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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北方日耳曼人的维京航海行动相当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日耳曼人的活动，不仅是在行动的起源和性质方面，而且在归宿和结果方面也是一样。一部分漫游者最终在先前劫掠和蓄意摧毁的地方定居了下来。但有一个区别是，法兰克帝国不像当初的罗马帝国那样毫无抵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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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强的核心——严整有序的军团——消失后，罗马本族中再也没有产生合格的战士。除了挑动蛮族之间内斗，招揽蛮族至麾下，罗马人没有别的自保之术。盖塞里克进攻迦太基时，守城部队是哥特人（“cum Gothorum foederatorum manu”：“凭借一支哥特盟军”）。纳尔西斯是在赫鲁利人、伦巴底人和匈人的帮助下征服哥特人的。法兰克、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以及后来的德意志人都是亲自与诺曼人、匈牙利人交手的；不管是输还是赢，他们最起码凭借的是本族的军队和本土的居民。如果真像过去认为的那样，查理曼手下的法兰克军队是由农民组成的，或者换一种说法，如果百姓还有军事素养，能够上阵杀敌的话，那么有一件事就完全不能理解了：皇帝死后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这个人口以百万计的民族竟然就挡不住蛮族入侵者了。但长期以来，即便是加洛林帝国境内的各个日耳曼化民族，有军事素养的人也很稀缺。就连查理曼的军队规模也是很小的，我们先前已经通过其他情况确定了这一点。因此，甚至连查理曼的曾孙也无法聚集起大批合格战士，而只有或多或少的骑士单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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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头看查理三世面临的局势和巴黎解围行动。从885年11月开始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诺曼人一直驻扎在城下，发起过猛烈的强攻，有时还将城市团团围住，以至于巴黎人只能通过偷偷出城或强行突围才能与外界沟通。那时的巴黎已经是一座大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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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编年史中诺曼人多达三四万的说法不值一提，但其兵力肯定是相当可观的。当查理率领援军接近时，诺曼人没有摆开阵势，准备野战，而是退到了塞纳河南岸的一座坚固营地中。法兰克人要么强攻营地，要么围住营地，等待守军因饥饿而屈服。强攻的成功机会是很可疑的。如果恺撒处于类似的战略态势下，他肯定会用壕沟和矮墙将敌军围起来，迫使其粮尽出降。这种战法的关键在于，围城军的给养必须能维持足够长的时间。有人会觉得，凭借塞纳河及其支流的便利水道，法兰克皇帝肯定能将所需的粮草运来。但是，他没有采取这种行动所需的行政体系。加洛林军队靠的是各支队伍自带口粮。查理早在886年8月就来到了巴黎近郊，但条约一直到11月才生效，各支部队估计直到11月才集结。等到最后一批部队抵达时，最先来的部队已经把3个月的给养耗光了。他们没有资金充足、经验丰富，既能找到哪怕少许隐藏起来的口粮，又能组织从远方转运粮草的军需官。周边地区的粮草早就被诺曼人抢光了，法兰克人的搜索行动一无所获。另外，如果将视角从战场拉开一点距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皇帝的权威不够强大，无法强征一切可用的给养，将其送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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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查理曼时期，形势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但我们不能假定同样的事情在那位雄主手下也会发生。尽管从技术性的军事层面来看，从查理曼时代到查理曼曾孙的时代发生的变化很小，但变化更多是政治方面的，而政治因素也约束着具体的军事行动。查理曼治下根本不会有巴黎被围、收买敌军的事情发生，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会采取另一种应对方式。诺曼人的军事成功不只是因为自身蛮勇，主要是因为法兰克人的内斗、帝国的解体和内战。这些状况让诺曼人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与成功，给了他们不断增长和发展的自信心和优越感。法兰克人则恰恰相反，不仅是因为他们对野蛮的对手满怀敬畏之心，而主要是因为皇权一直不振，甚至帝国重新统一后也依然如此。我们从恺撒的高卢战争中就发现，罗马人取胜的一大因素就是优越的行政体系。谈到查理三世皇帝与诺曼人在巴黎城下签订的丧权条约，其最终的和决定性的因素或许正是法兰克王国的后勤体系受到封建制度的约束，无法一整个冬天供养费尽艰辛集结起来的大军。查理曼对伯爵有很强的控制力，无疑是能够让大军保持集结状态并确保必要的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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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被围期间，由海盗首领齐格弗里德统领的一部分围城军同意以60磅白银的价码撤军。查理刚刚与围城军议成撤军，齐格弗里德就再次出现了，驶入皇帝后方的瓦兹河（Oise）。