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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要求用战利品顶替欠饷。皇帝既然给不出钱，他怎么能拒绝呢？结果战役所经之处的土地和人民都遭了大殃。一种看法是如此暴行表明士兵后来堕落了，大错特错。10另一种错误的看法是只有浪荡子和罪犯才会应募。当然，入伍者确实有许多不法之徒，但主体还是市民和农民子弟，常有良家子。贵族和骑士也会加入佣军领双饷。但在没有另一种暴力——在此处是军纪——约束时，暴力很快就会为暴行找到理由，就连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和阶级传统约束的骑士也常有抢掠残暴之事。分散的士卒甚至要更坏，更可怕，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城破后无所不可，所有女人都会被士兵糟蹋。最极端的情况是有计划地拷打市民和农民，士兵要么以为有财物被藏了起来，于是逼他们交出来，要么要求他们的亲属交赎金。哪怕是统帅与城市当局谈好了投降条件，郑重承诺不伤性命，不取财物的时候，士兵也往往不愿意放过战利品，劫掠破坏不亚于被攻陷的地方。长官无力阻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野蛮的士兵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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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誓词中确实专门规定，当宪兵长把士兵带走时，余者不得反抗。团长和队长有一批专门的佣兵保镖（Trabanten），但据文献记载，面对愤怒的哗变士兵，就连科尔多瓦人贡萨洛或佩斯卡拉这样的统帅都不敢硬来，而会趁夜抓捕并吊死一名不服管教的人，或者用其他方法报复闹事的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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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和队长根本没有多少道德权威，因为国土佣仆们太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了，不仅霸占战利品，还欺骗王公吃空饷。民族大迁徙时期和阿拉伯人中间无疑也有类似的情况（第2卷和第3卷）。在兵力数字很少留下记载，武士素质是决定性因素的中世纪，这种弊端不可能很严重。但在十六七世纪的佣兵军队中，这就是正常情况，而且普遍得令人吃惊。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将集结部队时的诈骗行为称作“德意志之殇”。在集结点，后勤人员乃至妇女都会打扮成国土佣仆的样子凑数。招兵有时会有一条规矩，诈骗者要割掉鼻子作为惩戒，也是让他们再也不能故技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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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国土佣仆部队都有的随营人员更放大了纪律缺失的祸患。国土佣仆要求很多，想要身边有个女人服侍自己，最起码得有一个小伙子。由于没有野战医院，妇孺照料在士兵受伤或得病时是不可或缺的。佣兵们群聚而放荡，一会钱多得花不完，一会身无分文，常常生活在不够用的营地中，不在乎身体，也不保养身体，疾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军队每到疫病暴发时就束手无策。1618—1619年冬季，波希米亚军在布德韦斯（Budweis）城下有8000多人病死，占有效兵力的三分之二。西班牙军中有互助性质的兄弟会。11但照料工作主要还是女人干，包括妻子和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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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14]从意大利去弗兰德斯时有400名高级妓女骑马随行。布朗托姆（Brantôme）[15]说她们“像公主一样美丽高贵”。其他人将她们形容为泼妇，比男人还坏。不论如何，随军人员对每一支军队的行军和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妨碍，更会加深被践踏的土地上的苦难。一篇手写日记这样描述士兵的女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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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有一点值得注意：不论职位高低，军人出征时都不许带女人。此举甚为当今的我国和瓦隆人欣赏。但这条规定被滥用和误用得太厉害了，不光是普通士兵，许多高级军官和统帅本人都受到了伤害……军队在匈牙利作战时，德意志女人对士兵的用处大极了，既可以搬运必需品，也可以照顾病人。大部分士兵都带着至少50磅或60磅重的东西。士兵自己扛补给品或其他物资，秸秆和木柴可以交给她背，更别提许多女人还要背着一个、两个或更多孩子呢。但通常来说，除了自己穿的衣服，她还要给男人带上一条马裤、一双连裤袜和一双鞋子。她自己的东西有一双连裤袜、一双鞋子、一件外套、两把锤子、一口煎锅、一口煮锅、一把或两把勺子、一套床单、一件大衣、一顶帐篷、三根杆子。兵舍不会发柴火，所以她们要沿路自己捡。而且，她们通常还会牵着一只小狗，坏天气时甚至会抱在怀里，这就更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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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骚伯爵约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提议用粮贩、医生、护士换掉女人。