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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科尔纳（Hermann Korner）[125]和兰贝克（Lambeck）[126]的《汉堡史记》（Rerum Hamburgensium libri）（2.37）对此战的记载中颇有神话色彩：正当吕贝克市长发誓时，阳光突然照射得丹麦人目不能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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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塞（Hasse）发表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历史杂志》[127]（Zeitschri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第IIV卷的《博恩赫沃德会战》（“Die Schlacht bei Bornhöved”）一文没有得出任何军事方面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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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派托山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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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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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0名德意志骑兵的支持下，锡耶纳人在阿派托山会战（Battle of Monte Aperto）中打败了佛罗伦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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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的记述（3：3：289）可指摘之处甚多，特别是他根据文献得出佛罗伦萨一方有3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这数字显然是太高了。随着战斗的进行，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分为4队，每队200人的德意志骑兵。要是敌军真有3.3万人，那么4支各200人的队伍是不可能决定整个战局的。文献中说佛罗伦萨一方有1万人被杀，1.1万人被俘，这肯定也是极大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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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认为步行作战的市民主要充当射手，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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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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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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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蒙·德·蒙福尔为首的英格兰男爵击败了国王亨利三世。一同指挥王家军队的还有亨利之弟、曾被德意志人选为国王的康沃尔伯爵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is）和亨利之子，即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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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步兵和骑兵，但文献中未提到步兵发挥积极作用。此战似乎是一场骑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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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献中夸大到无可救药的兵力数字——一边有4万人，一边有5万人（科勒认可这些数字，3：3：303）——奥曼（第415页）做了精彩的剖析并正确地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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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林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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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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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林堡伯爵继承权爆发了一场争执，形成两大对立联盟：一方以布拉班特公爵约翰为首；一方以科隆大主教齐格弗里德为首。两人是争夺下洛林主导权的老对手。战后不久，伊安·凡·黑吕（Ian van Heelu）为纪念胜利者布拉班特公爵而创作了一部韵体编年史，详尽描述了这场战争以及最终决定胜负的瓦林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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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在这场会战中发现了最了不起的战术现象。公爵的部分兵力（贝格伯爵的骑士）等到后面才参战这一事实被说成是最天才的将领也不过如此的壮举（第176页），还是一种后来进入德意志地区的战法的起点，因此愈加重要。当然，他在下一页就写到同样的事情在米雷和塔利亚科佐就发生过；再往下看几句还会发现，这种战法可以回溯到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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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战绝对没有什么新战法。由于骑士单位的一种机动方式和双方步兵采取的行动，它确有可观之处。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可能是：尽管有军旗战车坐镇，大主教的步兵还是没有守住阵脚，对面的科隆市民和山民则向着大主教骑士的侧后推进。但这一点尚不明晰，因为黑吕这唯一的详尽文献显然将聚光灯打在布拉班特公爵身上。理查德·雅恩（Richard Jahn）敏锐而细致地进行专门研究（1907年通过于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试图通过黑吕的诗句来建构会战的图景。但我还是不免怀疑，一场骑士战斗中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谋划和行动。即使作者从诗句中读出的“战术”可能有点过头了，但站在今人的角度，从战术视角出发尝试重构这场会战，详尽而富有时代气息地叙述了一场骑士战斗，无论如何是非常有价值的。雅恩的研究做得非常用心，对主题具有值得赞赏的了解和完整的把握。尽管我在前面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但我衷心推荐学者以雅恩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榜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达到对中世纪战斗的更完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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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吕说骑士分成了多个konroots，雅恩将其解释为真正意义上的骑兵中队编制。但由于骑士的观念与这样严整的阵形截然相悖，所以“konroots”应该并无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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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雅恩的结论，黑吕不加区别地用“扈从”“军士”“仆从”（“Knappen”“serianten”“Knechte”）来指称所有骑士以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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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吕的两个表述对我们很有价值，前面总体介绍骑士战争行为时其实已经用到了：一个具体证实了骑士是缓步接近敌人，“仿佛新娘走在马的前面”；另一个是关于应该“厚”（dick，即大纵深紧密阵形）攻“薄”（dünn，即散开阵形）攻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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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个源远流长的故事：后来战败的齐格弗里德大主教是带着锁链上阵的，本来想用来捆绑俘虏。（参见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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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托蒙多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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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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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3：3：329）将佛罗伦萨与阿雷佐之间的切尔托蒙多会战（battle of Certomondo）称为意大利军事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我看不出依据何在。一部分步兵布置在骑兵侧面、一部分布置在后面的做法被科勒（第337页）视为创举，其实并无特别之处。科勒说阿雷佐的步兵手持长刀伏地，从下方划开佛罗伦萨战马的腹部。除非他能解释佛罗伦萨的战马为什么没有越过或践踏趴在地上的人，骑手又为什么没有用矛刺底下的人，否则我只能将其当作不经之谈。佛罗伦萨人最后在前线后方组成车营的做法也是其他场合的常见现象。就车营的战术意义而言——让部队“严阵以待”，或者用大白话讲，没有夹着尾巴逃跑——它与兵士趴在地上，用长刀划破战马肚子的故事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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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希费尔德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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