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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腓特烈切断了封建制度的真正基础，也就是国王直属附庸和次级附庸之间的个人纽带。他的法典规定，国王也要向次级附庸授予封赏，而且任何人不得效忠国王以外的人。次级附庸与其名义上的领主现在只剩下了要交10盎司黄金的联系。当然，诺曼底王朝英格兰国的附庸制度也发生了同样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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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拜占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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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上一次介绍东罗马帝国时，查士丁尼再兴大兵，凭借招募来的蛮族雇佣兵消灭了汪达尔王国和东哥特王国，让阿非利加与意大利重归帝国版图，而且几乎收复了西班牙。但是，帝国无力维持这种局面。公民不愿意承担维持雇佣兵、向邻国纳贡买平安所需的沉重税收。终于，大灾难因为又有一名军事统帅登上皇位而发生了。查士丁尼完全是政治家。他派遣将军出征，本人则以统治者的身份控御和引导方方面面——首都与行省、教会与军队，各有各的分歧和派系。有人可能会认为，当查士丁尼之后的第三任皇帝，本身就是一名杰出而成功的将军的莫里斯（Mauritius，582-602）登上皇位后，帝国肯定会更加稳固。毕竟，帝国是依靠征战才恢复了故土。但帝国的力量不足以完全收复故土，因为少了最关键的根基——军团纪律。莫里斯好像是脱离实际的人，1非要将野蛮的雇佣兵团改造成更稳固的军事组织。他在帝国境内而非从异族中招募了尽可能多的兵员，但在一次与斯拉夫人和鞑靼人交战期间，当他要求军队留在多瑙河以北过冬时，军队就哗变了；兵变的另一个原因是莫里斯甚至付不起士兵开出的价码。正如3世纪下半叶从佩蒂纳克斯达（Pertinax）到奥勒良和普罗布斯的一连串被害的猛将皇帝一样，由于首都市民也起来反抗，所以他被杀害了（6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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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军饷在这最后一次组建严明军队的尝试中起了什么作用。部队的规模是很小的，因为他们击退蛮族部落及其入侵的过程相当艰难，而且是有输有赢。莫里斯这样有能力、有眼界的皇帝大概会愿意满足军队的要求。尽管如此，当他因克扣武器和被服的问题与军队发生冲突时，国库无疑是确实拿不出更多了，因为查士丁尼时代的严苛税制在他去世后便被废除，以争取人民的支持；筹饷已经不再可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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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罗马帝国也采取了一种很接近我们之前在罗马-日耳曼化的西欧地区看到的军制。大约在7世纪中期，帝国将土地分成了若干军区（themes）和军分区（meros和turma），各区分别负责招募和供养一定数目的军队。为此，就像法兰克的伯爵那样，之前长期分离的军务与民政重新统合了起来。由于军区是根据现有部队单位命名的，因此部队单位无疑是分布在军区之内，且永久性地配属于军区。部队分区驻守，补给来自就地征收的实物或屯田，而不是只驻扎在边境和首都，由整个帝国供应粮饷。当发生战争时，军区部队会被派去支援野战军或邻区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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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的中坚力量是定居在土地上的战士，纯粹的边防警卫队除外。我们发现，东罗马帝国自此之后也朝这个方向有了重大的发展，大地主掌握了军事力量。我们发现授予土地（“军产”，ktemata stratiotika）换取服役从军的现象，2同时形成了田产广大的军人世家，在歌谣中深受平民百姓颂扬。《混血边将》（Digenis Akritas）就是一部这样的史诗，写于10世纪，最近被重新发现。3《混血边将》编者恰当地将主人公比喻为西欧的藩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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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中的相似点同样俯拾皆是。通过与查理曼很类似的手段，东罗马皇帝致力于打击豪族（dynatoi）兼并自耕农土地，而且与法兰克王国中一样，这件事和真正占大多数的农民没什么关系。在这两个地方，农民的主体都是不好战的佃农。土地兼并涉及的是起初为战士后来逐渐文明化和农耕化的人。早在查士丁尼时期就有多部针对土地兼并的法令，410世纪又有几位皇帝发起了一场有计划的反兼并行动。他们采取了最激进的措施，直接宣布兼并无效，甚至不允许以养老为借口的兼并。5两部修订法案让我们想起了898年兰贝特皇帝的敕令。法令中规定任何人不得让士兵耕种土地（en “paroikou logōi”：“以租佃的方式”）或为私人服务，以此禁止伯爵将自由民战士（arimanni）封赐给自己的手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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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补充条例规定了一名士兵必须有价值多少的田产：骑兵和部分舰队官兵是4镑黄金，其余舰队官兵是2镑黄金。