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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种纵队,横队的劣势极难控御,其阵形松散且有空隙。而横队侧翼包抄的优势则无法发挥,因为敌军纵队的后排一直在散开,本来就在横队的对面,而且双方速度都很慢,于是后排有足够的时间顶上去。唯一真正暴露于侧翼攻击的前几排有尖顶阵保护,尖顶阵自然会使后排向左右两边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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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骑兵是作为一个整体战术单位,凭借尽可能紧密的冲击发挥威力的,侧翼攻击尤为奇效,因为排成紧密阵形的单位对侧面攻击毫无还手之力。骑士纵队的本意并非以紧密阵形发起冲击,以势大力沉为能事。它只是为了接近敌人,然后各自为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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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确实就是双方在皮伦劳伊塔摆出上述阵形的用意,那么尖端的构成似乎就有点太理论化了——甚至可以说是教条。因为每排左右掩护前一排的两个人不可能正好与前排保持一匹马的身长,这是显而易见的。等到两军接触时,左右掩护的人早就跑到第一排去了。战马有驯有烈、有快有慢,骑士有着急的,也有不着急的,完全不可能保持直线。因此我们不用管这一点,它对于实际操作来说是过于精致了,不过是短暂流行的玩法罢了。27决定性的要点是以窄长纵队向敌军行进(文献中叫作楔形阵和尖顶阵),这是与现代骑兵理论差异最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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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我们将前排依次收窄这一点视为缺乏现实意义的空文,但向敌军接近的纵队仍然是相当深的。这种做法已经得到来自骑士战斗性质的佐证,于是我们不需要进一步探究即可假定,骑士在之前的几个世纪里也是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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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纵队不是唯一的常用阵形。尽管这种优势不能决定胜负,宽浅横队有利于侧翼包抄这一点却从未被忘却。另外,有证据表明人们认识到了纵队与横队的对立关系,而且横队有时甚至会优于纵队。伊安·冯·黑吕告诉我们(第4918行),瓦林根会战(1288年6月5日)中,利德凯尔克领主(Seigneur von Liedekerke)前进时高呼:“敌军正向侧翼延伸,我们还没等反应过来就要被包围了。我们应该散开一些,让队列浅一些。”但黑吕不敢苟同,认为那是比武大会的做法,不适合实战。他表明最优秀的骑士之一利布雷希特·冯·多梅尔(Liebrecht von Dormael)表达了相反的观点。听到“浅一些”的呼声时,利布雷希特怒斥道:“要深,要深,浅什么浅!人人彼此贴紧,今天的光荣属于我们!”于是每个人都喊了起来:“阵形紧密!紧密!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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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布雷顿人威廉(William the Briton)对布汶会战(1214年)的记述中,有一位法国人将手下骑士排成一字横队,然后对他们说:“战场宽阔,大家要散开,免得被敌人包围。一名骑士不应该把另一名骑士当作挡箭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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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宽浅阵形有一个我们必须提出的特点:只有它才有可能实施步骑协同作战。如果骑兵像在皮伦劳伊塔那样排成紧密的纵队,射手或枪兵都不可能发挥支援作用,只会被己方骑兵践踏。在皮伦劳伊塔,纽伦堡的大量步兵都是组成单独的单位,远远甩在骑兵后方,因此只是充当后备军。若要步兵实际参战,骑兵阵形必须相当稀疏,而只要他们以宽大正面前进,阵形自然就会稀疏。但如果他们排成20排到30排的纵队,人人推挤向前,那么后排骑兵看见前面有空就会顶上去。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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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尖顶纵队和横队(en haye)在理论上差别很大,但两者其实是可以并存的,甚至可以在同一场战斗中同时运用,因为——我要再说一遍——两者只是接敌阵形,而非战斗阵形。即使接敌时是窄长纵队,战斗开始时估计也就展成横队了,因为每个人都想用用自己的兵器。仅有的区别在于:与先展开为横队,然后从远处开始冲锋相比,先以纵队接敌,然后自然散开形成的横队要窄长得多、紧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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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大军必须分成多个并排的纵队,彼此有一定间隔。如果是首尾相接,那么末尾的纵队肯定要很晚才能与敌军接触,甚至根本接触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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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与后期的区别可能是因为到了15世纪,骑士与平民士卒的比率已经非常低了。因此,组建以士卒为主体、以骑士为骨干的大军成了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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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早期开始的文献中就反复提到对“打头阵”的争夺,这似乎与并列纵队的观念相矛盾。早在温斯特鲁特河会战(1075年)中,施瓦就抢到了头阵,说这是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利。此说有两个独立的消息来源(兰贝特和贝特霍尔德),因此可以认为是准确的。森帕赫会战(battle of Sempach,1386年)[62]前也发生了同样的事,各地的骑士都说这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权利。