未婚士卒要仿效西班牙军队组成兄弟会，遇到患病或其他紧急情况时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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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年，胡格诺教徒签订骑兵雇佣契约时规定，每4匹到6匹马配一辆大车。国土佣仆是10人配一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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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纪不只是惩戒权和刑罚，还有关于训练和习惯方面的。如果说报酬分配不均是军纪形成的一大障碍，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国土佣仆每次服役都有一个时间限度，或者是规定好的几个月，或者是一场战役的时间。据瓦伦斯坦记述，“旗帜刚刚降下，军团刚刚解散”，士兵们就开始报复严厉的长官，把他们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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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最下贱、最无耻、最不负责任的恶棍都能挑衅自己的队长、尉、掌旗官、军士长、军士、司车、军需官、宪兵长及其助手——他们可能已经躲了起来——对他们说：“混蛋啊，你以前是长官，现在可不是了。你比我连一根毛都不多。一磅毛（直接从身上某个难闻的地方扯了下来）可值得上一磅棉花呢。出来呀，跟我打。你比地痞强吗？你比毛贼强吗？你动不动就在我站岗时抽我嘴巴，动不动就折磨我，你记不记得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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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士兵辗转于王公之间——先是皇帝，再是法国国王，一会为教宗效劳，一会去威尼斯共和国、尼德兰和英格兰，后来又投入丹麦国王，尤其是瑞典国王麾下。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波兰人经常为德意志王公服务。当然，皇帝军中也有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15哪里出钱，佣兵就去哪里，不问为何而战。当然，宗教问题有时会有影响。弗隆斯贝尔格手下的国土佣仆信奉路德宗，但重点不在积极方面，而在消极方面，也就是痛恨神职人员。在胡格诺战争中，信奉天主教的瑞士人帮助查理九世，德意志新教徒则向同宗派去了援军。对于三十年战争，我们容易认为军队阵营是严格按照宗教划分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德意志天主教徒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援，新教徒则有匈牙利、英格兰、苏格兰相助。但大众对宗教划分的感触还没有深刻到足以遏止投敌的程度，特别是俘虏，他们巴不得加入胜利者一方。1594年格罗宁根（Groningen）投降时，索尔姆斯伯爵埃伯哈德（Count Eberhard Solms）向表亲拿骚伯爵约翰报告说，16莫里斯允许守军自由出城，而且“宽宏大量地允许保留守军的9面旗帜”。出城时，许多守军抛弃了自己的队长，投奔了胜利者。报告里说军旗在城中就被扯碎了，一半多士兵投敌了。1600年，当尼德兰军攻克圣安德烈要塞（fortress of Saint Andreas）时，1100名守军几乎全都投奔了联省共和国。17布赖滕费尔德会战（battle of Breitenfeld）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信回国称，他抓到了大批俘虏，足以弥补伤亡。1642年的莱比锡会战快结束时，皇帝的步兵在开阔地带被包围，有一部分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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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部分请求宽大处理，提出要加入胜方，遂得活命。一个个完整的方阵或连队整齐地向选帝侯的居城[16]前进，有的还带着军旗，然后向瑞典队伍走去，仿佛他们已经对瑞典女王和王冠宣誓效忠了一般。接着，一同被俘的丹尼尔队长带着一大批人去找司马（托尔斯滕松）。得到后者允许后，丹尼尔几乎整个新建了一个团，因为他的旧部损失惨重。这个团继续作战了很长时间，为瑞典军立下了汗马功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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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7年，皇帝与弗兰格尔（Wrangel）面对面站在埃格河（Eg-er）附近的一座坚固营地中。皇帝的军队状况不佳：“许多老兵跑到了瑞典一边，以至于步兵竟然需要骑兵保护。”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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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瑞士人之前凭借自己的战法与骑士战法对抗时，战争的残酷性达到了极点。骑士出战的原因往往是抓俘虏多于杀敌，但瑞士人不仅在战场上毫不留情，而且攻下城市后甚至会杀光市民。瑞士人和国土佣仆是常年的死对头，彼此也不会留情。但渐渐地，节制观念开始占据上风。人们认识到了“好”战争与“坏”战争的区别，会签订交换俘虏的协议，例如，一个月的军饷成为赎金的惯例。在乡间烧杀掠抢的行为也受到了约束。