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皇帝（Emperor Nicephorus Phocas）规定最低为4镑黄金，重装武士——也就是西方的骑士——为12镑。7如果一块田产有多名继承人，则应按照田产优劣共同出一名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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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与西方有重大的共同点，但东方从来没有发展出完全的封建层级。武人世家是有的，但没有真正的骑士阶层，也没有西方封建制度的灵魂：个人效忠关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日耳曼扈从观念。在一段时间内，拜占庭军制与诺曼-英格兰体制极为接近。封建主义的某些要素与税制官制联系了起来，并融入后者之中。兵员是招募而来，而且与英格兰一样，亲自服役被纳钱代役所取代。8但是，尽管有蛮族迁入定居，帝国内地的可用兵员依然数量不足，也有可能是内地人过快地失去了尚武精神，结果帝国还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借助异族雇佣兵充实军队。各个日耳曼部族、斯拉夫人、佩切涅格人、马扎尔人、保加利亚人乃至突厥人在拜占庭皇帝的军营中共聚一堂。瓦良格（Varangians）军人曾长时间发挥极其特殊而重要的作用，他们为瑞典人和诺曼人出身，穿过俄罗斯和黑海来到拜占庭。“瓦良格”这个词的意思是“盟友”。后来有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被冠以这个名字。威廉征服英格兰后，瓦良格人中估计也加入了许多从英格兰逃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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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尼斯·斯基李泽斯（Johannes Skylitzes）[37]合理地描述了10世纪的全国性征兵有时会呈现的面貌。9他讲述了突厥人是如何一再横行，烧杀掳掠于奇里乞亚地区。尼基弗鲁斯·波顿尼亚茨（Nicephorus Botoniates）“公爵”集结了一支军队，但由于妒忌和怠慢，他的努力归于徒劳。士兵们没有领到足够的口粮，于是拿上发的粮饷就回家了，以至于蛮族再次横扫奇里乞亚。接着，一批小伙子聚集在安条克（Antioch）[38]，要凭着年轻人的血气一战，但因为缺乏作战经验、没有战马、装备简陋、粮草不济，他们出师不利，灰头土脸地回到了故乡。10于是，波顿尼亚茨带着亲随和少数雇佣兵去驱逐蛮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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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兰克人的地盘遭到诺曼人或匈牙利人入侵时，或者当胖子查理救援巴黎而无功时，发生的事情无疑也是类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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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和11世纪，拜占庭帝国国势再兴。保加利亚人被一劳永逸地击败了。巴西尔二世（Basil II，1025年去世）剜掉了所有战俘——据说有1.5万人——的眼睛，每百人中留一人只挖一只眼睛，让他领着其他人回家。当这群可怜人被带到君主面前时，他一下子晕了过去，两天后就死了。拜占庭帝国从哈里发手中夺回了奇里乞亚和安条克，亚美尼亚也被并入帝国。当时的帝国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越幼发拉底河。我认为，这次拜占庭帝国国运转盛与货币经济再次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征收税赋的记载，11税收让招募雇佣兵成了可能。尽管位于欧洲的西部省份仍然在征收只能用于本地的实物税，但在亚洲，税款又可以转运到中央金库中了。12但是，比内地的些微变迁更重要的是敌人方面的变化。保加利亚人逐渐失去了蛮勇之气，另一侧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而当形势发生变化，新的敌人出现时，拜占庭帝国的中兴马上就结束了。在东边，帝国惨遭塞尔柱突厥人打击；在西边，帝国为抵御诺曼人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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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我们对拜占庭军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有一系列详尽系统介绍各时期帝国军事制度的著作，还有许多时人写时事的详细战争或会战记述。莫里斯皇帝（602年去世）和人称“哲学家”的利奥六世皇帝（911年去世）留下了详尽而成体系的著作，尼基弗鲁斯·福卡斯（960年去世）则留下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但我们研究得越深，就越会怀疑这些著作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研究古代史时就发现，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成体系的理论性著作绝对不是可靠的历史文献。