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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道夫国王与奥托·冯·诺德海姆既认清了利害所在，也能够应对局面。据布鲁诺记载，因为有太多萨克森步兵在图林根行军中因精疲力竭而掉队，国王就命令所有马匹稍弱的骑士下马步战。要如何运用这些下马骑士呢？骑士下马不是因为战马不行了，而是为了填补损失的步兵。我们都知道，骑兵在野战中的价值远远高于步兵。专门让骑兵下马肯定有特殊目的，而且是很重要的目的，因为指挥这支部队的人是萨克森军中仅次于鲁道夫国王的统帅奥托·冯·诺德海姆。我们可以假定，这伙人的任务是在骑兵迂回作战期间占领并堵住格罗纳沼泽上的渡口。在战斗过程中，步兵也可以从那里参战。毫无疑问，萨克森军的兵力要远远大于亨利国王的军队，因此可以分兵行动，迫使亨利在除了河水没有其他退路的情况下正面交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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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骑士不仅能守卫沼泽，也能越过一些骑兵无法通过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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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接下来的发展印证了上述假说。双方骑兵沿东西方向正面相对，打得有来有往。据记载，当奥托·冯·诺德海姆带着步兵从南边出现时，一部分萨克森军已经在逃跑了。布鲁诺说奥托击败了敌军一部，杀入敌营后阻止手下劫掠，接着率部对仍然在交战的敌军发起攻击，逢战必胜。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下马骑士对抗马上骑士取得这样的战绩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但我们设想一下，当奥托率部渡过沼泽时，骑兵的战斗还没有分出胜负，那么一切就清楚了。他首先赶跑了渡口的守军，接着去攻击亨利国王的营地，但成功地约束了手下，又带领他们加入了骑兵战。由于这支援军的抵达，骑兵战的结果决定性地倒向萨克森一方。至于细节方面讲得是否准确，我们可以略过这个问题。布鲁诺的著作显然对这些问题语焉不详。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解释为何命令骑士下马，下马骑士又为何能成为骑兵战的决定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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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亨利被彻底打败，还有一部分士兵死在埃尔斯特河里，但胜负依然未分，因为取得胜利的反王鲁道夫本人被杀。他的右手被砍掉了，腹部也受重伤并因此而死。他的墓碑直到今天还能在梅泽堡座堂里看到。我们可以想象：他是一位骄傲的骑士，之前在梅尔利希施塔特，他“没等到己方取胜就先逃跑了”，在弗拉希海姆又丢掉了御矛。这一次，《尼伯龙根之歌》写道，他“发狂般地战斗”（alsam er wuote），重现温斯特鲁特河一战后的荣耀。如今，骑士的雄心葬送了国王的性命。追随者们为纪念他写下了一段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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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下取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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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倒下了，这是神圣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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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教会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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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死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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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埃克哈德在编年史中写道，当别人把鲁道夫被砍下的右手拿给他时，他长叹一声，对围在身边的主教们说：“这是我向我的领主亨利宣誓效忠时所用的手，你们这些让我登上王位的人啊，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把我引上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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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战败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图林根行军。如果他向南穿过法兰克尼亚，在萨勒河上游与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迈森的部队会师，然后坚决地挺进，那我们真不知道哪一边会更强。但国王带着半数军队走图林根路线，与萨克森人离得很近，以至于对方可以发起进攻并迫使他在集结全部力量前交战。归根到底，这可能只是几个小时的问题，看的是部队能不能撑到渡过埃尔斯特河这条不大不小的河，看的是运气。我们不知道是什么让亨利国王选择了危险的行军路线。从他引诱萨克森人去错误方向的行动来看，我们只知道他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承担的风险。他之所以将全军集结点设在尽可能远的地方，大概是因为后勤问题。如果亨利成功将莱茵兰、南德意志、波希米亚和迈森的部队集结于一处，那么这支军队无疑会异常庞大，很难统一行动。