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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大概是：战斗常常在各路人马尚未完全展开时就打响了。这种情况下，第一支出营迎敌的队伍就会抢先进入战斗，尽管其他各路不会跟在后面，而是从各自的行军纵队或营地出发，尽快赶到头阵队伍的旁边。因此，各路人马是分梯队接敌参战的。实际参战的往往只有最先赶到的部队，原因在于战斗常常不会进行到底，而是初次交手就分出了胜负，因为认识到自己实力较弱的一方会认为已经输了。因此，对追求名誉的骑士来说，即使并排布阵是最有利的安排，布阵时担任前锋也是令人艳羡的好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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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文献为下列观点提供了支持——并排纵队中依然有“头阵”，因为进攻是分梯队的——当然，此处梯队指的是并列的各纵队是逐渐展开的。据戈蒂埃记载，在阿塔勒布会战（battle of Athareb，1119年）中，圣徒彼得（Saint Peter）[63]手下的一支部队（acies）有打头阵的权利，并率先与敌军交手。31接着是戈弗里德（Gaufrid）和吉多（Guido）的部队，但他们没有去支援头阵，而是看到头阵取胜后就转而攻击敌军的其他单位，也打了胜仗。这段记载只能解读为三支部队分梯队进入战斗。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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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期间，梯队进攻很可能成了公认的常规战法，因为这里的敌人以弓骑兵为主。弓骑兵自然会尽快投入战斗，对他们来说，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敌军正在展开的时候。如果在西方，对最先展开的单位率先出击常常是因为单纯的不耐烦和骑士固有的不守纪律，那么到了东方，这样做是有实实在在的理由的——如果不尽快与敌军交手，弓骑兵必然会对各单位造成杀伤。在阿苏夫会战中，当狮心王理查出于合理原因没有发出进攻信号时，骑士们大倒苦水，说自己在没有任何防护的情况下被牺牲了！再来看突厥人，根据记述萨拉丁事迹的史家柏埃丁（Boaeddin）的相关记载，他们被骑士的长矛杀得四散奔逃。早在933年就有一则类似的记载：当时亨利一世与匈牙利人交手，结果萨克森人冲得太快，敌人连发出第二轮齐射的时间都没有。33根据奥托·冯·弗赖辛（Otto von Freising）[64]的记载，1146年，“亚索米尔格特”亨利公爵（Duke Henry Iasomirgott）[65]与匈牙利人交锋时攻势如风，消灭了对方的弓箭手，但之后又被匈牙利国王的骑士击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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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记载，我们已经掌握了骑士与弓骑兵之间关系的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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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骑兵是中亚民族——波斯人、帕提亚人、匈人、阿拉伯人、突厥人的传统兵种。从这些民族不断取得胜利来看，弓骑兵是一个可怕的兵种，但必须有特定的条件。要不是弓骑兵最后除弓箭外也装备了近战武器，那么与装备枪矛刀剑的十字军骑士对战时，他们的抵抗能力就要弱得多了。于是，他们在装备上与西方骑士并没有太大差别，而且凭借人数优势，他们也可以实施近战。骑射手只有在开阔平原上才能发挥全部威力。在那里，他们可以随意后撤，等到敌人累了，放弃追击时马上杀回来。因此，弓骑兵的起源必须到大草原上寻找，弓箭在草原上优势极大，所以军队才会不辞辛苦，不避繁难地训练和练习，直到掌握所需技能。一旦某地掌握了骑射技艺并作为传统承袭，这个兵种就可以移植到其他地区了。十字军很早就吃到了弓骑兵的苦头，于是开始将突厥人招至麾下，想靠他们提供保护。最早关于“突厥之子”（Turcopoles）的记载来自1115年，但耶路撒冷开城后，投奔图卢兹伯爵雷蒙（Raymond of Toulouse）并为其守卫大卫堡的部队可能就是一支弓骑兵了。[66]腓特烈二世皇帝征讨意大利期间，手下就有撒拉逊步弓手和弓骑兵。西方没有独立发展出弓骑兵，因为弓骑兵在山地、森林和沼泽中作用有限，组建起来也很费力。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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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提出骑士军队的惯例是按照三层梯队编成和作战的，尤其是科勒将军，他有一整本书都是以此为基础。36这种观念应该被淘汰，因为它绝不适用于骑士军队。等到后面追溯了骑士发展为现代骑兵的变迁过程，并确定了“梯队”的技术含义时，我们会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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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间的战斗往往在第一次交手的那一刻就决出了胜负，失利的一方会承认战败并撤退。如果没有决出胜负，交手拉长成了战斗，那么骑士的使命和荣誉就要看“Kêre”了。