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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民内斗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康拉德的继任者、福尔肯堡的恩格尔贝特二世大主教（Archbishop Engelbert II of Falkenburg）煽动下，行会一度要反抗豪族的霸权。他们聚集在一起，计划袭击贵族的宅邸。此举引发了激烈的巷战，贵族占据上风，血洗街道，织布工损失尤其严重。尽管科隆街道狭窄，骑士还是在马上交战。哈根多次写到他们奋马向前，冲破了行会成员用来堵塞街道的锁链。由于骑士及其支持者的数目肯定相当少，这更突出了他们的个人武艺远超市民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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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的一场街头巷战也是类似的性质，对战双方是科隆的两大豪族——奥弗斯德伊岑（Overstolzen）家族和魏森（Weisen）家族。争斗结束后，战败被逐出城外的魏森家族谋划突袭夺城。一名家住城墙拱门下的穷修鞋匠被一笔钱收买，同意在城墙下挖一个足够一名骑手通过的洞。林堡公爵瓦尔拉姆（Duke Walram of Limburg）、克利夫伯爵和福尔肯堡领主承诺将于1268年10月14日率领500人穿洞进城。公爵依计行事，顺着地下通道进入城内，打开最近的一座城门，然后带着全部兵马入城。但奥弗斯德伊岑家族及时接到警报，市民也加入了他们，双方展开激战，大批贵族家庭成员被杀，最后进攻者或被赶走，或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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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贝根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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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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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战斗非常有意思，交战双方是斯特拉斯堡市民和本城主教瓦尔特·冯·基豪尔赛克（Walter von Geroldseck），两边各自留下了一份记载。主教一方是里歇尔（Richer）写的孚日山瑟诺讷修道院（monastery of Senone）史（M.G.SS.，25.340），他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因为他的作品于1265年结尾。另一份记载作者不明，与事件隔了一代人的时间，年份大约是1290年。它是在斯特拉斯堡写成的，显然不具备一手史料的可信度，而且我们看到的版本有多处篡改痕迹，已经不完全是最初的样子了。但从军事史角度出发，这本书——过去被叫作《豪斯贝根会战》（Conflictus apud Husbergen），现在改为《瓦尔特战争》（Bellum Walterianum）——仍然是一份极有价值的证据。因为尽管有个别点属于传说性质，但作者显然有亲历者作为信息来源。这份记述在某些方面相当清晰具体，只可能源于对会战发生时代的生活方式、交战方式的真实反映。最早用德文写史的人之一，14世纪斯特拉斯堡编年史作者弗里切·克劳奇纳（Fritsche Closener）在记录瓦尔特主教的争斗史——后来登上帝位的哈布斯堡伯爵鲁道夫（Rudolf of Hapsburg）也有参与——时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能将这份旧拉丁文本翻译成德文而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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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斯堡市民与主教间的战争照例打了很长时间，因为双方都在乡村烧杀抢掠，主教还堵住了通往城市的路口。编年史作者里歇尔写道，阿尔萨斯全境荒无人烟，百姓陷入悲伤之中。由于乡间的有产骑士都站在主教一边，所以他提前布置了警报，见市民出城就召集骑士。如果斯特拉斯堡城西14英里（约22.5千米）的莫尔塞姆（Molsheim）响起钟声，村子要由近及远依次敲钟，直至响遍全境。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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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市民出城捣毁了斯特拉斯堡城北约5英里（约8千米）的曼德尔塞姆（Mundolsheim）附近通往阿格诺（Hagenau）和察伯恩（Zabern）的道路上的一座塔楼。主教拉响警报，率军在市民回城途中发动袭击。于是，留在城内的市民启程去救援出城的同胞，并在城西北偏西约31.5英里（约51千米）的豪斯贝根会合。“措恩领主，我亲爱的同志，”斯特拉斯堡市长、先前出征带队的老骑士赖姆博尔德·李本泽勒（Reimbold Liebenzeller）对带队增援的尼古拉斯·措恩（Nicolaus Zorn）说：“以神的名义，欢迎你。在所有的日子里，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急着见到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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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摆出战斗阵形（“ordinantes acies suas”：“整理战斗线列”），彼此激励，尤其是对步卒说：“今天要拿出强健的精神，为了城市的荣誉和我们自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后代长久的自由，无畏地战斗。”