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上述作者依然在复述着各种关于马其顿方阵的理论，仿佛从来没听说过罗马军团及其战术似的。然而，不只是这些记载，李维对古罗马支队战术的描述、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对征兵方式的描述，还有一大部分韦格蒂乌斯的文字要么是离谱的误解，要么是纯粹的臆想。拜占庭的情况也一样。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不同著作之间互相矛盾的。这些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材料不能视为对实际做法的记录，而是毫无真实依据的臆想和理论，是复述和阐发当年亚历山大学派对马其顿方阵的理论总结。16世纪拿骚的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39]和17世纪的蒙泰库克利（Montecuccoli）[40]都借鉴了利奥皇帝《战术》一书的许多内容，18世纪的利涅领主（prince of Ligne）将这本书和腓特烈大王的条令编成一本集子给手下的将军看，还说利奥和腓特烈都比恺撒厉害，因为恺撒只是立下了榜样，其余两人则总结了条令。13我们已经看到，利奥皇帝完全配不上这样的夸赞。韦格蒂乌斯的名声也是同理，此人的见识其实非常有限。（参见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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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战争和会战记述——例如布林尼乌斯（Bryennios）[41]和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a）[42]——同样荒诞到了极点，但通过比较印证，我们还是足以确定一个事实：与西方一样，罗马军团那样有纪律的步兵在希腊帝国也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军队的中坚力量都是数量相当有限的重装骑兵。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衡量其他一切相关证词：“一名统帅只要有五六千名重装骑兵和上帝的援手就圆满了。”此语与历史证据是相符的，只要我们通过严格考证就能排除掉一切无法确证的记载。尼基弗鲁斯·波顿尼亚茨在描述米海尔三世皇帝（Emperor Michael III，1071-1078）组建长生军一事时也说过，长生军的主要训练内容是运用武器和骑马的技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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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队和西方军队的第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外来蛮族雇佣兵在东方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西方军队是用自己人打仗的；另一个区别是，弓骑兵和重装骑兵在东方军队中的比例相当大。1071年拜占庭军队在曼奇科特（Manzikert）被塞尔柱突厥人打败后，本土军人的地位大大下降，帝国几乎完全依赖异族雇佣兵。雇佣兵也失败了，君士坦丁堡便落入十字军手中（1204年）。希腊帝国光复后，旧的军事制度随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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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腊帝国借以保全自身千年之久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与3世纪后的罗马军队，以及查士丁尼征讨哥特人所用的军队是一样的。尽管有内斗和宗教争端，尽管兵变、宫廷政变、叛乱不断，尽管面临着四面八方的危险敌人——巴尔干半岛有保加利亚人（匈人），来自亚洲的穆斯林早在654年就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帝国不仅坚持了下来，甚至多次取得大胜，还一度向东边扩展到了古罗马帝国的边界——底格里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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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为什么旧帝国西部的拉丁部分没有挡住蛮族，最终被蛮族统治，而东部的希腊部分则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呢？说希腊部分由于组织更完善，因此在政治和军事上优于罗马地区的看法是无稽之谈。毫无疑问，拜占庭贵族豪门不时会出现卓越的战士，他们率领部下——不管是封建征召军人还是蛮族雇佣兵——创下英雄伟业。这些家族本身无疑也是有部分蛮族血统的，然后率先在拜占庭高雅了起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希腊世界愈发成为一个采用希腊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民族混合体。