据《富尔达编年史》记载，这支援军的靠近影响了查理议和的决定。这个结论未必有真凭实据，至于作者的信息来源是否准确的问题，此处只能略过。我们也能提出相反的论点：新敌人的靠近正是一个迎击的机会，特别是在敌人兵力比较少，可以打一场野战的情况下。如果法兰克人打赢了，胜利会赋予他们一定的优越感，还会影响其决策，攻打诺曼人的巴黎坚营也不是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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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推测这种可能性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对事件实情了解得不够。事实仍然是：全法兰西的统治者不敢在国土的腹心地带攻击、打败和惩罚一伙海盗。因此，法兰克王国的军力弱得令人难以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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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二篇 鼎盛时期的封建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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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加洛林帝国覆灭后国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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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时代盛行的狭义国家概念被民族大迁徙摧毁了。尽管蛮族军事首领或者国王能够用强力攫取最高权力，但他们不能一下子就创建建立在集体观念上的政治体系。一而再再而三的分裂表明，这些新政体中最强大的法兰克君主国也没有超过一家一系的思想，最终，新崛起的加洛林家族从原有的掌权者手中夺取了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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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家族连出丕平宫相、“铁锤”查理、丕平国王、查理曼，四代明君重建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国家观念，并将其拓展到了整个西部帝国。但查理曼死后，加洛林帝国崩溃的速度甚至比墨洛温王朝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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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年查理曼之子通过继承法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失败了。政治体系构成的不一致带来的离心力过于强大。直到目前为止，尚无人真正问一问：为什么查理曼的继承者坚持的时间要远远短于克洛维的继承者，因为查理曼留下的国家毕竟要比克洛维留下的国家强大得多，精神水平也要高得多。这个问题还没有人给出答案，但我认为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从全民皆兵向附庸军队的转变过程在墨洛温王朝只是刚刚开始，而在查理曼时期就彻底完成了。但是，只要国王权威有所动摇，附庸们——他们有自己的封建领主，受其供养并直接受其管辖——就会把权柄交到田产广阔和把持伯爵职位的大家族手中。帝国刚刚被虔诚者路易的儿子和孙子瓜分并被拖入内战，这些大家族就让帝国变成了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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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王国从帝国的遗体上形成了。它不再是统一的国家，而是好几个不同和类型各异的王国：德意志、法兰西、勃艮第和意大利。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大家族和曾被加洛林帝国打破的地理单元不再被掌握一切权力的君主所完全压制。1恰恰相反，大家族、地理单元与新兴王室共同构成了政治体系。封建体系占据了上风，国家观念在其中被分解为一个等级体系，上层、中层和下层各有其权利。国王只能行使有限的权利，如果不是同时握有公爵的地位和权力，那就没有配得上王号的实权。产生或遗留的国家观念只是模糊的影子而已，构建和团结政治实体的因素不是国家观念，而是附庸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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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法兰克王国的东部，起初是形成了一批与古老家族结合的公国：萨克森、巴伐利亚、施瓦本、法兰克尼亚[17]和洛林。公爵们从自己当中选出萨克森公爵亨利为王，后来又向他效忠，于是德意志王国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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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国比先前的加洛林帝国更弱，因为国王承认公爵领地是独立的单元。哪怕是他后来消灭了旧的公爵家族，任命了新的伯爵，他仍然不得不保留公爵领地本身的完整。他当上国王不是因为有明确的继承权，而只是因为他有世袭的宣称权，必须先得到公爵投票认可。但是，这套程序对王权施加的限制对国家武装力量是有利的。