这个日耳曼英雄史诗中的词指的是杀到敌军身后，然后转身杀回，期间不断与敌人交战，就像恺撒笔下的高卢骑士那样（《高卢战记》7.66）。37但若是将这种出入敌阵的行为延伸到整个分队（梯队），说他们前赴后继，“轮回不绝”（“roulement perpétuel”），那就是虚构夸大了，与“梯队”是多排纵队的认识绝不能相容。38还有一些说法是传奇色彩多于历史真实：战斗过程中偶尔会宣布休战，好让战士有机会恢复体力，39或者一名骑士中断战斗，为对手献上颂词。40按照骑士战斗的基本原则，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任何一场战斗中，有多少个单位左右并排或前后相继，每个单位有多少排或多少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决定性的因素有人数，有武艺，还有自信，即骑士本人和相邻的人相信己方能够以比较整齐的阵形接敌。阵形几乎是凭借战士人数多少、地形空间大小而自动生成的。有记载称，某个单位的用途是在需要时提供支援，也就是预备队的功能，这些记载从战术上看是极其重要的。但我们不能将其与现代“预备队”相混淆，后者是用来决定最终胜负的。如果有两支兵力相当的现代军队相遇，一方的指挥官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对面的指挥官则留下三分之一的兵力，他打的算盘是己方三分之二的兵力尽管弱于敌军，但足以支撑相当长的时间，破坏优势敌军的阵形，然后他派遣留下的兵力有序地加入战斗，一举奠定胜局。而对一支骑士军队来说，破坏阵形的作用要小得多，不能抵消初次交手时缺一个单位造成的劣势。主力颓势已显时才投入的预备队起不了多大作用，指挥官也会遭到添油战术的指责。因此，预备队在骑士军队中的目的与现代预备队大不相同，之所以暂时不许一个单位出战，是等着己方一旦出现薄弱点——而敌军或许恰恰在此处兵力强且紧密——这时再派上。所以从现代角度看，这更多是一个后发梯队的问题，而不是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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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一些战记中有这样的说法，原本取胜的一方因为对方预备队突然出手而最终落败，比如塔利亚科佐会战；可这些文献本身不确定性太强，不能得出原则性的结论。这些案例很可能不是谋定后动，而只是偶然事件。尤其是这一条：任何指挥官都不会先放任主力被击败，而寄希望于之后派出预备队，击垮取胜后凌乱无序的敌军。这种计划的基础只能是在胜负未分之际，派出手头最后的部队去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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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最后一支梯队是统帅所能做的最后的指挥行动。一旦统帅下令，或者将领合议确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位置，那么国王和公爵本人就会像骑士一样参加战斗，追求荣耀，而不再行使指挥权。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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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典型的中世纪战斗和会战不过是众多骑士间的个人决斗，只能表面上做一定程度的驾驭，同时有其他辅助兵种的支持。但这种典型情形并没有穷尽所有可能性。我们可以设想出在一些情况下——也能找到实例——骑士认为下马步战更适当，或者辅助兵种发挥了超出平常的特殊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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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战斗形式应不应该视为骑士的战术呢？这不过是文字游戏。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战术是为会战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按照这个定义，骑士军队无疑是有战术的。如果我们考虑到阵形需要做一定因地制宜的布置，有预备队引而后发，有关于射手或步兵如何部署、何时出击的命令，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射手或步兵甚至会被派去执行特殊的任务，那么中世纪军队是有某种将道上的战术的。但这些成就微乎其微，以至于从实践角度看，认为骑士军队完全没有战术的人也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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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奥莱-勒-杜克（Viollet-le-Duc）[67]说过：“断言封建军队没有任何战术，就好比一个人不懂某个国家的语言，于是就说这个国家没有文学。”42因此，这位法国学者相信，学者们只是暂时还不懂如何在文献中找到和解读中世纪战术的秘密。从那以后，学界投入巨大精力试图破解他提出的问题，填补知识的空缺，但没有任何有价值的内容产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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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难从中世纪文献中推测出这样或那样的概念。