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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势力坚持反抗，最终赶走敌人并不是因为希腊人在民族精神或军事素养方面更强，而一部分是宗教原因，另一部分是十字军本身性质的原因。如果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人还是蛮族异教徒，他们或许会一直统治这座城市。与西方人一样，希腊人会适应他们的统治，同时将征服者吸纳到自己的文化和教会中。但十字军遵照教宗额我略七世的精神，不仅将军事力量强加于希腊人身上，也将罗马教会强加于希腊人。若要服从罗马教会，希腊人就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从宗教斗争中汲取了强韧的反抗力量，加上法兰克人早就失去了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部落骨子里的剽悍，要应付希腊人的反抗更是难上加难。当然，十字军刚来时有威尼斯这个盟友，实力举足轻重。但十字军取胜后将一位佛兰德地区的伯爵立为统治者时，伯爵手头只有十字军的一小部分。威尼斯人独占被征服的帝国土地的八分之三，大封建主获得了大片土地，两方都不服从号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皇帝对手下骑士的统治力，与当年克洛维及其继承者对法兰克人的统治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尽管占有帝都，最终还是被迫撤出希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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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8 阿拉伯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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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将蛮族骑手纳入麾下并组建的骑兵部队中，很早就包含了阿拉伯人，也就是撒拉逊人。在克拉苏征讨帕提亚的战役中，一位阿拉伯首领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78年，瓦伦斯皇帝从东方带来对抗哥特人的就是阿拉伯骑兵，不过，他们在阿德里安堡被日耳曼人的冲锋打败，这预兆了后世的多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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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待日耳曼人一样，罗马人一开始想要降服阿拉伯人。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埃及总督埃利乌斯·加卢斯（Aelius Gallus）出兵征讨阿拉伯人（公元前26年至25年）并夺取了一座大城镇，但因饥饿和疾病而损失惨重，于是罗马人再也没有在这个方向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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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边的日耳曼人一样，阿拉伯人是作为雇佣兵被带入文明世界的，尤其是在查士丁尼前后罗马人与波斯人交战期间。最终，阿拉伯人决定要自己掌权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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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过程与日耳曼人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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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士精神，日耳曼人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带来。他们成为文明世界霸主时还是纯粹的野蛮人，在此期间对文明世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阿拉伯人长期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野蛮好战的游牧民，也就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一类是文化水准颇高的城市商人。将两类人团结起来的是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宗教文化；为了缓和与驾驭贝都因人的敌意和凶狠性情，精明的麦加商人无疑会有意地扶持宗教。2犹太教和基督教造成了影响，并激发了他们的宗教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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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将这些成分与倾向整合为一个政治-宗教统一体。伊斯兰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宗教，而是以宗教力量为根基的民族性政治-军事组织。为了方便比较并认清两者的根本区别，我要打个比方：穆罕默德就好比身份是先知的阿米尼乌斯，将所有日耳曼部族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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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士、民族领袖和先知，穆罕默德从阿拉伯世界中一下子组织起了一支力量，以势不可挡的威力横扫了左右两侧——属于罗马的叙利亚和埃及，以及仍然在与罗马打拉锯战的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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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入日耳曼人手中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古典文化在基督教会中保留了下来，而且西部形成了日益极端化的两极格局：一边是独立的教会；一边是独立的列国。