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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怀疑帝国时期的高卢和上意大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两地在文献中表现出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若无普遍的经济繁荣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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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奥多罗斯（Diodorus，1.31）记载埃及人口有700万，约瑟夫斯（Josephus，2.385）给出的数字是750万，亚历山大里亚另算，因此，如果加上亚历山大里亚，埃及人口至少有800万。即便800万这个数字可能会有人质疑——我也乐于赞同泽克（Seeck）在《古代世界衰亡史》（Geschichte des Unterǵanǵs der antiken Welt 1：505）的看法，即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些偶然的相对数字中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我们至少有了一些可能的证据表明当时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很大增加。不久前发现的莎草纸文献肯定了帝国时期埃及人口众多的看法。埃尔曼和克雷布斯1899年合写的《皇家图书馆莎草纸文献研究》（Aus den Papyrus der Köniǵlichen Museen）第232页中通过一份征税文告得知，在马可·奥勒留时期，法尤姆（Fayum）有一座房屋的十分之一空间中至少住着27个人。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地方肯定生活着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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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内容只适用于3世纪中期开始的重大经济变动之前。现在我们暂且不谈以物易物经济对人口变化的影响。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增加还是减少，影响大概不会很快，也不会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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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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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致研究3世纪贵金属消失现象会对我们很有帮助。相对于货币本身的贬值，当代的奠基巨著，蒙森写的《罗马财政史》（Ges-chichte des römischen Münzwesens）对这个问题有些忽视。至少通过一番比对，我确信货币贬值其实是——或许主要是——贵金属供给不足的问题，因为矿藏已经被挖空了，至少产量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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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古代矿藏的产量有时是非常大的。5世纪的希腊肯定有大量钱币流通，古典作者说起西班牙丰富的银矿也是不厌其烦。在1世纪，诗人斯塔提乌斯（Statius）列举各地税赋的头一条就是：“西班牙金山产出的黄金在达尔马提亚的山上闪耀。”（quidquid ab auriferis ejectat Iberia fossis Dalmatico quod monte nitet）但经过几个世纪的开采，任何一个地方的贵金属产量都变得难以维持。早在公元前1世纪，阿提卡半岛上的劳里厄姆（Laurium）银矿就大幅减产，最后彻底枯竭。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西班牙的情况；马夸特（Marquardt）在《罗马政制》（Römische Staatsverwaltunǵ 2：260）中说西班牙银矿的产量早在1世纪初就很少了，此说的依据似乎有误。不管怎么说，我没有找到马夸特观点的来源，而其他所有迹象都表明西班牙在一二世纪采矿业依然发达。罗马人也成功发现了全新的矿脉并大力进行开采，达西亚就是一例。但接下来发生了大衰退，以至于赫希费尔德（Hirschfeld）在《罗马行政管理史研究》（Untersuchunǵen auf dem Gebiete der römischen Verwaltunǵs-ǵeschichte）第91页（第2版更名为“Die kaiserlichen Verwaltunǵs-beamten bis auf Diocletian”，第180页）中可以说，其他地方的衰退从没有如此骇人、如此迅猛。《百官志》只提到了一位皇室矿监，而且是在伊利里亚。《狄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中关于矿产开采只有几条简短的规定（第10卷第19款）。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完全没有关于银矿的记载，最多有一处资料表明，有人在塔古斯河（Tagus）里淘金。西班牙的采矿活动直到摩尔人时期才恢复，而且可能已经换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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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马克里努斯（Macrinus）统治时期（公元217年）还有金银雕像（迪奥·卡西乌斯，78.12）。加里恩努斯去世时（公元268年）国库里还有大量黄金，每名士兵都能即时领到20枚金币（《加里恩努斯皇帝传》Scr.Hist.Auǵ.Gallieni 15）。我们还有其他类似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当然都不能证明钱币供给量足以满足庞大帝国的经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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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君士坦丁时期的财政秩序有所恢复，那大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已经采取了其他不需要大量现金的形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收神庙财产确实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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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后勤体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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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狄安（3.8.4）中这样描述塞维鲁：“他将大部分钱币（chrēmata pleista）发放给士卒，还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让步。事实上，他是第一位提升军饷（sitēresion）的皇帝。他还允许士兵佩戴金戒指，与妻子同住。不过，他认为这些事都不符合军人的朴素作风、战备能力和严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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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也可以宽泛地被理解成“报酬”，于是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开头提到的“大部分钱币”指的是赏赐，“军饷”指的是平时工资，从375第纳里提到了500第纳里。这次提饷——后来卡拉卡拉更是提高到了750第纳里（奥古斯都时期禁卫军的工资）——似乎与我的观念全然相悖，也就是钱币日渐稀缺，以实物形式发放补给的做法日益普遍。但希罗狄安的文本证据中说塞维鲁是“第一位”提升军饷的人，他这里讲的不可能是日常工资，日常工资自奥古斯都以来就提升过，康茂德也短暂地提过一次。因此，我认为提升的军饷是包含在“大部分钱币”里面的。另一方面，塞维鲁向士兵发放大量钱币的事实并未排除钱荒已经对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性。因为塞维鲁是动用了最极端的暴力手段，大肆杀人抄家，甚至还要进一步贬值货币——我们不能忘记，这位皇帝统治时期的贵金属含量只剩下50%——这才凑齐了提饷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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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谢夫斯基（Domaszewski）观察到2世纪下半叶有许多墓葬里发现了财宝，这不是因为蛮族入侵，而是因为国内苛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人们将钱币埋在地下，免得被收税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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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卡西乌斯（78.34）佐证了我的看法。文中说马克里努斯不仅向士兵发放钱币，还许诺恢复之前取消的全额配给（trophē）。马克里努斯当然没有削减士兵本人所需的配给，因此，他说的无疑是士兵家属的补助。