但就本书目的而言，这些文献的性质是非常可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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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世纪作者一旦涉及细节，就没有陈述实际发生的情况，或者他们认为可信的情况的意识，而是绘声绘色，不吝文采，尤其是在描述最紧张和最令人兴奋的事件，也就是战斗的过程。而对于实情，他们或许根本懒得陈述。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声称自己讲的是真事——换一个说法，他们声称自己讲的真假参半。当然，古典时代不乏同类历史文献，现代学者也漫不经心地拿来用，但毕竟还是有几个让我们获知实情的求真史家。至少对于一场战斗，而且是特别重要的一场战斗——坎尼会战——来说，我们有两类史料可供参照。我强烈建议读者详参阿庇安对坎尼会战的描述，以此锻炼史料对读的功夫，为缺乏真实史料的情况做好准备。这门功夫对中世纪尤其必要，因为那时的时代精神就是随意而不加批判。作者少有地位崇高的人。最后，他们写作用的是一门外语——拉丁文，这更是一个尤其危险的歪曲现实的根源。他们在描述中经常引用古典时代作家的著作，而古典作家的用词会引入时代错位的概念和意象。拉厄文（Rahewin）记述了红胡子腓特烈的事迹。他对克雷马围城战（siege of Crema）的记载直接照搬了约瑟夫斯（Josephus）[68]对提图斯围攻耶路撒冷的描写，包括各种细节如全军分为7路等。10世纪的法国修道士里歇尔（Richer）用优美的语言详尽描绘了一系列军事事件，例如892年奥多国王（King Odo）与诺曼人的会战。但他的描述纯属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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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既然是这种态度，那么个别文献不论看起来如何精确，其意义都是很小的。唯有相互参照整个中世纪的各种记载，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当时的典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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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了骑士的作战方式，我们还能明白中世纪的人为什么从来没考虑过建立真正的军纪，因为就直接的军事目的而言，军纪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毕竟，会战的胜负取决于骑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骑士能顶住，他们就是中流砥柱，是军队的精魄，也是其他兵种的骨架。但骑士制度的基础是发达到极致的个人荣誉观，严苛的纪律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对骑士来说，全军取胜是不够的。他希望也需要胜利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个人卓越是骑士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这种与纪律相悖的观念让骑士成了单打独斗的战士。拜占庭皇帝利奥说，法兰克人不论骑战步战都凶悍坚韧，势不可挡，缘由正在于此。43毫无疑问，骑士在一些战斗中因为头脑固执、不听号令而落败，但那是例外情况，就连纪律最优良的军队也不能幸免。如前所述，骑士军队能接受的统率手段极其有限，有鉴于此，打败仗也算不得大事。军纪不严的首要缺点大概是追击时秩序混乱，忙着抢东西，而不是追敌人。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一次判决，凡是我军完全取胜之前就开始劫掠的人，都要割去耳朵和鼻子。44布汶会战之前，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宣布已经立起了一批绞刑架，大获全胜之前就被发现抢战利品的人都会被绞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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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求战利品还刺激了抓俘虏的行为，俘虏可以换来赎金。骑士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骑士会认为对手是同一个团体内的兄弟，几乎可以说是同志，自然从情感上就想保全对方，饶其性命。这种人性的敏感意识构成了对纯正好战精神的极大威胁，而且我们从很早就能看到这种意识了。奥德利克写道，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击败法王路易六世的布雷缪会战（battle of Brémule，1119年）中，被杀的法国骑士只有3名，被俘虏者则有140人。“因为他们全身包裹在铁甲中，而且出于敬畏上帝和同志情谊，两边都饶恕了自己的敌人。”46100年后，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以类似的方式写道，除了种种其他区别，威尔士人与骑士不同的一点是，前者热衷于杀戮，后者则对俘虏更感兴趣。