30如果来自各地的单位是并排部署的,那么获得这项权利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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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概是:战斗常常在各路人马尚未完全展开时就打响了。这种情况下,第一支出营迎敌的队伍就会抢先进入战斗,尽管其他各路不会跟在后面,而是从各自的行军纵队或营地出发,尽快赶到头阵队伍的旁边。因此,各路人马是分梯队接敌参战的。实际参战的往往只有最先赶到的部队,原因在于战斗常常不会进行到底,而是初次交手就分出了胜负,因为认识到自己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认为已经输了。因此,对追求名誉的骑士来说,即使并排布阵是最有利的安排,布阵时担任前锋也是令人艳羡的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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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文献为下列观点提供了支持——并排纵队中依然有“头阵”,因为进攻是分梯队的——当然,此处梯队指的是并列的各纵队是逐渐展开的。据戈蒂埃记载,在阿塔勒布会战(battle of Athareb,1119年)中,圣徒彼得(Saint Peter)[63]手下的一支部队(acies)有打头阵的权利,并率先与敌军交手。31接着是戈弗里德(Gaufrid)和吉多(Guido)的部队,但他们没有去支援头阵,而是看到头阵取胜后就转而攻击敌军的其他单位,也打了胜仗。这段记载只能解读为三支部队分梯队进入战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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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期间,梯队进攻很可能成了公认的常规战法,因为这里的敌人以弓骑兵为主。弓骑兵自然会尽快投入战斗,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敌军正在展开的时候。如果在西方,对最先展开的单位率先出击常常是因为单纯的不耐烦和骑士固有的不守纪律,那么到了东方,这样做是有实实在在的理由的——如果不尽快与敌军交手,弓骑兵必然会对各单位造成杀伤。在阿苏夫会战中,当狮心王理查出于合理原因没有发出进攻信号时,骑士们大倒苦水,说自己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被牺牲了!再来看突厥人,根据记述萨拉丁事迹的史家柏埃丁(Boaeddin)的相关记载,他们被骑士的长矛杀得四散奔逃。早在933年就有一则类似的记载:当时亨利一世与匈牙利人交手,结果萨克森人冲得太快,敌人连发出第二轮齐射的时间都没有。33根据奥托·冯·弗赖辛(Otto von Freising)[64]的记载,1146年,“亚索米尔格特”亨利公爵(Duke Henry Iasomirgott)[65]与匈牙利人交锋时攻势如风,消灭了对方的弓箭手,但之后又被匈牙利国王的骑士击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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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已经掌握了骑士与弓骑兵之间关系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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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骑兵是中亚民族——波斯人、帕提亚人、匈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的传统兵种。从这些民族不断取得胜利来看,弓骑兵是一个可怕的兵种,但必须有特定的条件。要不是弓骑兵最后除弓箭外也装备了近战武器,那么与装备枪矛刀剑的十字军骑士对战时,他们的抵抗能力就要弱得多了。于是,他们在装备上与西方骑士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凭借人数优势,他们也可以实施近战。骑射手只有在开阔平原上才能发挥全部威力。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后撤,等到敌人累了,放弃追击时马上杀回来。因此,弓骑兵的起源必须到大草原上寻找,弓箭在草原上优势极大,所以军队才会不辞辛苦,不避繁难地训练和练习,直到掌握所需技能。一旦某地掌握了骑射技艺并作为传统承袭,这个兵种就可以移植到其他地区了。十字军很早就吃到了弓骑兵的苦头,于是开始将突厥人招至麾下,想靠他们提供保护。最早关于“突厥之子”(Turcopoles)的记载来自1115年,但耶路撒冷开城后,投奔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并为其守卫大卫堡的部队可能就是一支弓骑兵了。[66]腓特烈二世皇帝征讨意大利期间,手下就有撒拉逊步弓手和弓骑兵。西方没有独立发展出弓骑兵,因为弓骑兵在山地、森林和沼泽中作用有限,组建起来也很费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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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骑士军队的惯例是按照三层梯队编成和作战的,尤其是科勒将军,他有一整本书都是以此为基础。36这种观念应该被淘汰,因为它绝不适用于骑士军队。等到后面追溯了骑士发展为现代骑兵的变迁过程,并确定了“梯队”的技术含义时,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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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间的战斗往往在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刻就决出了胜负,失利的一方会承认战败并撤退。如果没有决出胜负,交手拉长成了战斗,那么骑士的使命和荣誉就要看“Kêre”了。这个日耳曼英雄史诗中的词指的是杀到敌军身后,然后转身杀回,期间不断与敌人交战,就像恺撒笔下的高卢骑士那样(《高卢战记》7.66)。37但若是将这种出入敌阵的行为延伸到整个分队(梯队),说他们前赴后继,“轮回不绝”(“roulement perpétuel”),那就是虚构夸大了,与“梯队”是多排纵队的认识绝不能相容。38还有一些说法是传奇色彩多于历史真实:战斗过程中偶尔会宣布休战,好让战士有机会恢复体力,39或者一名骑士中断战斗,为对手献上颂词。40按照骑士战斗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有多少个单位左右并排或前后相继,每个单位有多少排或多少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决定性的因素有人数,有武艺,还有自信,即骑士本人和相邻的人相信己方能够以比较整齐的阵形接敌。阵形几乎是凭借战士人数多少、地形空间大小而自动生成的。