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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年，腓特烈二世皇帝大败米兰和伦巴第联军的科尔泰诺瓦会战也没有产生实际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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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人或许不知道野战是真正决定性的行动，因此战略的首要原则是将全部兵力集中到战场呢？有意思的是，骑士并不缺少这方面的洞见。在法国编年史《历代安茹伯爵事迹》（Taten der Grafen von Anjou）中，当1041年戈弗雷·马特尔（Godfrey Martell）伯爵围攻图尔城，一支援军正在逼近时，伯爵管家莱西阿努斯（Lisaeus）对主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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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被各个击破，我们不如集中兵力一战。会战是短暂的，胜利的成果却是巨大的。围城旷日持久，而且很难达成目标；会战则能让人民和城市臣服于你，战败者会在胜利者面前烟消云散。如果你打赢了会战，击败了敌人，那就掌握了局势，也掌握了图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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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大军逼近时，萨拉丁以同样的精神拆除了许多叙利亚城市的城墙，用守城士兵加强野战军。东哥特王托提拉也做过同样的事情。5但这些情况是例外，而且一直是例外。纵观整个中世纪，我们发现相反的原则才是主流，即利用防御优势坚守城堡，因为真正从野战胜利中获益的条件非常罕见。封建军队人数太少，实力太弱，不能克竟全功。甚至救援被围城市——援军是有优势的，可以在对围城军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发起进攻——的会战都很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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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术角度看，会战不过是多场小型战斗的集合，能做出的决定只有开战而已；同理，战略考量也不过是执行政治决策。既然“如何”进行会战方面通常没有什么好决策的，那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统帅是否认为己方兵力足够强大，可以开战？如果认为不够强，统帅就会寻找坚固工事，而敌军只能决定要不要围攻。这可能取决于许多情况，下决心可能也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些考量并不真正是更高意义上的战略，不是战略艺术。器械装备、行军秩序、粮草补给或许对审慎和精力有相当高的要求，但要说它们是战略行动，那还差了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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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就连发动会战的终极决定也不是战略决策，因为它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统帅做出的决定。纪律严明的军队发动会战是因为统帅下了令。中世纪统帅对军队的控制力达不到这个程度。不光他自己，全军必须都愿意发动会战，他才能发动。即便是纪律严明的军队，士兵主体对会战结果有信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对中世纪军队来说，没有信心更是根本就打不起来。这个现象非常典型，维杜金德就记载过两次（1.36和3.44）：一次是萨克森人与斯拉夫人会战之前；一次是与匈牙利人的莱希菲尔德会战之前，战士们首先宣誓支持统帅，然后庄严地宣誓会彼此协助。我们在别处也发现了类似的战前宣誓，甚至穆斯林那里也有。统辖全军的统一意志并不来自以统帅意志为依据决定一切的组织架构，每次行动都要单独创造，单独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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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统帅极大依赖于部下的心情和意志——无疑是中世纪战争中罕有会战的一个原因。战争几乎看不到尽头，打了许多年也没有一场会战，因为会战打响需要双方同时认为自己占据优势，除非一方迫不得已，再也不能回避战斗。胜算不大时，就连现代统帅通常也不会开战。但即便对方占有无可置疑的兵力优势，他还是有可能开战，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将道和对地形的利用能抵消劣势。由前文对战术问题的讨论可见，中世纪统帅没有这样的希望，只有当他本人和全军都确信己方有优势时，他才会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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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现象体现了骑士战争的特点，也反映了以之为基础制定战略是多么困难，即战术失败的一方往往仍然能达到其战略目的。从常理来看，首先击败敌军的一方应该也能达成其战略目标。但统帅对骑士军队的控制力非常小，取胜后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本是常事，结果一松就紧不起来，尤其是在敌方损失惨重的情况下，于是，统帅不得不放弃乘胜追击的计划。前面讲亨利四世的征战史时，我们已经多次确证了这一点，之后还会有更多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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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找不到马拉松会战的米提亚德、普拉提亚会战的保萨尼亚斯、留克特拉会战的伊巴密浓达、坎尼会战的汉尼拔、那拉加拉会战的西庇阿、法萨卢斯会战的恺撒那样的英雄统帅，或许莱希菲尔德会战是一个例外。诺曼公爵威廉登陆英格兰后决定不立即进军伦敦，而是集中兵力于海岸待敌。这或许也可以视为一次根基扎实的战略行动，因为随后发生的会战战果辉煌且影响深远。然而，我们是琢磨了一会儿才认识到上述情形配得上“战略”这个词的。我们在亨利四世与鲁道夫的战争中无疑能看到一些战略思考，但从中并没有产生大决战，因此我们对此提不起太大兴趣。有一些布置精妙的突袭战可以考虑纳入战略的范畴内，比如腓特烈二世在科尔泰诺瓦对米兰人的袭击，但它们缺少莱希菲尔德会战中的那种高瞻远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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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因此得出个人品性在中世纪军队中相对不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误解。相反，恰恰由于中世纪没有扎实的艺术层面的战术和战略，所以统帅的个人品性不得不发挥更大的作用。理论上说，战略家的才能体现于成功发动会战，并凭借战术技巧打赢会战。而在中世纪，几乎只有在敌人也想发动会战时，会战才会发生。双方都急于求战的例子是很罕见的。