从军事角度看，彼此留情甚至变得危险起来。瓦伦斯坦曾提出，除非打了一场真正的会战，否则有必要禁止抓俘虏。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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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方在攻陷某地后杀光了守军，对方一有机会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情况在文献中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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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军制的一个特殊现象是卸甲后的士兵。极少有老兵愿意或者能够回去做平民的营生。他会等待下一次招兵的机会，或者主动寻找新的统帅。在此期间，他维持生计的手段就是乞讨、偷窃和抢劫。这种状态被叫作“继续待着”（auf die Gart gehn），它的意义尚不完全明确，可能只是“等待”的意思。其他用法有“待业兵士”（gardende Knechte）或“待业团伙”（Gardebrüder）。这些人当然会为祸乡里。早在12世纪，红胡子腓特烈和法国国王路易七世就签订了镇压卸甲士兵的协议（第3卷）。到了15世纪，这些被称作“阿马尼亚克团”和“敲诈犯”（Schinder）的人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回忆（第3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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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年1月，下列国家与城市开会制定了针对“待业”国土佣仆的办法：丹麦、科隆、萨克森选侯国、明斯特、吕讷堡、黑森、曼斯费尔德、泰克伦堡、奥格斯堡、汉堡、戈斯拉尔、马格德堡、不伦瑞克、希尔德斯海姆、汉诺威。瓦伦斯坦讲得很明白，对人民来说，与其任由士兵搜刮财物，使得民不聊生，把他们留在军中，从而保持良好秩序的成本要低得多。21但那就需要有序的税收制度，而我们接下来会看到，创立税制绝非易事。于是，当时就处于一种介于国土佣仆“待业”和创立征税制度之间的诡异状态。1620年5月5日，勃兰登堡选帝侯格奥尔格·威廉（Elector Georg Wilheim of Brandenburg）发布了一份命令，是一份意义极大、描绘极佳的文献。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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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民当知，寡人……招收各色步卒，但这些人游走不定，令乡间小民不得庇护安宁，实为负担，尤其是在集结日之前。因此，寡人衷心要求他们，寡人的士卒们不得结成10人以上的团伙游荡，且必须告知本部将校。部队进村并出示证件后，10人应得3枚帝国盾金币或36枚便士银币，不可额外索取。但如果是士兵个人游荡，农夫应给两枚便士银币，牧民或菜农应给一枚，不可额外索取，不得伤人，不得拿走鸡或其他财物，如果一名或多名士兵不受待见，也就是被人打跑或蒙受其他损失，则为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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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寡人不希望士兵频繁去一个地方，或者去的人太多，以免耗尽当地民力。每到一处村庄，士兵应立即如前所述出示证件，因为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村庄连一个会写字的人都没有。每处村庄都应记录并保存于何日接待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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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是直接将前面提到的两枚便士银币交给每名游荡士兵，或是提前将几枚盾金币托付给乡绅，士兵进村时由乡绅支付，则听乡民自便。如果是后者，士兵每次进村都要去见乡绅，无乡绅则见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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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命令中以为游荡的士兵有时可能拿不到那点小钱，反而会挨揍。实际情况大概是：一名或多名挎着刀剑或扛着斧枪的蛮横士兵来到一处农庄——家里的男人可能在地里——时若是只拿了几枚格罗申银币或者一只鸡就离开，农夫的妻子就心满意足了。不过，我们不要嘲笑先人行事笨拙、头脑简单，一边四处找活干、一边乞讨为生的“失业人员”在今天也不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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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战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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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利尼奥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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