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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授封仪式与圣职任命有关，而且年轻骑士的誓言中有为教会服务的字句，有人大概就认为这个新阶层源于教会。骑士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普遍的基督教修会，尽管其组织是如此松散，以至于“修会”一词似乎是极度的夸大。但一直有人相信，骑士制度应当视为对货真价实的骑士团——不久前在东方组建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的效仿，普遍意义上的骑士基督徒修会则是宗教热情高涨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1147年）的产物。但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是误入歧途。假如这一切的意义不过是某些武士说了一些仪式性的宗教誓词，往战袍上加了某些宗教徽记，那么这些现象就既不会有任何军事艺术史层面的意义，也不会导致一个在数百年里坚守自身地位的强大贵族阶层的形成。显然，这种现象存在着一股战争艺术史意义上的极强力量。除非我们完全沉浸到中世纪军事状况的本质里，探求其中的驱动力，否则就不能理解这一演变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从技术层面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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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直到查理曼时期，武士的护具——头盔、盾牌和锁子甲——都不是特别重。头盔没有面罩；锁子甲只保护上身，颈部没有防护。在整个中世纪，我们会发现装甲越来越完整，越来越沉重。19古时候，战士经常与主要防具盾牌并称（“scutati”：盾士）；到了11世纪末，新的称呼“甲士”（loricati）取代了盾士；最后，从13世纪起，兵力计算的基准成了披甲战马（dextarii或falerati coopert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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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军团的时代，战场决胜靠的是维持阵形坚固、巧妙机动和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战术单元的合力，而在中世纪靠的则是单兵武艺和勇气。但是，精良的武器对精湛的技艺大有助益。不开裂的长枪、可透铁甲的刀剑、坚不可摧的盔甲盾牌——胜仗是它们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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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荷马史诗》一样，当时的歌谣不仅颂扬英雄人物，也夸耀战无不胜的神兵、圣剑巴姆鲁克的来历与神异。不仅刀剑经常有专门的名字，而且骑士的其他兵器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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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精良、全身重甲、练过这些装备的人在单打独斗中就是比盔甲差劲的人厉害。尽管如此，军队里不能只有他们，因为重甲战士对许多必要的战争活动是无用的。他们步战很不灵便，只能离开固定位置很近的距离，另外上马、下马、从地上起身都很困难。21他不能长时间追击敌人。他不能使用任何远射武器。事实上，他只用一匹马是不够的，为避免沉重负载将战马累垮，他必须将战马尽可能留到最后关头。行军时，他必须骑别的马，因此不能只有一匹马，而是要有两匹乃至三匹（这在11世纪以来的文献中看得很明白）。22到了12世纪下半叶，战马开始披甲了，这种做法早在东哥特人与贝利撒留交战时就偶有记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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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加洛林王朝到奥托大帝的时代，尽管有许多细小的区别，军事技术和武器方面还是相对一致的。与此同时，从广大战士中逐渐产生了一批愈发显要的精英武士，他们有能力购置和演练最昂贵和最完整的盔甲，供养多匹战马和仆人。这些骑士不能单独参战，他们身边需要各种各样的协助——不仅是仆役和侍从，也要有轻装步兵和射手。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阶段，我们发现各个步骑兵种消失并彼此融合。同一批人既上马作战，也步行作战，既使用远程武器，也使用近战兵器。现在，步骑兵种再次出现了，但与古代完全不同。重装骑士身边有轻骑兵、弓骑兵、步行的弓手和弩手，还有近战步兵。如果只看表面，只看兵器，那么古今差别似乎并不明显：攻击用的兵器是一样的，防具也类似。但相似的外在表象在更深层处是本质的概念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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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相似的是轻装步兵，特别是弓箭手。