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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机智勤勉（versutia et indust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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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雄壮气魄（virilitas et audacia men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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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以下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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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匹务多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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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射手（sagitarii）务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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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粮草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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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战场“位于高处，利于作战”（qui sunt in altiori situ, vel meliori ad pugnand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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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太阳与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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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预计援军务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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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在此处，还是在之后继续讲作战执行的一章（第14章），他对战术都是只字不提，除了阵形严整优于阵形混乱这一句。对于我们最想了解的内容——各兵种之间的配合，如重骑兵与轻骑兵，步战矛手与射手——埃吉迪乌斯一点都没讲，尽管韦格蒂乌斯谈过很多。埃吉迪乌斯只是说弓箭和投石器杀伤效果好，甚至在两军接触前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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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同时，卡斯蒂尔国王智者阿方索（King Alfonso the Wise of Castile）编纂了一部法典（1260），其中也包含战术条令，5而且还是借用自韦格蒂乌斯。与照抄古书相比，添加的空心方阵一节更加体现出法典与当时实战的脱节。智者王说，国王可以退入方阵躲避敌军——读到此处，我们还会想到中世纪步兵的实际任务——但他又说，士卒的脚要绑在一起，以免逃跑。当然，阿方索国王接下来说这种阵形无法乘胜追击，但不动如山恰能显示出对敌人的蔑视。这是玩笑话吗？完全不是。语气完全是严肃的，而最严肃的是：两位当代的实战军人，即科勒将军（3：2：264）和雅恩中校6都对绑足一说信以为真，在著作中加以复述。在这一点上，雅恩明确认同德尔佩什，认为绑足完全不是“学究的鹦鹉学舌”，而确实是13世纪的常用战法。法令不仅将拉丁文表述都换成了卡斯蒂尔文，“而且规定了相应的惩罚手段，要求军官遵守战术条令，强制力与军纪无异，这样做的先决条件是士兵确实能按照条令操作”。既然打胜仗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防止士兵逃跑，不光是13世纪，任何时代都是如此，那么即便在今天，我们或许也可以试着再把士兵的脚绑起来，而且为了防止士兵把绳子割断，最好把武器也收走。这样一来，敌人马上就能看到我们是多么蔑视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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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想那些博学的教授们，他们说薛西斯率领百万大军穿过希腊狭窄的山口，他们对马其顿方阵或罗马军团士兵间隔的估计值会推出不可思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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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那个熟悉韦格蒂乌斯，为阿方索国王编写军规的人不是军人，而是拉巴努斯和埃吉迪乌斯那样的教士。他之所以将上述谬论加入法典，恰恰是因为他熟悉古典作家韦格蒂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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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位可以与教士相提并论的中世纪兵家也不是军人，而是一位女子——克里斯蒂娜·德皮萨（Christine de Pisan）。7她出生于1364年，父亲是一名被召到法国宫廷的意大利医生兼占星师。因此，克里斯蒂娜生活在贵族环境中，与英格兰、勃艮第和法国宫廷都有联络，是一位很受尊重的学者、作家和诗人。去世前不久，她写了一首赞颂和欢迎圣女贞德出世的诗歌。她留下了许多著作，其中有一篇是讲军事史的，题为《勇武骑士传》（“Faits d’armes et de chevalerie”），写于1404年至1407年。8该文同样以加工古典文献为主，尤其是弗洛纽斯和韦格蒂乌斯。与埃吉迪乌斯和阿方索相比，克里斯蒂娜对古今差异有更深的认识，但她仍然写道（第1卷，第24章），古人会防止武士（hommes d’armes）在列阵期间被呼喊声惊吓，呼喊声有时来自老百姓（gens de commune），有时来自害怕的人。