有记载称,某个单位的用途是在需要时提供支援,也就是预备队的功能,这些记载从战术上看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其与现代“预备队”相混淆,后者是用来决定最终胜负的。如果有两支兵力相当的现代军队相遇,一方的指挥官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对面的指挥官则留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他打的算盘是己方三分之二的兵力尽管弱于敌军,但足以支撑相当长的时间,破坏优势敌军的阵形,然后他派遣留下的兵力有序地加入战斗,一举奠定胜局。而对一支骑士军队来说,破坏阵形的作用要小得多,不能抵消初次交手时缺一个单位造成的劣势。主力颓势已显时才投入的预备队起不了多大作用,指挥官也会遭到添油战术的指责。因此,预备队在骑士军队中的目的与现代预备队大不相同,之所以暂时不许一个单位出战,是等着己方一旦出现薄弱点——而敌军或许恰恰在此处兵力强且紧密——这时再派上。所以从现代角度看,这更多是一个后发梯队的问题,而不是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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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些战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原本取胜的一方因为对方预备队突然出手而最终落败,比如塔利亚科佐会战;可这些文献本身不确定性太强,不能得出原则性的结论。这些案例很可能不是谋定后动,而只是偶然事件。尤其是这一条:任何指挥官都不会先放任主力被击败,而寄希望于之后派出预备队,击垮取胜后凌乱无序的敌军。这种计划的基础只能是在胜负未分之际,派出手头最后的部队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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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最后一支梯队是统帅所能做的最后的指挥行动。一旦统帅下令,或者将领合议确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位置,那么国王和公爵本人就会像骑士一样参加战斗,追求荣耀,而不再行使指挥权。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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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典型的中世纪战斗和会战不过是众多骑士间的个人决斗,只能表面上做一定程度的驾驭,同时有其他辅助兵种的支持。但这种典型情形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我们可以设想出在一些情况下——也能找到实例——骑士认为下马步战更适当,或者辅助兵种发挥了超出平常的特殊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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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斗形式应不应该视为骑士的战术呢?这不过是文字游戏。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术是为会战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按照这个定义,骑士军队无疑是有战术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阵形需要做一定因地制宜的布置,有预备队引而后发,有关于射手或步兵如何部署、何时出击的命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射手或步兵甚至会被派去执行特殊的任务,那么中世纪军队是有某种将道上的战术的。但这些成就微乎其微,以至于从实践角度看,认为骑士军队完全没有战术的人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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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67]说过:“断言封建军队没有任何战术,就好比一个人不懂某个国家的语言,于是就说这个国家没有文学。”42因此,这位法国学者相信,学者们只是暂时还不懂如何在文献中找到和解读中世纪战术的秘密。从那以后,学界投入巨大精力试图破解他提出的问题,填补知识的空缺,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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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难从中世纪文献中推测出这样或那样的概念。但就本书目的而言,这些文献的性质是非常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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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世纪作者一旦涉及细节,就没有陈述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他们认为可信的情况的意识,而是绘声绘色,不吝文采,尤其是在描述最紧张和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也就是战斗的过程。而对于实情,他们或许根本懒得陈述。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声称自己讲的是真事——换一个说法,他们声称自己讲的真假参半。当然,古典时代不乏同类历史文献,现代学者也漫不经心地拿来用,但毕竟还是有几个让我们获知实情的求真史家。至少对于一场战斗,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场战斗——坎尼会战——来说,我们有两类史料可供参照。我强烈建议读者详参阿庇安对坎尼会战的描述,以此锻炼史料对读的功夫,为缺乏真实史料的情况做好准备。这门功夫对中世纪尤其必要,因为那时的时代精神就是随意而不加批判。作者少有地位崇高的人。最后,他们写作用的是一门外语——拉丁文,这更是一个尤其危险的歪曲现实的根源。他们在描述中经常引用古典时代作家的著作,而古典作家的用词会引入时代错位的概念和意象。拉厄文(Rahewin)记述了红胡子腓特烈的事迹。他对克雷马围城战(siege of Crema)的记载直接照搬了约瑟夫斯(Josephus)[68]对提图斯围攻耶路撒冷的描写,包括各种细节如全军分为7路等。10世纪的法国修道士里歇尔(Richer)用优美的语言详尽描绘了一系列军事事件,例如892年奥多国王(King Odo)与诺曼人的会战。但他的描述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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