要是伯爵手里的兵太多太精，查理曼的继承者就不可能高兴，因为恰恰是这种状况会让伯爵变成危险人物。即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但既然君权的根基是顶级贵族的合作与自由意志——国王是被最重要的封臣选出来的，要与他们商量着治国——那么自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封建体系中的每个层级（国王、公爵、伯爵，主教不久也会加入进来）都在不遗余力地建立高效的军队。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同时也有益于整体。只有通过逐级构建，每一级都有一定政治独立性的封建国家，中世纪的军事力量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独立精锐士兵的观念从墨洛温时代起逐步发展起来，只有10世纪以来的封建国家才能与这种观念达到完全的政治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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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新王国与加洛林帝国好像没什么区别，因为亨利一世的后代——起初是父系，后转为母系（萨利安家族）——统治了德意志200年。但是，这种统治的内在精神不同于先前的王朝，因为其延续凭借的不是明确的世袭权利，而是通过选王。因此，它要接受法理上得到认可的对立势力存在，而且不得不尊重这些势力。与王位一样，公爵和伯爵这些高级官位在法理上也并非明确世袭而只是终身占有的封地。但在现实中，公爵和伯爵通常是父子相承，而且越来越接近纯粹的世袭制。我们或许可以说，封建国家最纯粹的形态在于这样的局势：就王位和封地而言，各种制度——世袭制、选举制和任命制——没有一种占据主导，而是共同达成了一种现实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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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分权——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组织，教会也是如此——的对立面是由之产生的政治动荡。这些不完全的主权者们各有一定的独立军队，彼此摩擦不断。中世纪是一个几乎无休止发生内战的时期。但正如古希腊的小城邦一样，兵力恰恰在不断的私斗中增多了。希罗多德说起，希腊城邦之所以能战胜波斯人，是因为先前雅典与埃伊纳的内战使得各城邦大造舰船，等到必须将一切力量集结起来的紧要关头时，便有可能立下奠定乾坤的大功业。德意志王国建功立业的可能性还要更高，因为超越所有小势力的王权建立并延续了下来，形成了天然的聚焦点，提供了天然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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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现在仍然经常被引用的文献，奠定德意志王国政治基础的亨利一世也创建了一套独特的军制。据说，他发展了萨克森骑马武士，修建城堡，要求9名军人中有8人要长期屯田，但要将三分之一的收获交给城堡，剩下的第九个人住在城堡中，负责守卫城堡和储存其他8人送来的粮草。按照上述表述形式，这段记载整体——关于具体细节的重要性大小，可谓众说纷纭——应被视为无稽之谈，应从批判历史学中清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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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重大成就是在政治方面，首先是建立或至少是进一步发展了萨克森公国，然后是发展了新的有限君主制。军事制度还是先前发展了很久的那一种。2如果奥托大帝时期的人们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取得赫赫战功的战士阶层，还有守卫国家的坚固城堡和堡垒都是奥托的父亲亨利建立的，如果忠诚于君主家族的维杜金德（Widukind）指出这些都是事实，那也不过是将远景拉近，这在民间传说中司空见惯，希罗多德笔下波斯人对波斯王室的记载就是一个例子。早在查理曼时代，萨克森人和弗里斯兰人就已经骑马作战了，而在战乱频生的下一个世纪中，他们当然没有忘掉骑战的本领。3从远古时代起，马就是萨克森“武具”（Heergewäte）的一部分。他们在异教时期就修建了城堡，至少从加入法兰克文明的时候起就建起了城市。因此，亨利能做的不过是从人员和物质两方面去发扬和强化他继承的军事制度。维杜金德记载的传说性质在这个说法——驻守城堡的任务总是9人中取一人——中尤其明显。在和平时期，城堡守军的兵力取决于城堡的规模和位置，取决于在边境还是内地，但绝不会取决于城堡所在区域——各个区域的面积和人口可能会相差很大——的士兵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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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将每年收成的整整三分之一储备起来是不可能的。最后，城外战士是最不可能承担播种收获和供养城堡职能的人。这些事情会交给非战斗员，也就是农民。因此，亨利国王绝不会颁布哪怕只是类似的法令。试图去解读关于训练新式萨克森骑兵的记载更是白费工夫，比如有人说亨利创建了轻骑兵；也有人说，恰恰相反，他创建了重骑兵；4还有人说他教会了骑兵以紧密阵形行动。5维杜金德的记载写于所记事件发生的近半个世纪之后，应该彻底从一手史料的队伍中清除出去。它只不过反映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重大事实：通过政治权力的更新与集中化，军事体系在质量尤其是数量方面也实现了增长和发展。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出现新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