibus’，也就是观察哨和其他防御工事”。为了解释“哈尔滕与大营只有两日路程，霍夫海姆更是只有一日路程”，达姆说这是因为利珀河沿岸地形极不规则，对敌人特别有利。另外，这里是所有重大行动的起点，所以需要比美因茨更大的集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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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彻底反驳这一分析。军事史上从没有将集结地设在深入敌境一两日路程的大型要塞前的情况。罗马人掌握了莱茵河左岸，可以随意在任何地方集结和准备渡河器具，而根据公认的战略法则，日耳曼人不可能阻止他们过河。为了方便，罗马人可以修建带桥头堡的固定桥梁——但绝不会在莱茵河以外一两日路程的地方建立一道工事封锁线，因为守住这道阵地需要10倍于莱茵河沿岸罗马军队总数的兵力。这种毫无现实可能性——其实也毫无道理——的集结地工事说显然只是源于文献中将“limes”（长城）误解为是要派兵把守的边境要塞，再加上好像非要给哈尔滕要塞找一个战略意义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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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5.5.3），再结合《塔西佗编年史》（2.7）中关于德鲁苏斯去世并设立祭坛的区域的记载，我们在前面就已经证明两人所指的不可能是哈尔滕这样离莱茵河很近的地方。另一处记载（《塔西佗编年史》2.7）说日耳曼人围攻利珀河边的一座堡寨，日耳曼尼库斯率领6个军团前往救援，此处的堡寨也不可能是哈尔滕。纵观世界军事史，如果27英里（约43.5千米）外就有一支兵力大得多的敌军，你是不可能发起围城的。即便是兵力大致相当，围城军也要有迅速修建坚固工事的能力才有可能成功。日耳曼人是做不到的。罗马人只要一日强行军便可突然降临，日耳曼人的长处只在于侦察和防备，他们每晚都要做好遭受袭击、全军覆没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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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召来执行这项任务的最低级的日耳曼士卒都会明白这是危险的无用功，会因这样的行为而对公爵的领导能力失去信心，公爵不可能这样愚蠢地使用和浪费士卒的力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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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中也清楚地看到，对于罗马作家来说，这处记载之后的那段话——罗马人在阿里索和莱茵河之间修建了一条坚固的公路——是不恰当的，他们不会重点强调一段27英里（约43.5千米）长的道路。此外，提比略之前已经在这里修好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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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堡森林会战的溃兵逃进了阿里索堡。由此可见，阿里索堡与战场的距离不可能太远。舒尔哈特认为恰恰相反：“除非我们假定距离相当长，否则就不能解释那场大败为何如此骇人，逃出来的人为何如此稀少。”他说，因此文献中指的是哈尔滕。针对他的论证，我们可以说罗马人的退路被阿米尼乌斯设于山路的阵地切断了，因此与避难所是远还是近都没有关系了。此外，日耳曼人显然没有先追击整整五六日，再花五六日返回，然后才举行庆功大会，而是守在战利品旁边。但假如日耳曼人根本没有追击，任由溃兵逃跑，那么后者肯定不会留在哈尔滕，而会直奔莱茵河；而在现实中，他们被围在了阿里索。暂且假设阿里索在哈尔滕附近，条顿堡森林会战发生在另一个地方。然而，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我们像舒尔哈特一样假设会战发生于德伦山谷或大堡（条顿堡）附近的其他某个地方，那么阿里索就不可能位于距离条顿堡90英里（约145千米）、距离莱茵河只有一日路程的哈尔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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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续发展和围城时间也能看出来。这里与莱茵河那么近，率领两个军团、以精力充沛著称的罗马副将埃斯帕瑞纳斯（Asprenas）肯定会试图解救被困的守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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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哈特特别信赖塔西佗的一段记载：公元16年，尽管日耳曼尼库斯当时已经带着6个军团在阿里索了，但是他仍然率军上船，驶入埃姆斯河，然后走到威悉河畔。舒尔哈特说，除非阿里索位于利珀河下游，也就是哈尔滕，否则这段话就不能理解。在他看来，我的订正意见（日耳曼尼库斯驶入的不是埃姆斯河，而是威悉河）不过是为了挽救“阿里索在帕德博恩”一说的变通原文。由此可得，舒尔哈特相信，除非我们接受阿里索在哈尔滕的说法，否则塔西佗对战役的记述就是不合逻辑的。我的订正意见的价值不过是这样：要反对3乘3等于11，说3乘3等于10总要好一点。如果一支军队要驶入埃姆斯河，然后去威悉河作战，那么说他们出发前驻扎在帕德博恩总比说他们在哈尔滕少一些不合理，但毕竟还是不合理。克普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我的订正意见（混淆埃姆斯河与威悉河，主张大军分兵）在他看来过于激进，于是他完全放弃了理解这次战役的希望。如果克普仍然认为这段记载是哈尔滕说的关键证据，这显然不完全符合逻辑。因为如果整体战役没有留下讲得通的记载，那我们就不能从中抽出一个环节作为证据，而且这个环节可能正是出错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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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过去之所以在哈尔滕或奥伯拉登寻找阿里索，只是因为在那里恰好发现了古罗马工事的遗迹。这个巧合带来了思想的混乱，此事从心理学上是能理解的。于是，帕德博恩地区没有发现遗迹一事也让许多学术圈子拒绝接受正确的位置。