但这种情况在拉丁化的西部地区可能还要更厉害，因此，东西方的差别不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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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移植到希腊人土地上的东罗马帝国国祚长久的首要原因在地理方面，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无与伦比的军事区位。罗马是一座建在中等河流旁边的内陆城市，承受不住兵力稍多的军队发起的奋勇攻击。皇帝们有时会离开罗马城，驻跸于更安全的拉文纳。君士坦丁堡则雄立于海涛之侧，三面环水，哪怕是面对兵力大得多的敌人，却几乎不可能攻破。援军和补给可以从两个方向运达，敌人很难封锁。如果罗马成了全世界的首都，那不是因为它有经济优势——它没有多少经济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战争。因此，当罗马城不再是四方朝贡的都城时，就失去了自然资源的援助。君士坦丁堡是世界贸易体系中重要陆路和水路的交汇点，不只是一座都城，本身就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防守。616年希拉克略皇帝在位期间，波斯人围攻过君士坦丁堡，没有成功；626年的阿瓦尔人，654年、667年、672年、717年、739年的阿拉伯人，764年的保加尔人，780年、798年的阿拉伯人，811年、820年的斯拉夫人，866年的罗斯人，914年的保加尔人，也围攻过君士坦丁堡，但都失败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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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各路蛮族攻陷过，或者在700年前后落入穆斯林之手，就像当年罗马城被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夺取一样，那就意味着东罗马帝国的末日，就像西罗马帝国一样。但正因为帝都挡住了所有攻击，它才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帝国收复故土的大本营。而当敌人暴露出弱点时，帝都甚至可以让帝国重新走向胜利与征服。拜占庭的历史无疑是世界史中最令人惊叹的兴衰交替历程。周边蛮族一次次横扫帝国，侵略劫掳，直抵京畿，他们有的来自北方，有的来自多瑙河以外，有的来自东方的阿拉伯地区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将小亚细亚整个打穿，还有跨海而来的各路海盗。这些战争消灭了大量人口，土地遂由蛮族所有。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当年立身于巴尔干半岛，其村庄南至伯罗奔尼撒，但帝国还是存活了下来，最后甚至将移民吸纳到了自己的机体和组织中，就是因为有君士坦丁堡坚守、维护和传承着古老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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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的一个反例是，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曾被十字军攻陷。但东罗马帝国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地方势力将帝都夺了回来，从而复兴了古典意义上的帝国。但从两方面来看，这段插曲都可以视为例外情形。1204年的君士坦丁堡几乎是不设防的——内部陷入分裂，篡位者接连上台和垮台，谁都不能从地方引入援军。但十字军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与威尼斯舰队联合，从海路封锁了城市。于是，尽管有种种天然优势，君士坦丁堡还是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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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势力坚持反抗，最终赶走敌人并不是因为希腊人在民族精神或军事素养方面更强，而一部分是宗教原因，另一部分是十字军本身性质的原因。如果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人还是蛮族异教徒，他们或许会一直统治这座城市。与西方人一样，希腊人会适应他们的统治，同时将征服者吸纳到自己的文化和教会中。但十字军遵照教宗额我略七世的精神，不仅将军事力量强加于希腊人身上，也将罗马教会强加于希腊人。若要服从罗马教会，希腊人就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从宗教斗争中汲取了强韧的反抗力量，加上法兰克人早就失去了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部落骨子里的剽悍，要应付希腊人的反抗更是难上加难。当然，十字军刚来时有威尼斯这个盟友，实力举足轻重。但十字军取胜后将一位佛兰德地区的伯爵立为统治者时，伯爵手头只有十字军的一小部分。威尼斯人独占被征服的帝国土地的八分之三，大封建主获得了大片土地，两方都不服从号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皇帝对手下骑士的统治力，与当年克洛维及其继承者对法兰克人的统治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尽管占有帝都，最终还是被迫撤出希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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