与过去一样，他们只是辅助兵种。征服者威廉将他们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直到那时，这些兵种在德意志地区还用得很少，但其重要性从12世纪开始就稳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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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原本是没有弓骑兵的，弓骑兵在罗马人中间也很少见。弓骑兵是东方民族，是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传统兵种。就连十字军最初也都是通过敌人才了解他们的，或至少是学会了害怕这个兵种，然后自己也雇佣起弓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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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战步兵似乎曾一度完全消失，尤其是德意志地区，那里有许多场战斗的记载根本没有提到骑士下马战斗，纯粹是骑战。24在第一次和历次十字军东征中出现了许多下马武士，但原因大概往往只是马没有了。但从那时起，越来越多的近战步兵逐渐在西方出现，并形成了与古典军队的根本区别。近战步兵是古典军队的中坚力量，结成大阵，后来阵形变得更加精巧，同时也没有丢掉集群的威力。中世纪没有这样的步兵。即使装备了防具和穿刺劈砍的兵器，步兵在战斗中还是完全没有独立性，只是骑士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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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骑士也变得不同于古代重装骑兵。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的“王伴”（hetairoi）概念或许很接近中世纪初期的骑士。到了中世纪晚期，真正意义上的“骑士”的装备无疑要比任何古代骑兵都要重得多。汉尼拔和恺撒从蛮族雇佣的骑马作战单位更接近近代骑兵的概念，而非骑士。骑士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兵种，因为任何一个其他兵种——轻骑兵、步兵和弓手——面对面都挡不住他们，因此他们决定了战斗的胜负。骑士能不能击溃人数众多的罗马军团，这是值得怀疑的，但中世纪步兵肯定挡不住骑士。因此，凭借其武器的类型和威力，骑士构成了军队的骨架。不管从哪个方向，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见骑士，他是普通士兵的榜样，他的精神激励着后者，他的影响力也指导着后者。出身、训练、团结精神和社会地位将骑士的荣誉感和雄心强化到了极点，他必须做到勇猛非凡，否则就会受到鄙夷。我们能够看到，骑士既是兵种又是世袭阶层这一点不单纯是人造的概念，也不是偶然状况。如果没有这样一支社会中坚力量——或者更恰当地说，没有这样深厚的社会根底，那就难以集结起中世纪重骑兵所必需的精英集团。常备军曾存在于古代，到了现代又再次出现，他们通过集体生活和纪律被训练成战果卓越的队伍，中世纪是没有这种常备军的。军事训练只是家族和阶层内部的事情。于是，兵种就会变成世袭阶层，世袭阶层也会变成兵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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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二世皇帝不无正确地写信给儿子说，他应该派更多骑士来，“因为帝国和皇帝本人的权力寓于骑士群体中”（“cum specialiter in multiudine militum decus imperii et potentia nostra consistat”）。1368年，科隆市与于利希伯爵（count of Jülich）续签起始于1263年的盟约时专门加了一条，规定伯爵在9名骑士以外提供的15名骑士侍从必须“是出身本阶层的良人”（“guder Lude, zum Schilde geboren”）。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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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事实鲜明地体现了这个兵种的重要性，即拉丁文作者仅仅称呼骑士为“miles”——只有骑士才是真正的和完全的战士。这个词在古典拉丁文中指的是普通士兵，现在指的是最杰出的军人。10世纪末的里歇尔（Richer）首次使用了“milites peditesque”（骑士和步兵）这个短语，时间是995年前后。从此以后，这个用法就经常出现，26好像步卒根本不是正经士兵一样。当然，这个词从来不是一个定义稳定明确的术语。当一份中世纪文献记载一支军队的兵力是多少milites时，我们绝不能在没有进一步探究的情况下得出它还包括一定数目的其他兵种的结论，即轻骑兵、骑士侍从、普通士兵、弓箭手或其他步战兵种。至少在12世纪，如无特别说明，则“milites”也有全体骑兵的意思；我们必须首先明确一支军队到底是全由骑兵组成，还是也有步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miles”一词越来越仅限于真正的和狭义的骑士。