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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有两支骑士军队开战。几千名各自独立的战士大约在同一时间开始了肉搏战。过了一段时间，兵力较弱的一方开始败逃。这时，胜利一方有人顺势追击后撤的敌军，也有人会下马包扎伤口，整理战斗中受损的盔甲，杀死或俘虏落马的敌人，或者抢夺敌人身上值钱的盔甲或武器。当然，统帅也没有下令不许擅自掳掠和休息，或者要求骑士整装待发。骑士军队取胜后必然会是这样的状况，对战斗力无疑大大有害。一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动进攻的部队肯定会占据巨大优势，哪怕兵力要少得多。众多下马骑士在杀过来的骑兵面前几无还手之力，而且被攻击的人散布于一大片区域，攻击者起初可能都碰不上同等出身的对手，于是可以一点一点地吃掉对手。突袭过后战况的发展取决于具体情况，如果被攻击一方数目远远超过对手，他们是有可能应战并坚持战斗到胜利的。因为骑士是独立的战士，转向很方便，所以突袭位置在身后还是侧翼没有多大区别。关键问题永远是：突袭发生时，被攻击方有多少骑士不能战斗，他们散开的程度又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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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洛夫接着说，查理肯定是在霍亨斯陶芬军刚开始陷入混乱时出击的。那样做确实优势很大，但我要再说一遍，胜利仍然是一个巧合，原因或许是安茹军主力溃逃的速度比查理预料得要快。接下来的战斗无疑仍然是一场硬仗，但我们不知道最后获胜的为什么是法军，因为面对数量优势巨大，且因为先前的胜利而士气高昂的敌军，如果没有其他影响因素，单凭生力军的突然性和组织性并不足以奠定胜局。或许正如罗洛夫认为的那样，康拉丁的军队由3个民族组成，彼此很不信任对方，当敌方生力军突然现身时，他们都怀疑军中有内鬼，于是爆发了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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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场会战在军事史方面的教益很少，因为文献没有说明两个最重要的问题——安茹的查理为何又如何布置预备队或埋伏，以及他为何取得了成功——纯粹的猜测复无益处。我们只能得出一个反面的结论：梯队布阵不是当时的常规做法，因为假如康拉丁的军队有第二梯队，必不得无序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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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批判性看待中世纪史料，接下来是罗洛夫的一些具体论述。据说，卡斯蒂尔的亨利及其西班牙部队追击得太远，以至于回到战场时，查理已经打败了德意志部队。尽管这样将会战分段好像能解释以少胜多，但罗洛夫基于文本分析和客观考据指出，分段是虚假的。在所谓的第三阶段中，西班牙人的阵形据说像城墙一样坚固，法军无法突破。但这段传奇的主人公瓦勒里的埃拉尔（Erard of Valery）知道该怎么办。他带着30名骑士诈败，西班牙人以为所有法军都要逃跑，于是开始追击，打散了紧密的阵形。然后，法军杀入大批敌军之中捉对厮杀，但毫无效果，因为西班牙人的盔甲砍不坏也穿不透。接着，法国人冲到跟前，抓住敌人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了下去。西班牙人的板甲沉重，身穿锁子甲的法国人则更轻便灵活，所以取得了胜利。经历了一番奋战，西班牙人被彻底击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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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对传奇战争故事有警惕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如果轻甲部队如此轻易就能击败重甲部队，那我们肯定会看到更多类似的记载，重甲武士也不会在军事史上存在那么长时间了。但罗洛夫还通过文本分析表明这条记载纯属传说，因为普利马图斯对两年前的贝内文托会战也有非常类似的描述，只不过那时的人墙不是西班牙人，而是德意志人。德意志人在塔利亚科佐为什么不用在贝内文托的战法呢？我们不清楚。而且，几年后详尽描述了贝内文托会战的匈牙利国王安德烈（Andreas of Hungary）也不知道如此有趣的细节。它的缘起很单纯：凡是与法国人打得最激烈的对手，或者最后一战中的对手都是同样的说法，而关系最近、年代最早的意大利本地文献则完全没有该细节。这一传说是后来在远离战场的地方才产生的。圣丹尼的普利马图斯听到的传奇故事来自从意大利归国的骑士，他们自称凭借计谋和努力先打破了强大敌人的阵形，然后展开近距离肉搏战，这才征服了对手。而且与所有添油加醋的故事一样，他们对西班牙人盔甲牢不可破的吹嘘其实是贬损对手的武艺，毕竟什么样的敌人是徒手就能打败的呢？有人要抓他们的手臂和肩膀，把他们从马上扔下去，久经沙场的西班牙人难道不应该用长短刀剑砍掉那人的手指头吗？面对轻甲或无甲战士，一名骑士只有遭到多人围攻时才会被打败，而且即便如此，他也不是因为穿了好盔甲所以被打败，而是尽管穿了好盔甲，还是被打败了。塔利亚科佐可能也是这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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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考察会发现，因为盔甲沉重而行动不便的战士形象古已有之。希腊人自称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以少胜多，他们是怎么解释的？他们说，在所有民族中航海经验最丰富的腓尼基人建造的舰船太重太大，以至于转向操控不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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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罗洛夫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经过的结论，与那些彼此只有细节差异且迄今为止都被普遍接受的各家记载做一比较，这就再一次证明单纯分析书面文献，不做客观批判分析是何其无益。