教会和国家在伊斯兰教中是同一的：先知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代理人）既是精神领袖，也是世俗统治者；既是神意的解释者，也是军事统帅。贝都因人的军事实力长期以来为世人知晓和畏惧，命运（kismet）和天堂的教义更使其威力倍增，同时安拉的权威又确保了人们服从军令。就连虔信者都说：“最好的教理就是持剑助神。”3劫掠成性的贝都因人也乐于顺从一个将文明世界的财富撒到自己大腿上的精神权威。这个精神权威为沙漠之子固有的战斗威力加上了纪律的要素，竟能达到禁止战士饮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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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阿拉伯军制的文献——尽管它出自14世纪，但仍然可以追溯古老的传统4——这样描述信士的顺从（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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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伊沙克（Ibn Ishâk）在《战记》中写道：神遣者要离开卡夫拉谷（Wâdil Cafrâ），听说古莱什部落的人正要来攻打他，便向众人征求意见。阿布·伯克尔（Abu Bekr）先说了一番漂亮的话，接着是奥马尔（Omar），也讲得不错，接着米克达德·本阿姆罗（el-Mikdâd ben Amr）起身发言：“啊，神的使者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都跟着你。我们不会像以色列的子孙那样说，‘去吧，你和你的军队，去打吧。我们要留下来’。我们会说，‘去吧，你和你的军队，去打吧，我们会与你和你的军队并肩战斗’。以遣你来的神的名义，如果你要我们一同去比尔德季马德（Birk el-Gimâd），我们就同你一路打过去，直到你到那里。”神遣者答道：“说得好！”并祝福了他。接着，他转身说道：“你们也是，向我建言吧。”他指的是辅士（Ancâr，投奔穆罕默德的麦加市民），因为他们人数很多。接着，赛义德·穆艾德思（Sa’d ben Mu’âds）说：“神遣者啊，你说的好像是我们。”“当然。”他答道。赛义德接着说：“我们信奉你，相信你对我们的一切教诲都是真理。作为回报，我们发誓听从你，顺从你，这是确认过的。所以去吧，神遣者，不管你受命要去哪里，我们都会跟随你。以遣你来的神的名义，如果你要我们追随你渡海，我们会和你一起跳进去，没有一个人会不跳。如果你要我们明天就迎敌，我们绝无异议。我们在战争中是坚定的，在战斗中是可靠的。神也许会通过我们向你展现让你喜悦的事物。那么，与我们一同进发吧，在神的祝福下。”神遣者对赛义德的发言表示满意，话语里激情澎湃：“起来！将好消息传开，因为神已经许诺我两派一心。以神的名义！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人广布四方。”奥马尔说：“以掌握着我生命的人的名义，他们绝对会将敌人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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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人像日耳曼人一样被分成许多部落，甚至比日耳曼人的还要多，因为随着城镇的发展，部落中还产生了社会阶层对立。先知凭借自己的制度将所有部落和阶层结合为紧密的统一体，由此不仅带来了强大的内聚力，还创造出一个极其庞大的协作集团。日耳曼部族从来没有合作过，我们还知道横扫罗马帝国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军队人数是非常少的。与日耳曼地区一样，阿拉伯人口稀疏，但如今这片广大地域上的所有部落和阶层都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一支由一人掌握的军事力量。据说，穆罕默德于630年亲自率领3万人征讨拜占庭帝国，但这支军队在边境停了下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5阿布·伯克尔[43]的统帅哈立德（Chalid）率领1.8万人征讨波斯。6在636年被波斯人击败的桥上会战（Bridge Battle）中，阿拉伯人据说只有1万人。7哪怕是在637年击败波斯的卡德西亚（Kadesia）决战中，根据“最古老、最可靠的文献”8，阿拉伯人也只有0.9万到1万人；稍后的贾柏莱（Dschabula）会战中是1.2万人。9从查士丁尼征战史中常见的兵力规模判断，这些数字并非不可思议。在攻陷泰西封后有6万人分到战利品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些数字。卡德西亚会战后确实有援军抵达，但我们首先就要怀疑指挥官在上报战果时会远远超出真实情况。从我们对十六七世纪德意志雇佣兵队长的了解来判断，这些极其贪婪的贝都因人报上去的数字大概夸大了3倍到4倍。尽管如此，按照最近的学者的看法，击败波斯的阿拉伯军队可能不止1万到1.2万人。但我们必须特别考虑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穆斯林军队都在境外作战，还有兵力相当或更多的军队正在叙利亚与希腊人打仗。634年，在耶路撒冷以南发生的艾德沙那迪恩（Adschnadein）会战中，阿拉伯人第一次击败希腊人，据当时记载有2.5万至3万人，尽管这个估算数字当然是不确切的。10为了确保优势兵力，他们从幼发拉底河前线调来正与波斯人对战的3000名骑兵，这批人自带淡水，穿过沙漠赶了过来。即便这个数字有点太高了——从远方调来3000名骑兵一事就是证据——但希腊帝国早就没有能力在任何地点投入对等数量的兵力了。回想当年查士丁尼之所以能派贝利撒留率领1.5万人征讨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只是因为他能与波斯长期维持和平。阿拉伯文献中反复提到希腊人和波斯人占有极大的数量优势，数十万大军被打败，丧命于信士的剑下。11当然，这些记载与古希腊人讲波斯大军被米提亚德、保萨尼亚斯和亚历山大打败是一个道理。事实上，在这些战例中，占据数量优势的总是胜利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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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将好战的沙漠部落全部收服，拥有了取之不竭的兵员，能够同时向四方派出多于敌人的兵力。他们不是一不发饷就哗变的雇佣兵，而是神的勇士。为了在征服的土地上获得最丰厚的报偿，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匮乏和自我约束。