两名骑士专门被派去指导步兵（“populo seu peditibus”：“大队步卒”）如何作战，市民承诺听骑士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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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主教的骑士看见敌军势力很大就犹豫起来，不愿冒险进攻。但当他们警告主教时，主教斥责他们是懦夫，还说他们想走就走吧。于是，他们为了自身荣誉留了下来，尽管预料到会战死，但依然上阵，编年史作者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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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成为骑士的年轻斯特拉斯堡贵族艾克沃塞姆的马库斯（Marcus of Eckwersheim）稳端长矛，率部一马当先冲向敌人。主教座下骑士拜克莱里乌斯（Beckelarius）上前应战。两人的矛都成了碎片，冲撞力是如此之强，以至于两人都被甩到地上，两匹战马都死了。两边的友军都冲上去支援，市民的部队成功救下马库斯并杀死了对手拜克莱里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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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双方的骑士大战开始了，斯特拉斯堡很快占据了上风。因为大批市民步兵端着长矛冲了上去，专刺敌人的战马，主教的骑士很快就全部落马。赖姆博尔德·李本泽勒之前教他们只管不停地刺，刺到友军的马也没事，因为市民毕竟离家近，可以走回去。文献中不吝笔墨，相当严肃地强调了这段话，而老骑士本来大概只是想开个玩笑。但无论如何，它描绘的骑士与矛兵混合作战的场景对我们是非常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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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的骑士之所以被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和步骑配合击败，是因为他们的长矛步兵没有上来。斯特拉斯堡没有让弩手辅助骑士作战，而是将他们从大部队里抽出来，没等开战就列好队，阻止主教的步兵上前支援骑士。可惜，文献中没有说明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据说，当市民为了绕过一道壕沟而朝回城方向运动时，主教就以为他们打算撤军，于是派骑兵先上，不等步兵赶上来就发起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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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特拉斯堡弩手不可能插到敌方骑士和步兵之间。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他们抢先占据了位于己方军阵前方的一处高地，主教的部队要沿着山脚前进。即便弩箭挡不住骑士，但却把步兵吓退了。当然，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上述看法似乎也不太站得住脚，因为斯特拉斯堡人占据的高地肯定只是一座小山，主教的部队完全可以避开它行军，何必要走低洼的山口。我们只能认定这一情节完全是虚构，尤其是文献中说弩手只有300人，而主教有5000名步兵。即便步兵实际只有800人或1000人，远离大部队的300名弩手怎么能打得过呢？要是一群矛兵竟然没有信心在野战中击垮人数不如自己的弩手，那他们肯定差劲得不得了。或许这段记载的核心是斯特拉斯堡弩手列阵于大部队两侧，向紧跟着骑士的敌方步兵射箭，后来被夸大成了弩手完全阻止敌方步兵参加骑士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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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重点是斯特拉斯堡占有极大的数量优势，而出身骑士家族、作为“虔诚骑士”亲自下场参战、期间有两匹坐骑被敌军杀死的主教觉得数量优势没什么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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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战败了，60名骑士被杀，76名被俘。斯特拉斯堡只损失一人，而且起初只是被俘，后来才被恼羞成怒的主教部队杀害的记载，与会战的整体性质太不相称，不可采纳。假如勇士主教手下的骑士果真预料到自己会阵亡，但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杀入敌阵，那么被杀的60名骑士就不会去白白送死。此外，这场战斗时间并不短，因为主教的第一匹坐骑死后换了一匹，第二匹死后又换了一匹，最后才骑着第三匹逃离。对斯特拉斯堡人来说，打了胜仗不流血会减损他们的名声。虚假记载的原因无疑是文本写于事件发生一代人之后。斯特拉斯堡当地对此战的口述史中特别强调屠夫比尔格林（Bilgerin）的命运，言语间透着义愤，说敌军将毫发无伤的他抓了俘虏，然后将其杀害。故事将重点放在比尔格林身上，掩盖了其他被杀的人，于是他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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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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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军、教会和西欧的历史中，骑士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书也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比如书写了战争艺术史上特殊的一页，或者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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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会以为他们发下了服从的誓言，有严格的纪律，因此表现上会与同时代的通常状况有所不同。