我们的史学界是多么以分析中世纪文献的种种精微方法而自豪啊！精微确实是精微，但当代的批判学者们对塔利亚科佐会战的描述依然充斥着虚构，一如古人对薛西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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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德意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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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大利城市类似，德意志城市的军事体系以居于城中的骑士为基干，又有愿意与武士阶层融合的富商群体为补充。罗斯·冯·史莱肯斯坦因（Roth von Schreckenstein）[103]的说法是正确的1，骑兵最初是由住在城里的骑士担任的，但后来包括了家产足以供养骑兵的全体。我们或许会怀疑有家产能不能确保会打仗，但我们一方面必须考虑保存了骑士荣誉观念的阶层传统；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商人阶层本就有武士色彩。那时的公共法律提供不了多少安全保障，最终让骑马武士自行执法成了可能。市民被称为骑士的例子非常多。2阿诺德[104]在《德意志自由市宪制史》（Verfassungs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Freistädte）第2卷第186页中写道：“一半人是骑士，从世俗或教会领主那里领受封地，披甲骑马服役，享有骑士的一切特权。一半人是市民，居住在城中，以商贸为业，为城市的利益效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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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特拉斯堡、马格德堡、苏黎世和其他城市，作为骑兵服役的市民被叫作“Konstafler”或“Konstofler”（相当于英语里的“constable”、法语里的“connétable”和拉丁语里的“comes stabuli”，意为“马厩伯爵”）。1363年，斯特拉斯堡的“Konstafler”提供了81个枪队，行会21个，船夫5个，小店主4个，酒商4个，等等。皇帝巴伐利亚的路易（Louis the Bavarian）要求各自由市“按照古老的传统”提供骑兵，随其到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进行加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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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长期斗争并没有在意大利产生真正的公民兵。让一群市民做到如臂使指只能是有限和暂时的，他们本性如此。而在德意志，从市民中发展出尚武精神的机会和条件甚至还要更少。即便到了行会开始与豪族争夺权力和议员席位之后，他们依然没有多少军事方面的成就。与周边诸侯和骑士没完没了的私斗对发展出具有城市特色的高效军事组织同样少有助益。市民群众无疑也有武装，具有或逐渐养成了某些尚武风气，但他们依然一直只是骑士的辅助，尤其是作为射手，5并以射术为皇帝效劳而闻名。吕贝克的阿诺德（Arnold of Lübeck）[105]的编年史中称赞过常年演练、武艺高超的市民。6市民们也经常出动，尤其是攻打强盗骑士，但这些都是小型战斗，而不是战争。在14世纪，行会成员曾乘坐大车出征，每车6人。但早在1256年，美因茨市议会的一次会议上就做出决议，要尽可能招募佣兵。7城市不仅招募平民士卒或骑士，也会与周边领主和骑士签订协议，出钱换取后者持续提供协助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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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佣兵协议成了各地城市军事体系的一大特点。1263年，科隆与贝格伯爵阿道夫（Count Adolf of Berg）签订了攻守同盟协议。伯爵成为科隆公民，有义务为城市提供9名骑士和15名扈从，战马均应披甲，每天的报酬是5马克，以科隆自铸的钱币支付。作为回报，科隆要为伯爵提供25位人马俱甲的名门子弟。于利希伯爵威廉和瓦罗姆（Walrum）与卡岑埃尔根伯根的迪特里希（Dietrich of Katzenellenbogen）之间也有类似的协议。甚至到了100年后，这份协议仍然在续约，几乎一字不易。8沃尔姆斯市与莱宁根（Leiningen）历代伯爵也有类似的协议。9当科隆和沃尔姆斯市民要求这样的协助时，他们肯定自己都觉得手无缚鸡之力！你想一想，这种协议只要求二十四五个人！但这些人是骑士，25名骑士不算太小的数目。我要提醒读者：当年查理曼的法令可是细致到了规定某位伯爵可以留2名还是4名战士在家。除非我们明白加洛林军事体系也是基于骑士阶层，而不是征发农民，否则查理曼的法令就是不可理喻的。大众的不习兵事与骑士阶层构成了天然的互补，所以科隆人也承诺为盟友提供协助，但不是征发市民，而是——举个例子——出披甲战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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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市民真要出城，他们也不愿意超出当天晚上即可返回的距离。1388年，莱茵兰和施瓦本地区的城市明确做出了这样的决议。10城市当局经常颁布法令要求市民必须常备武器，规定武器种类，宣称要举行阅兵以确保法令得到遵守。这些法令从来没有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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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详尽的记载和描述，尤其是科隆市的历史档案——比如戈特弗里德·哈根大师（Master Gottfried Hagen）[106]的韵体编年史11——常常会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图景。