再后来到了奥地利骑士与瑞士人交战时，骑士又抱怨粗鄙的农夫会把敌人杀掉，而不是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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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团的许多规章条目清楚地展示了骑士的军旅生活和战争活动，尤其是圣殿骑士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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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部队要扎营时会用绳子圈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然后会定好大团长、食堂、地方指挥官和军需官的地面。直到有人高呼：“尊敬的弟兄们，以上帝之名，扎营吧！”其他人才可以开始选择自己的位置（第148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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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团成员不得远离营地，以免听不到呼声或铃声。两名扈从中一人外出找柴火和草料时，另一人必须留守（第149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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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接到命令前不得备鞍或上马。骑士要仔细检查装备，不得遗漏。行军途中，每名骑士身前要有扈从骑马携带盔甲，身后要有扈从牵马（因为每名骑士都有3匹或4匹马），48而且任何骑士不得脱离行军纵队，短时内检验马匹气力除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违者开除（第162、163、166次团会）。进入战场时，元帅（marshal）应手持军旗，命令5名至10名骑士紧紧围在自己身边，保护军旗。护旗者应尽力驱逐敌人，不得与军旗分离或走开，而其他骑士可以向前、向后、向左和向右发起进攻，简言之，只要能杀伤敌人，不拘方向（第164次团会）。49一名副帅（commander）应将备用军旗卷在骑枪上，主旗若有不测，则立即展开。因此，该副帅即使看到机会，也不能刺出卷有备用军旗的骑枪（第165、241、611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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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即便身负重伤，没有命令也不许放弃军旗（第419、420次团会）。即使打了败仗，只要军旗还在飘扬，骑士就不得退出战场，违者开除团籍。如果本团旗帜丢失，他可以聚集到医院骑士团或其他基督徒的旗帜下。除非所有旗帜都倒了，骑士才可以跟从神意，寻地避难（第168、421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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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皮伦劳伊塔战场上的纵队阵形一样，通过与现代条令进行比较，骑士团的法规条文也能让我们明白中世纪骑士与现代骑兵的整体区别。在骑士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紧密行进、展开和回旋科目的操练。仅有的管制是不许擅自出列或出击——这种事情在现代骑兵条令中根本用不着提——和关于保护军旗的规定。因此，对战斗的管制不过是为了整齐地接敌，以及战斗开始后让旗帜高高飘扬，激励战士奋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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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骑兵的战术恰恰相反。今天的规范是：“骑兵的实战运用只有突破敌阵，一举决胜。50只有在突破未必成功的情况下，后续肉搏战才会带来特殊的形势反转。”现代条令接着写道：“骑兵最脆弱的时刻莫过于攻击成功之后。”同时特别强调迅速重新集合的必要性，而且如有可能的话，每个单位自始至终都应该保持紧密队形。51对骑士来说，护旗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样的目的。但战斗过程中是不可能集合、发信或下令的。关于侧翼进攻或防御敌方侧翼进攻的内容付之阙如，我们也找不到第二梯队或预备队的影子，因为胜负是由近身肉搏战决定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统御了，完全是骑士各自为战，不管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杀伤敌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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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骑兵的本质就是由长官控制的紧密阵形单位。因此，“集合”信号在操练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当战马听到“集合”就会自动跑向信号发出的位置。骑士完全没有这种操练和信号，号声也与其无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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