但我们到处都看不到不同。恰恰相反，骑士团的团规最清晰地体现了骑士开战和战斗方式的特征。骑士团中被视为战斗人员的真骑士一直都太少了，不足以开辟新的战法。他们的意义和成就源于组织，而组织的力量源于拉丁教会各国为圣地征战而不断输入的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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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骑士团中的一员，条顿骑士团，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无比重要的长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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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用了整整三百年时间——或者从亨利一世算起，是200多年——才彻底征服和同化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弱小的斯拉夫部落。记住这漫长的时间，那么对于波兰人无力征服北边的异教徒邻居——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梅默尔河（Memel）之间普鲁士人，最后只得召唤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来帮忙一事，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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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转折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建国和殖民史，我们的了解并不很准确。直到100年后才有彼得·杜斯贝格（Peter Dusburg）[108]以求实精神记录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条顿征服期间的基本军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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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征服高卢凭借的是常备军，常备军立于高卢中央，以万钧之力击败和镇压每一次反抗。骑士团没有常备军。它也没有查理曼那样由附庸组成的军队，可以像大帝那样在必要时发动远征，配合政略逐渐消磨和挫败萨克森人的反抗。在征服普鲁士，顺便占据利沃尼亚（Livonia）和库尔兰（Courland）[109]的时期，这支德意志骑士团的直属兵力非常少。直到成为三地的统治者之后，它才成为一股强大势力。奇怪的是，任何时期的骑士团成员数目在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因此无法确定。213世纪时肯定不过几百人，最多不超过1000人。骑士团的力量源于一个事实：骑士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崇高思想，是教会与骑士的有机结合，而且作为教会和骑士的捍卫者，骑士团身后不仅有德意志，更有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一边是教廷颁布通谕，发表布道鼓动十字军；一边是诸侯和骑士好战的天性和对冒险的渴望。这两个因素为骑士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最终使之有能力完成了当年耗尽皇帝和国王的力量，吓得波兰不敢动手的功业。以耶路撒冷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没有带来长久的政治成功，但从这条大河中分出的流向波罗的海一角的小溪却结出硕果，对世界历史造成了延续至今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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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们首先在维斯图拉河畔的波兰边境荒地建立了坚固的托伦城堡（Thorn）（1230年或1231年），接着顺维斯图拉河而下，建立了其他要塞：库尔姆（Kulm）、马林维尔德（Marienwerder）和埃尔宾（Elbing）（1237年）。之后，他们沿着弗里斯泻湖（Frisches Haff）东进，在岸边修建了拜尔加（Balga）（1239年）。有学者认为骑士团沿边境行动是为了包围普鲁士人，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从不曾计划由两个基地分别出发，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行动。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据点都邻水，彼此之间能保持联系，还能通过水路与德意志地区相连。他们一旦顺着诺加特河（Nogat）抵达波罗的海，就与德意志海港建立了联系；埃尔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吕贝克的殖民地。因为领地新发现的厄尔士山银矿而成为诸侯首富的迈森藩候亨利（Margrave Henry of Meissen）拜访过骑士团。在一次十字军征讨中，他为骑士团提供的“朝圣”号和“弗里德兰”号两艘战舰比他提供的骑士贡献还要大，让骑士团得以控制弗里斯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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