但是，在传说中被歌颂为科隆市民战胜科隆大主教及其骑士的瓦林根会战（1288年）不在此列，因为科隆市民在这场战斗中只扮演了次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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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兴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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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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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年，科隆市与科隆大主教康拉德·冯·霍赫斯塔登（Conrad von Hochstaden）爆发了冲突。打了几仗之后，大主教堵住了所有通往科隆的道路，切断了水陆运输，要用饥饿迫使城市投降。以盟友身份为城市效力的领主迪特里希·冯·福尔肯堡（Dietrich von Falkenburg）是市民的统领，他号召市民出城击退敌人。他说，被区区400名敌人堵住所有道路是科隆的耻辱。市民承诺跟随他，并在弗雷兴（Frechen）攻击了大主教的军队。按照哈根的说法，科隆赢了。福尔肯堡起初将本部兵马留在手里，然后出击，一举取胜。但如恩嫩（Ennen）[107]所说，后续事件里看不出科隆确实打赢的样子。如果大主教的部队真的不超过400人，那就显得科隆市民的军事能力相当差劲。我们或可假定，为了激励市民，迪特里希口中的敌军兵力远远小于实际情况。但这仍然表明科隆的军事成就是很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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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隆内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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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民内斗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康拉德的继任者、福尔肯堡的恩格尔贝特二世大主教（Archbishop Engelbert II of Falkenburg）煽动下，行会一度要反抗豪族的霸权。他们聚集在一起，计划袭击贵族的宅邸。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巷战，贵族占据上风，血洗街道，织布工损失尤其严重。尽管科隆街道狭窄，骑士还是在马上交战。哈根多次写到他们奋马向前，冲破了行会成员用来堵塞街道的锁链。由于骑士及其支持者的数目肯定相当少，这更突出了他们的个人武艺远超市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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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的一场街头巷战也是类似的性质，对战双方是科隆的两大豪族——奥弗斯德伊岑（Overstolzen）家族和魏森（Weisen）家族。争斗结束后，战败被逐出城外的魏森家族谋划突袭夺城。一名家住城墙拱门下的穷修鞋匠被一笔钱收买，同意在城墙下挖一个足够一名骑手通过的洞。林堡公爵瓦尔拉姆（Duke Walram of Limburg）、克利夫伯爵和福尔肯堡领主承诺将于1268年10月14日率领500人穿洞进城。公爵依计行事，顺着地下通道进入城内，打开最近的一座城门，然后带着全部兵马入城。但奥弗斯德伊岑家族及时接到警报，市民也加入了他们，双方展开激战，大批贵族家庭成员被杀，最后进攻者或被赶走，或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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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贝根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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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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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非常有意思，交战双方是斯特拉斯堡市民和本城主教瓦尔特·冯·基豪尔赛克（Walter von Geroldseck），两边各自留下了一份记载。主教一方是里歇尔（Richer）写的孚日山瑟诺讷修道院（monastery of Senone）史（M.G.SS.，25.340），他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因为他的作品于1265年结尾。另一份记载作者不明，与事件隔了一代人的时间，年份大约是1290年。它是在斯特拉斯堡写成的，显然不具备一手史料的可信度，而且我们看到的版本有多处篡改痕迹，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样子了。但从军事史角度出发，这本书——过去被叫作《豪斯贝根会战》（Conflictus apud Husbergen），现在改为《瓦尔特战争》（Bellum Walterianum）——仍然是一份极有价值的证据。因为尽管有个别点属于传说性质，但作者显然有亲历者作为信息来源。这份记述在某些方面相当清晰具体，只可能源于对会战发生时代的生活方式、交战方式的真实反映。最早用德文写史的人之一，14世纪斯特拉斯堡编年史作者弗里切·克劳奇纳（Fritsche Closener）在记录瓦尔特主教的争斗史——后来登上帝位的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Rudolf of Hapsburg）也有参与——时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将这份旧拉丁文本翻译成德文而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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