于是，古人会用号声发令，控制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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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支持年轻人参加军事训练，但对贵族和平民做了区分。贵族要从小学习骑士的全套本领，而平民子弟只需要练习投石和射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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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形一章（第23章）开篇说道，当代骑战多于步战。这表明她认识到了她的时代不同于韦格蒂乌斯的时代。但可惜的是，她接下来没有展开介绍当时的情况，而说她只会略谈几句，因为那是以兵戈为业者的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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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德比埃伊（Jean de Bueil）是克里斯蒂娜的下一代人（死于1477年），是查理七世手下一位受人敬重的领队。晚年时（1461年至1466年），他创作了一本相当于《居鲁士的教育》的小说——部分亲自执笔，部分提供思路——目的是指导年轻贵族的军事教育。书的题目是《青年》（Le Jouvencel），兼有史书和论文的性质9，因为作者以化名记述了德比埃伊的战争回忆（阿米达斯即查理七世国王）。实际作者似乎是领队的3名随从，他们无疑也添加了一些古人言论，以显学问。《青年》的用意是教导年轻贵族“由服从而战斗，由战斗而统领”，吊足了我们的胃口。我在书中也发现了不少有趣的点。例如，一位王公据说把三分之一的开支用于谍报（en espie）；他还急切敦促读者步行时不要发起进攻，而要等待敌军进攻，并举出许多例子佐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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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梳理《青年》、克里斯蒂娜著作和其他几篇短文中包含的15世纪战略、战术思想，并与现实进行对照是一个很好的专著题目。出于我之前给出的原因，我认为本书可以略过不谈。这样做的收获也不会特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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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与克里斯蒂娜·德皮萨同时期，出身法兰克尼亚地区艾希施泰特（Eichstädt）的贵族康拉德·基泽尔（Konrad Kyeser）在波希米亚撰写的《军用工事》（Bellifortis）一书则截然不同。它完全是技术导向的，包含大量配有拉丁文释义的插图，释义大多采用六步格。插图的原型要古老得多，一部分可能来自拜占庭样例。在整个15世纪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地区，这种插图兵书迎来了昌盛期，有扩写的，也有新撰的。此类文献的动因来自新兴的火药技术，但也与当时的精神气质有着深层的联系，雅恩对此有过精彩论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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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古代典籍——尤其是拜占庭时期的兵学通志——制作的配套技术图纸与中世纪末期的潮流特别契合。毕竟那是一个人们将揭示一切奥秘的希望寄托于“杠杆和螺丝”的年代。那时的人幻想自己能够开启通往超自然力量的大门，只是锁钥相当“弯曲”。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越是不可理喻，越是会精心传承。老传统和新发现以一种奇特的方式混入占星学、神秘学、炼金术的成分。火药更是构成了神秘知识与现实经验之间的一道桥梁，而且在那段时间里，这种带有妖术性质的技艺主要用于战争，因此显得更加突出。在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火药和火枪制作仍然笼罩着一层奇异的光晕。这层光晕也折射出一些诡异的光芒。于是，了解火药的人仿佛是最杰出的智者，尤其是天选的秘密武器承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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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论述中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可理喻之物不仅不会被丢弃，反而会更精心地被传承下去。时人添加的内容也是类似的性质——雅恩在另一段中讲得很精当（第291页）。这些内容掺杂着经验与想象，常有天真无知之语。因此，从战争艺术史角度看，我们从这一大堆书里基本学不到什么，原因不仅在于它们讲的是本书会探讨的技术问题，也在于它们偶尔谈论其他问题时完全不可信。之前介绍古典时代时，我们已经知道理论著作的价值是何其微薄，因为它们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完全违背现实。古典时代的理性思维教育毕竟比中世纪强太多，如果连古典兵书都是如此，那么到了全无批判性思维的中世纪，情况只会更严重。15世纪的技术读物充斥着奇闻逸事。因此，在我们确信有可靠依据之前，哪怕是书中乍看起来并非全然不可思议的方面也不能采纳。基泽尔笔下有镰刀战车，有穿上就能游泳的靴子，有绑着燃烧木条惊吓敌人的马，还有一种火炮据说能射出直径1.5英尺（约46厘米）的石头，但其炮身单薄，显然是什么都射不出去。前文提到过的“磨坊主和火枪手”达申贝格（Dachssberg）也属于同一类，他计划用组成楔形的车营向敌人出击，还建议在海战中向敌人泼滑石粉，使其目盲；向敌船投掷装着细长皂条的木桶，使其甲板打滑。他还写到一种炮弹会拐弯的大炮，名字倒是恰如其分：“奇迹武器”（machina mirabi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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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规范主要见于1450年前后的一份无名氏著作12，以及1480年前后的一份未发表作品，作者是塞尔登耐克的腓力（Philip of Seldeneck）。13但它们的基本思想与插图手稿是一样的：不切实际，读之毫无收获的玄思。塞尔登耐克值得表扬的一点是，他至少没有像无名氏那样提出让步兵组成三角阵，用顶点划开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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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的作者是意大利人罗伯托·瓦图利奥（Roberto Valturio），写于1460年前后，刊行于1472年，可能是意大利的第一部印刷书籍。雅恩的《军学史》认真全面地编订了此类作品的目录，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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