既然马克里努斯皇帝的总体形象是塞维鲁王朝后的拨乱反正者，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努力要废除以增加实物配给、放松家庭限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先前已经证明有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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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塞维鲁还有一段记载说（《亚历山大·塞维鲁传》第15章）：“他认真监督士兵的配给发放。”（annonam mili-tum diligenter insp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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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军人婚姻史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与妻子同住”（ǵynaixi synoikein）的含义在学界仍有争议。我采用了一种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特别奇怪的一点是，直到哈德良时期，外省异族士兵按照罗马法赋予的权利可以正常结婚，因此待遇比公民士兵还好。在埃及，军团享有特权。参见G.维尔曼斯（G.Wilmanns），“阿非利加的罗马军营城市”（Die römische Lagerstadt Afrikas），收录于《特奥多尔·蒙森纪念文集》（Comm.In.hon.Theodor Mommesens，1877，第200页及之后）；P.迈尔（P.Meyer），《罗马姬妾研究》（Das römische Konkubinat），1895；P.迈尔，《萨维尼期刊》（Zeitschrift der Saviǵny-Stiftunǵ，18：44页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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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的军队兵力和招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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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戴克里先将罗马军队的规模增加了几倍，甚至有4倍的说法。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激烈批评这位皇帝增加了军事负担。蒙森自信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根据《百官志》和其他所有证据，罗马军队在4世纪的总兵力约为50万至60万人。他又认为当3世纪初塞维鲁将军团数量增加到33个时，罗马总兵力约为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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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蒙森本人所指出的，这些数字的依据非常不确切。我们不清楚《百官志》中提到的部队有哪些是实际存在的，每支部队的兵力又有多少。同样不确定的是边防军有多大比例可以算作真正的军人。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绝对可靠的数字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点。记述君士坦丁征战史的作者们给出的兵力数字毫无价值。但有一点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的，那就是以物易物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供养大规模的军队——本书之后会经常提到这一点。我们手中可以视为相对可靠的战事经过和个别兵力数据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当时军队的规模不仅不比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大，反而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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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瓦勒良皇帝任命后来成为皇帝的奥勒良统率一支大军的文书列出了每一支部队的兵力。大军包括1个军团、4名日耳曼酋长、300名伊图里亚弓箭手、600名亚美尼亚士兵、150名阿拉伯士兵、200名撒拉森士兵、400名美索不达米亚士兵和800名重骑兵。不过，这支部队的规模肯定相当小，连小分队的兵力都具体列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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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来自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据记载，兵力不超过1.3万人的尤利安击败了据说有3.5万之众的阿勒曼尼人。这些数字很可能源于尤利安本人。此处只做兵力估算。1.3万名罗马人在正面对决中击败3.5万名日耳曼人是从未有过的事，在4世纪更是绝无可能。问题是：罗马兵力为1.3万人的说法能否接受？说到底，为了彰显胜利的辉煌而将己方兵力往小了说的倾向太常见了。另外，尤利安不仅能调动整个高卢的兵力，据说还掌握着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部队，而且他打的不是一场遭遇战，而是早有预见、早有准备的决战，没有什么能妨碍他集结全部可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1.3万人似乎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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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假定尤利安把兵力说小了，我们从这个数字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参加大决战的部队已经不再是6万、8万人的大军了。哪怕是夸大或低估也要考虑当时人的观念，尤利安不可能给出同时代的人一眼就能看离谱的数字。如果他想炫耀的话，他当然可以进一步夸大阿勒曼尼人的兵力。我不认为他给出的1.3万人是完全可靠的数字，但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参加这场战斗的兵力要比恺撒和日耳曼尼库斯的时候来得少，而且当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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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仍然会提出反对意见，说斯特拉斯堡会战属于例外，因为尤利安激烈批判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嫉妒和猜疑，有意给他使绊子，提供的支援很少。他批判的依据受到了有力的质疑，而且即便他是对的，尤利安仍然直接掌握着最富庶、最精华的省份。另外，据阿米尼乌斯（16.11）记载，他在雷蒂亚的对手巴尔巴提奥（Barbatio）手下有2.5万人以上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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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队规模不大的一个佐证是：若非如此，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中的重要性不可能如此突出。诚然，我们无法估算当时日耳曼部落的总人口有多少，但要说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在罗马服役，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罗马军队日益染上了日耳曼人的色彩，那么兵力规模就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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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给出具体数字，但在我看来，戴克里先绝无可能将兵力提升到赛维鲁斯时期以上。就连3世纪初有30万人的估算值也太高了。塞提米乌斯·塞维鲁增加军团数目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兵力的增加，这是很可疑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假定辅助部队的兵力也增加了。在我看来，塞维鲁的33个军团总兵力仍然不超过25万人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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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从通行的兵力数字减掉了，那么对4世纪招兵方式的观念必然也要改变。按照维格蒂乌斯和法律文献，地主有义务提供新兵。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用蒙森的话说（前引著作的第246页），它的起源仍然是黑暗的，它的施行可能与同样是新生事物的定居制度和农奴制有关联。按财产多少摊派的招兵条款一直被说成是大地主身上的一项实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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