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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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武士阶层大体上也是世袭制，而且以内部通婚为主。不过，勇猛的年轻市民或农家子弟，乃至非自由人也可以加入这个阶层并成立武士家庭。反过来看，这些家族的子弟有时也会转变为农民或市民。现在，随着上层成员脱离开放的武士阶层，混迹于诸侯、伯爵、主教府邸和庄园这些培育特殊教养和优雅举止的社交中心，武士阶层的地位就下降了，分化最终也明确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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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注意本作第1卷（第四篇第1章）中介绍的上古时代罗马政治制度的一件事。上古史的一个未解之谜就是城市贵族——希腊的Eupatrids和罗马的patricians——的起源问题，更进一步讲，为什么罗马的城市贵族比任何一个希腊城邦的城市贵族都要强大和持久得多。我给出的办法是联系中世纪文献来考察古代文献，正如我曾利用勃艮第战争的文献来澄清希波战争的情况。在中世纪，军功导致贵族阶层的形成；同理，一切资料都指向一个事实，即远古史前时代也发生了类似的变迁过程。一段时间以来，“远古中世纪”已经成了常规的提法；在意大利，对骑士阶层的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的骑战也比在希腊显著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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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有史以来的古典时期，骑士阶层——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决定战争胜负的战士种姓——就不复存在了。罗马贵族（起初是patricians，后来是optimates）是凭借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来统治的。与日耳曼公爵和伯爵不同，罗马执政官的首要身份不是战场上最优秀的战士，而是市长。哪怕到了职业军人观念和常备军完全取代古代罗马公民兵的时代，军队统帅也不以军人自居，而依然主要是政府官员。作为行省总督，卸任执政官和卸任裁判官也会统领军队。与此相反，日耳曼国王和王室官员原先是战士，保持了战士的本色，甚至是在他们凭借军事地位，完全掌控和治理民务时也是如此。中世纪的皇帝和国王都是骑士，他们的朝廷整个是由骑士组成的。占有土地的诸侯和伯爵是骑士，就连主教和修道院长也有骑士相随，而且经常亲自披挂上阵。按照艾因哈德（778年）的说法，查理曼让廷臣（aulici）担任军队首长。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非骑士即教士，不存在两者以外的人。于是，摘下骑士腰带的国王或其他贵族就完全放弃了世俗生活，准备到修道院出家了。28就连《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厨房总管鲁莫尔德（Rumold）都是一位“精挑细选的骑士”。一切不归教士行使的高级职能都由战士负责。凭借优越的职位、财富和收入，在国王、诸侯、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宫廷和府邸中当差的人构成了骑士阶层的最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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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显贵只需要做官员就可以了，因为凭借纪律严明的军队，他们能够掌控驾驭民众。到了罗马-日耳曼化的中世纪，领袖们可以没有训练有素的支队和大队，他们之所以成为人民的领袖，只不过因为他们同时也是胆子最大的斗士和力量最强的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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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圈子里，塔西佗描绘的古老日耳曼英雄观念延续了下来，并在故事和歌谣中维护和发扬：一方面，原本悲壮的英雄观念在这个时期变得更轻松了；另一方面，在资历较浅的家族中兴起了美的意识，而且最终激发出了理想化的骑士美学。通过自我施加的自律，骑士们变得高雅了。宫廷规矩和理想化的宫廷爱情就是骑士们的导师。29他们用自己的勇气为教会代表的永恒观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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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居社会地位顶层的骑士阶层是中世纪盛期特有的战士阶层，但并非当时唯一的社会阶层。尽管出身地位是骑士的一个重要而合理的基础，但普通士兵中自然也一直存在着许多能够履行同样职能的人——尤其是那些不担任官职的小块封地持有者往往并没有进入骑士阶层，但这些家族毕竟属于世袭战士阶层。30不管他们是不是只有小块封地，是不是已经获得了自由，一位军事首领本人如果知道某些普通士兵可以胜任职务，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为他们提供骑士级别的装备。