统帅需要的是其他方面的本领和才能，第一条就是维持松散的封建国家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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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皇帝的在位、离开和回归，德意志帝国一次又一次崩溃，然后一次又一次重建。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品性意味着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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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意大利市镇与霍亨斯陶芬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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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洛林帝国崩溃后，意大利和法兰克尼亚产生了多个名为“藩侯领”（margravate）的强大地方势力，类似于德意志地区的公爵领。但是，城市在意大利发展成独立政治势力的速度要比阿尔卑斯山对面快得多，势力也要强得多，而且它们发挥的作用要远胜于意大利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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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大量武士阶层成员一直住在城里。这种情况甚至在法兰克式的封建制度发展起来后也没有改变。998年摩德纳主教的一份文件中，除了提到教会同意以外，还明确提到了骑士和市民也同意。1亨利三世皇帝时期，米兰的骑士（milites）和平民（plebs）之间爆发了一场长期内战。骑士被迫离开城市，然后在6座城门外建起了6座碉堡，对城市发起攻击。最后，亨利威胁要派4000名骑士来弹压，这才平息了冲突。米兰市民也赦免了被赶出城的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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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7年，米兰各方缔结和约并规定了违约者的罚金：大主教违约应缴纳100镑；上层市民（ordo capitaneorum）20镑；附庸（vassorum）10镑；商人（negotiatorum）5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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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巴第[86]王朝和加洛林王朝时期，独立市镇是不可能存在的，一方面是因为君主实力还太强，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本身，各阶层的团结性还太弱。直到9世纪末，王权的松弛解体不仅让地方领主势力得以产生，也让独立城市成了可能。独立地位生发出了公民的团结意识，爱市情怀将各个阶层联合为一体，也唤醒了原本不尚武的阶层中的尚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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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可以不去考虑独立最终是以何种方式、何种形态取得的。3对我们而言，要点是各个阶层的团结与融合，尤其是武士阶层和市民阶层。无论如何，共居一市必然会产生多个方面的融合，武士干起了平民的行当，同时没有丢掉自由民和武士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知道早在伦巴第人统治时期就有经商的武士了。另外，在封建制度下，全民征召对于放哨站岗、守卫城墙等防御目的是有用的，现实中也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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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无疑出自后代可信度很低的记载，早在8世纪初，拉文纳和总督区[87]内的其他三座城市就是全民皆兵，对抗拜占庭皇帝。4到了奥托大帝时，路易德普兰杜斯（Luidprandus）竟然还有伦巴第统治民族的骄傲，如是写道：“我们憎恨罗马人，以至于想不出比‘罗马人’更严重的辱骂敌人的方式，它是一切粗鄙、懦弱、邪恶的代名词。”5但是，民族间的矛盾——同时也是职业间的矛盾——已经开始消散了。伦巴底语的痕迹在北意大利一直存在到11世纪，但之后就不见了（参见第2卷）。罗马人曾被伦巴第人视为半自由民，后来逐渐进入了自由民的行列。6市民形成了一个整体，共同捍卫市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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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的城市军制就是这样发源的，要考察其成就，我们就必须去研究市镇与霍亨斯陶芬诸帝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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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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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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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亨斯陶芬王朝初期，德意志几乎就已经失去了在意大利的霸权。康拉德三世甚至没能加冕为皇帝。[88]他的继承者腓特烈一世一上台就与归尔甫党（Guelphs）[89]和解，并在狮子亨利的支持和陪同下再次取得了皇帝头衔。但随着形势的变化，他很快就不得不通过武力维持在意大利的统治。市镇领主之间的内斗让皇帝看到了希望，他认为有一大批人从一开始就会加入他的阵营，以便躲避身边的敌人。例如，1158年，皮亚琴察（Piacenza）市承诺为皇帝提供100名骑士和100名弓箭手全程参加米兰围城战，另出100名弩手服役一个月。怀着报酬和权力唾手可得的希望，德意志诸侯与骑士欣然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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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发生于新王上位的第七年（1158年）。全军分为四路：奥地利公爵、卡林西亚公爵、匈牙利人一路，出弗留利（Friaul）；皇帝、波希米亚人及多名诸侯主教一路，出布伦纳山口（Brenner Pass）；策林根公爵、上洛林人及勃艮第人一路，出罗讷河谷，越过大圣伯纳德山口（Great Saint Bernard）；余者出莱茵河谷，越过施普吕根山口（Splügen Pass）。全军规模无疑是相当大的，但有人认为有1万名骑士，与意大利人会合后更是达到1.5万名骑士，总兵力达10万之众，这就太夸大了。7尽管意大利人不敢冒险与其野战，尽管他的军队按当时标准来看相当强盛，但数目还是不足以对米兰发动真正的围攻，甚至连完全包围的米兰都做不到。8他若是有10万人、5万人，或者哪怕3万人，团团围住都不是难事。尽管他有过几次突袭的尝试，比如强攻城门，但都没有成功。大军不得不采取蹂躏乡间和切断补给的手段，花了一个月时间才迫使米兰降服。（皇帝8月6日来到城下，米兰9月7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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