此外，要是率领部队从西边穿越图林根，他就不用在自己的地盘取用补给，而可以掳掠敌境。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他低估了萨克森人的兵力和进攻能力，过于依赖欺敌行动的效果。当然，这几点都是假设，却是从那时的战争性质、客观环境和各方心理中自然会产生的假设。所有时代的战争都有一个困难，那就是：兵力多了，行动和补给会不便，而分兵或减兵又会被打败——在封建军队和以物易物经济所处的时代，这个困难甚至比其他时代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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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亨利四世没能克服这一困难的事实，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中世纪很少有人试图集结大军，逼迫对手在战场中决一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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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诺曼人征服盎格鲁-撒克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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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源于日耳曼部落，后来定居在不列颠列岛，前文中已经结合大背景对其历史做了介绍。没有任何地方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日耳曼人的初始状况——就像塔西佗描述的那样——和逐渐变化的过程。在肯特国王埃特尔伯特（King Ethelbert of Kent）的法令（约公元600年）中，盎格鲁-撒克逊平民（churl）还是好战的自由民农夫，损害地方治安的行为应处罚金，金额为头人（eorl）做同样事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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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年后由伊内国王颁布的《威塞克斯法典》（Book of Laws of Wessex）中，情况已经有所变化。在旧体制下只有奴隶和农奴地位的威尔士人取得了更高、更优越的位置。我们能发现日耳曼人在逐步征服不列颠岛的过程所带来的变化，从你死我活演变为谈判立约。但甚至在征服者民族中，阶级划分也有变化。我们发现有一些平民为领主（hlaford）服务，任其驱使。但国王的侍从（gesiths或gesithkundmen）也成了大地主。从他们和原有的百户长（ealdormen和eorls）中产生了一批贵族。为国王和这些贵族服务的骑马武士，瑟恩（thanes，也叫Degen或pueri）的赔命价是平民的两倍。由此可见，平民已经放弃了完整的战士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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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后，埃格伯特国王刚刚统一了本土的其他小王国（827年），诺曼人（丹麦人）就开始侵入。他们发现，就像当年盎格鲁-撒克逊人眼中的罗马省份不列颠尼亚的居民一样，这个庞大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几乎毫无防御能力。我们发现盎格鲁-撒克逊平民已经丧失了战斗素养，而瑟恩武士也无法替代损失的战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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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观点认为盎格鲁-撒克逊王国有完备的军制，因为在征兵时，每5海得或5个估值达20镑的土地单位为一组，一组必须出一名兵员；更进一步，有人还将其比拟为查理曼敕令中看起来相似的制度安排。但这种看法既没有文献依据，也不能产生真正有效的军事组织。我们已经看到，同样将3或4海得土地分为一组的加洛林王朝敕令只是空文，最多短期实行罢了。我们也已经看到，这样征来的士兵发挥不了实效。只要市民和农民思维取代了战士精神，民兵就再也没有军事价值了。在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Archbishop Wulfstan of York）的布道词中感叹道，10个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一个丹麦人也会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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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格鲁-撒克逊人与法兰克人的第一个相似点是，双方都从日耳曼的全民皆兵发展出了一个特殊的战士阶层：不列颠是瑟恩，法兰克是附庸。但在法兰克，封建制度让战士阶层紧密团结在崇高的加洛林君主身边，而且至少在这一整套体系有强力王权激励的情况下，形成了强大的战斗力。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瑟恩体系则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很多情形下，瑟恩武士也会从领主处获得土地并定居下来。但是，这个过程并不遵循关于领主或附庸死后封地如何处置的严格分封规则，瑟恩的封地是有世袭继承权的，受到的限制很少。通常每名瑟恩会获得5海得的土地。以这种方式成为大地主后，他们要承担兵役，但由于没有措施能保证他们会维持战斗力，因此战士阶层很快就转化为单纯的大地主，军事素养并不比一般地主高。我们从几则法条就能清楚地看到演变的过程。法律规定，凡是有5海得土地、一顶头盔、一副锁子甲和一把金饰刀剑的人就是瑟恩。同样的荣誉也被授予自费出国贸易的商人。因此，瑟恩变成了一个阶层、一个社会层级，或许仍然能看到军事渊源，但已经没有了实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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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庸武士这种手段在欧洲大陆的骑兵战中达到了高峰。