事实上，帕德博恩没有证据也好，有很多证据也好，对问题的解决都没有太大意义。毕竟，除了行军营地以外，罗马人无疑在日耳曼地区还修建了其他基地和堡寨，我们只是偶然发现了少数几处。阿里索的位置不能由考古发现解决——除非发现了铭文——而只能通过从战略视角出发去解读文献来解决。即便我们不再将哈尔滕和奥伯拉登叫作阿里索，两地发掘工作的意义也不会损失一分一毫。即便帕德博恩发现了某种工事，表明阿里索在帕德博恩证据链的分量也不会增加一分一毫。几乎所有当代学者（蒙森；诺克，Knoke；达姆；巴特尔斯，Bartels；舒尔哈特；克普）都认为瓦卢斯大营必然位于威斯特伐利亚隘口附近，但在那里也没有找到罗马军营的遗迹。学者们没有因为此处没有考古发现就被带偏，他们也不应该因为帕德博恩同样没有考古发现就被蒙蔽。毕竟，提比略位于利珀河源头的大营也没有被发现。未来，不仅可能在某处发现了遗迹的，而且很有可能。毕竟，由石材建造，而非像日耳曼地区的其他营垒和堡寨那样，只是土木工事的诺伊斯军团驻地遗址在20年前才被发现。而且这座营地有人驻守的时间不是几年，而是几代人，甚至可能长达几个世纪。哈尔滕的大型军营9年前才被发现，而且是偶然发现，地表连一丁点痕迹都看不出来。4年前，普赖因牧师（Pastor Prein）发现了奥伯拉登军营；稍早时候，哈特曼教授（Professor Hartmann）在利珀施塔特东南方向20千米处的吕腾郊区克内布林豪森（Kneblinghausen bei Rüthen）发现了另一座军营。不管未来还会有多少这样的发现，将考古发现加入历史图景都不会取决于个别营垒堡寨的重构，而要取决于对战役的战略背景的重构。首先，研究者绝不能错以为堡寨不能建在敌军后方，不能混淆堡寨和设防军营。其次，他们也不能犯忽略守军与野战军兵力关系的错误，以至于相信在堡寨被围的同时，未尝败绩的野战军就在一两日路程以外。最后，他们要避免像哈尔滕-阿里索假说的支持者一样，怀有各种业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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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伯拉登军营的发掘活动表明它的年代早于哈尔滕军营。因此，此处大概是提比略试图招抚一部分苏刚布里人，将其迁到莱茵河左岸时驻扎的大营。这些营地与我们讨论的战役都没有关系。尝试建立关系的考古学家失败了，因为他们不理解堡寨和军营之间的区别。我与G.克罗帕切克（G.Kropatscheck）合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该话题，发表于《普鲁士年鉴》（143：135，1991）。一个地方到底是堡寨还是军营当然很重要。这就好比手枪和大炮：起初只是尺寸有差别，后来从现实角度看就成了两类事物。建立堡寨是有内在目标的（我们必须找到并确认目标是什么），驻军的主要任务是守住堡寨，在城外的任务则是警戒多于作战。但设防军营存在的意义不在于自身，而是要为大军提供保护。凡是将两者混为一谈的人当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战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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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古罗马的人口、贵金属供给和军事体系[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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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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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经济状况的主流理论有一定程度上的两面性：一方面，当时的文明无疑极为昌盛，当年宏伟工程的遗迹就是有力的见证；另一方面，古代文献中有无数对衰败的感慨，使得人们不得不相信，并把帝国时代说成是不断衰落的过程，尤其是人口持续减少。最早为澄清这个问题做出贡献的是J.容格（J.Jung）发表于《维也纳学刊》（Weiner Studien 1879，1：185）的文章，还有马克斯·韦伯1891年出版的《罗马农业史》（Römische Agrar-geschichte）。但不管是这两位学者，还是在其他方面写出了极有价值的《古典时代经济发展史》（“Wirtschaftliche Entwicklung des Altertums”）（发表于《康拉德国民经济学年鉴》，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 1895）一文的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他们在订正文献资料方面的进展似乎都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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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更细致地逐篇考察文献就会发现，那些被认为证明了人口减少的记载指的都是局部或暂时的现象，并未证明几百年间整个帝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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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林尼写道（《自然史》7.45），奥古斯都一度由于缺少青壮年而被迫征召奴隶参军；《马可·奥勒留传》第11章中记述了“西班牙无人”（Hispanis exhaustis）的现象，我们从中不能得出任何结论。这些都是偶然的暂时困难，例如，马可·奥勒留时期，西班牙受到了瘟疫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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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92年，图密善禁止将粮田改为葡萄园，甚至下令铲除各行省一半的葡萄园（苏埃托尼乌斯，7），但此举针对的绝不是陷入困境的社会农业发展，反而是发展得过于奢侈了。此举的背景是粮价的暂时上涨。关于推行禁令的原因，一贯的看法是人民日渐放纵，偏爱葡萄种植园主，惯于依赖进口粮食。于是，图密善颁布了反奢侈法令，目的是让人们回到简朴的农耕风俗和祖先的社会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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