因此，他们能够穿越荒凉的的黎波里去征服迦太基和整个北非，最后将西班牙也拿下，直到卢瓦尔河才遇到打败他们的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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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征服北非的军队有2万人乃至4万人，这些数字显然是太高了。那么多人在的黎波里长途跋涉，后勤肯定供应不上，而且达成目标只要四分之一的人就够了。然而，穆斯林出现在西边的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同时，他们也在沿着亚历山大的足迹推进，远至中亚和印度。另外，拜占庭本土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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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意大利、西班牙和阿非利加的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得胜的穆斯林在被征服的土地上成了战士统治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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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本身已经是一个组织完善的政治集团，并没有像日耳曼人那样严重破坏被征服的文明世界。经过短暂的停顿，经济生活便恢复如常，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全沦落到以物易物的地步。新政治制度的根本原则是，被征服的不信者要纳税供养战士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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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战士阶层必须分散到全国，靠当地人上交的实物供养，这种状况最终走向封地的形态，也就是封建制度。阿拉伯地区的文明和货币经济并没有遭到彻底破坏，因此阿拉伯战士可以由征税和军饷来维持，不需要散布各地。征服者们仍然在大型军事据点中聚居，尤其是在库法（Kufa）与巴士拉（Basra），这些据点后来发展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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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已经看到——特别是在汪达尔人的例子中——单纯依靠自身成员和传统家庭来壮大的战士阶层不可能持久。在日耳曼部族中，战士阶层越是与被征服民族融为一体，共同成为教会的成员，这个阶层消失得就越快。在阿拉伯人中，战士阶层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被征服民族大多保留了自己的宗教，统治阶层也具有更强的自身个性和战士特性的意识。此外，哈里发国政教合一的性质将信徒牢牢团结在既有制度下。但200年后，阿拉伯人起初从沙漠里带来的原初力量已经在文明的土地上耗尽了。宗教成分与战士成分是人为混合在一起的，而冲突从穆罕默德去世后就开始了，日后两者更是愈发疏离。哈里发国没有明确的继承法，神权国家从本质上就不是世袭的。在先知的女婿阿里以及阿里的儿子——先知的外孙们被暗杀后上台的倭马亚王朝主要代表好战的贝都因成分，而接下来的阿拔斯王朝（建立于750年）则更多代表宗教成分。我们不妨将两者分别比作几乎只知道打仗的墨洛温王朝和联络教会的加洛林王朝。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哈希德（Harun al Raschid）[44]的继承者手中，哈里发帝国迅速解体，正如查理曼帝国在查理曼继承者手中分崩离析。9世纪初之后，雇佣兵取代了信士，尤其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不仅信奉先知教诲，更能提供兵员。塞尔柱突厥人的埃米尔和将帅很快就当上了主人，只给巴格达的哈里发留下宗教领袖的尊荣。大片地域——西班牙和埃及——脱离哈里发，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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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方也发生了与西方类似的状况。尽管有先知的教诲，但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力的天然对立依然影响着伊斯兰教。塞尔柱苏丹是由骑士制度支持的世俗统治者，与西方的国王略同，但两者的统治原则存在根本的重大差异。但正如兰克所说，仅看外表的话，我们是看不出红胡子腓特烈与萨拉丁（Saladin）有什么重要区别的。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我们可以将阿拉伯和塞尔柱军人简单地称为骑士；与西方相比，长官对手下的控制力要强一些，因为战士身份与宗教信仰在伊斯兰教中有着独特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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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纪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在一天的艰苦行军后，长官仍然可以命令士兵加固营寨。我们引用过的阿拉伯作者也提到了阿拉伯军队中的同样的命令（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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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扎营地点后，埃米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本日内挖好战壕，不许拖延迟疑。挖战壕是为了掩护部队，避免士卒逃亡，防止敌军突袭，还能抵御由敌军计谋和意外事件造成的其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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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规定在阿拉伯军队中是否真的实行了，我是有些怀疑的，不管怎么说，实行得肯定没有罗马人那样章法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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