除了必要的武器，骑士还需要可用的战马和只能通过完全脱产、持续锤炼才能获得的武艺。除了不在马上作战的事实，法律条文也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瑟恩武士的平庸。就连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贝奥武夫》（Beowulf）中也只有一处提到战马。当然，我们必须假定哈罗德国王本人和宫内国中的上层人物不仅会骑马，也能在马上作战。但这些骑马武士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在黑斯廷斯会战中，盎格鲁-撒克逊人面对数量占优的诺曼骑士宁愿完全放弃骑兵战，而让骑兵加入步兵阵线。通常骑马作战的雅典贵族在马拉松会战中也做了同样的事，或许只有雅典统帅一人例外。在黑斯廷斯，就连哈罗德国王本人也和兄弟们在侍卫（housecarls）的簇拥下步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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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盎格鲁-撒克逊人被征召参军，从法律规定来看其严格到了极点。所有平民仍然有出征的义务，所有瑟恩都要承担强度更大的兵役。但在现实中，与过去的西哥特人一样，固然有法条，但却没有实际组织。如果国王发布征兵令，郡督（sheriff）可以对单个地主、城镇和村庄索要资源，或者是出人，或者是出钱，大概是有一定的习惯标准的。但归根结底，这样集结起来的部队，其规模和实效都取决于个别官员能不能干、用不用心，以及民众配不配合。这种带有民兵色彩的动员方式绝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中坚军力完全是由尚未定居在土地上而是在王宫或大领主麾下当差的战士组成，相当于法兰克的斯卡拉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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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最先遭受维京人恐怖劫掠的人是那些已经失去尚武精神的人。然后，劫掠者定居在土地上，双方就要面对面了。在阿尔弗雷德大王（King Alfred the Great）[26]的带领下，盎格鲁-撒克逊人大肆扫荡，至少统治了不列颠岛的一部分。到了下任国王统治时期，本就关系亲近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丹麦人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这主要是教会的功劳。但是，不列颠岛最后还是没能抵挡住外族征服。斯文国王（King Sven）和他的继承者，丹麦与挪威国王克努特征服了全英格兰（1013年）。据编年史记载，克努特有3000名侍卫，侍卫夏天随驾出征，冬天住在市民家里，经常扰乱地方治安。勃艮第人600年前在索恩河与罗讷河一带建立王国时据说数目也不超过3000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又一次成功摆脱了枷锁（1042年），但诺曼公爵威廉（Norman Duke William）随之出现，彻底终结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独立，并通过混入诺曼-法兰西的血统而创造出了英格兰民族（10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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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是150年前带领诺曼人定居的维京首领罗洛的后代和传人。那时，他们放弃了日耳曼语，融入了与其共同生活的当地居民，而且改说了法语。但通过法兰克人的封建制度和随之而来的持续不断的私斗，他们保持了战士的本色。于是，他们了不起地融合了罗曼人的优越文化与日耳曼人的尚武秉性。而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室内部，支持诺曼人登上王位的主张在策尔迪克（Cerdic）王朝的末代国王时期出现了，由此引发了盎格鲁-撒克逊人针对这种主张和亲诺曼倾向的反弹。盎格鲁-撒克逊人希望让自己独立于罗曼-日耳曼混血人，甚至在教会领域也是一样。在准备谋求英格兰王位的同时，诺曼公爵表示支持罗马新近的宗教革新运动，还让亚历山大教宗——额我略七世的前任教宗——赐给他一面战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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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与普适思想以及同时期文化因素的这层关系，诺曼征服才在欧洲历史上有了持久的重要意义。但诺曼征服有一个先决条件：尽管在过去几代中融入了丹麦人的助力，但盎格鲁-撒克逊人已经丢掉了军事素养。当时人们肯定普遍认为这块富饶的土地是任何勇猛首领的囊中之物。在最早记述这些事件的普瓦捷的威廉（William of Poitiers）笔下，公爵在黑斯廷斯会战之前对战士们发表了一番演讲，说英格兰人经常被征服，既没有善战的名声，也没有打仗的经验。一位年代稍晚的历史学家，奥德利克·维塔利斯（Odericus Vitalis）[27]也说英格兰人宁愿耕作土地，宴饮作乐，也不愿意打仗。征服者威廉率领的部队不单纯是征召来的诺曼封建武装，而是来自法国各地、为了军饷和战利品为公爵效劳的武士。诺曼骑士跟随他也不是出于封建义务，更多是为了战争本身。这与当年日耳曼原始森林里的情况没多少区别，召集兵力出征的部落首领总能从好战的族人中获得足够多的志愿者，只不过如今大军的主体不再是群众，而是脱离了群众的专门武士阶层。就连独立的领主，比如布永伯爵戈德弗雷（Godfrey of Bouillon）[28]之父、布洛涅伯爵厄斯塔什（Count Eustache of Boulogne）也带着侍从加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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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斯廷斯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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