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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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实角度看，一支军队除了真正的骑士，肯定还有许多——往往是极多——其他装备类同骑士的战士。32既然有未经历授封仪式的战士像骑士一样作战，也可能有出身骑士阶层的人充任低级兵种，或者穿的盔甲不是自己的，而是从领主那里借来的。另外，尚未授封骑士的年轻骑士阶层子弟，也就是侍从，表面上似乎也会融入轻骑兵队伍，与出身普通的轻骑兵并肩作战。社会地位和兵种地位的转换都是非常频繁的，而从现实角度来看，各兵种和阶层之间不像理论上那么容易区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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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骑士阶层是从转化为田产贵族的上层市民中逐渐分离出来的。战士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一直生活在城市里。认为罗马化地区的日耳曼部族居于乡村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作为伯爵的随从，他们本来就大多住在城里。行商不仅要会做买卖，也要有武艺，他们是兼职的战士。在城中伯爵和主教手下的战士里，似乎又有不少直接进入商界。在750年伦巴第国王艾斯图尔夫（Aistulf）颁布的敕书和不来梅主教的法令中，我们发现“经商”（qui negotiantes sunt）战士是一个单独的名目。在依然从军的战士当中，财产足够多的人当上了城里的官，还与富商家族共同形成了城市贵族阶层。34红胡子腓特烈禁止农民和牧师子弟授封为骑士的敕令中，没有专门触及市民阶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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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转化过程在各个方面的可能性有多么千变万化，中世纪军制的核心根本上是由世袭的战士种姓制度形成的。由此产生的摩擦和困境以一种务实的方式得以调和。在骑士子弟中，承袭的品性与后天训练达不到骑士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高要求者，会被强迫进入教会和修道院。如果其他阶层中的小伙子被发现具有优秀骑士的品质，他们可以从军士和侍从干起，然后作为没有骑士身份的骑士服役。最后，就连规定只有骑士出身者才能当骑士的法律也是能违背的。皇帝和国王们自然会将任何他们认为配得上这份尊荣的人封为骑士，而早在腓特烈二世皇帝时期，我们就发现有一套允许皇帝破格提拔合格人选为骑士的程序。35从当时的文献对加封平民为骑士表示的愤慨来看，这种事情大概并不罕见。维恩特·冯·格拉文堡（Wirnt von Gravenberg）在创作于1204年至1210年之间的《维嘉罗伊斯》（Wigalois）中就抱怨道：“愿上帝击败赐剑给配不上骑士生活和非骑士出身者的那些人。”13世纪下半叶，赛弗里德·黑尔布林（Seifried Helbling）[46]打趣道，将农民封为佩剑持盾的骑士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就像在复活节上午的教会赐福仪式中用老山羊肉而不是羊羔肉当祭品一样。“这一刻，让盾牌变为犁的土板，让剑变成犁铧，让骑士的丝袋变为种子包，让腰带的镶边变成麻制的辔头。”奥托卡尔·冯·施泰尔马克（Ottokar von Steiermark）笑话“铁板鞋改成了铁帽子”。萨克森封建法汇编中有如下解释：“如果一名农民受到国王青睐而被封为骑士，获得骑士的身份和权利，则国王的行为非法。农民若成为骑士，仍不具有骑士的地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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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则著名的故事说，一名骑兵作战特别英勇，于是红胡子腓特烈皇帝想要封他为骑士[1155年在托尔托纳（Tortona）[47]]，但他回绝了这份荣耀，说自己出身低下，而且愿意保留原先的阶层。37因此，早在那个时候，在习惯和整体生活方式方面，真正的骑士肯定已经与普通人形成了巨大的差异，以至于性情谦卑的平民会觉得进入骑士圈子是一件痛苦的事，自己在那里肯定会形同异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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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用了约800年的公式——“百姓存在是为了劳作，骑士是为了战斗，牧师是为了祈祷”——的第一次表达是在一名法国主教献给卡佩王朝君主虔诚者罗伯特（Robert the Pious）的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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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上帝之室三分而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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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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