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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66年开始，训练场中经常会集合大批部队进行操练，不仅有战术科目，也有拉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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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勤方面，勒泰利耶建立了常设仓库，此举对战略行动至为重要。勒泰利耶本人不时会到前线视察监督军需发放。我们之后会谈到这套军需仓库制度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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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塞留之前已经设立了野战医院。勒泰利耶为其提供了资金，兼用于照料士兵和人道救济。在18世纪，法国在这方面被视为典范。监军总管杜韦尔内（du Verney）在七年战争致信克莱蒙（Clermont）司令时称，法国或许是唯一设立野战医院的国家，这既是出于人道，也是因为法国人口太少，必须节约利用。他接下来又说，野战医院当然与驻地医院不同。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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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佣兵的一大缺陷是随军者太多。士兵惯于带妻子上战场，以便做饭和照料伤病。由于有了规范的军需仓库和野战医院，军队就用不着女人给士兵帮忙了，于是禁止女性随军就成为可能。勒泰利耶甚至禁止士兵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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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常备军中残留着大量佣兵遗风，从抓俘虏索要赎金做法的延续就可见一斑。1674年，法国与西班牙签订了赎金定额协议：团长400法郎，列兵7.5法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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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泰利耶也关心退伍老兵的问题。一批老兵被送到修道院，由修道院负责供养，还有一批集中在连队里做事换取报酬。但老兵宁愿开小差去巴黎乞讨为生。平民施舍老兵要受惩罚，乞讨者本人甚至要处以死刑。1674年，路易十四建立了荣军院（Hôtel des Invalides）。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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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米歇尔·勒泰利耶之子弗朗索瓦·米歇尔继承并完善了父亲的事业，后者的爵位是卢瓦侯爵。1662年，21岁的他成为父亲的助手；6年后（1668年），28岁的他继承了父亲的职位，独立担任战争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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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年，《亚琛和约》结束了遗产继承战争（War of Devo-lution），理应裁军。卢瓦没有照例裁撤单位，而是缩减了每个团的人数，将军官和军士全部留任，方便日后扩军，那时只要把新兵分配到各个团就可以了。这项措施才真正实现了常备军的概念，不仅节约了战时组建全新单位所需的时间，而且与新建单位相比，这些老部队还有很大的质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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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全部兵力都能积极投入作战，卢瓦于1688年设立了民兵团来承担卫戍任务。野战军是志愿入伍，民兵团则由地方提供，所以会有来自这样或那样的征召办法。但民兵团很快也零散承担了一些野战任务，而且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the Spainish Succession）[48]中被直接并入了野战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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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上述过程的推进，野战军也开始转向征兵制，尽管是间接的、温和的和小规模的。但卢瓦在很久之前（1677年）就曾写到，强征不构成开小差的借口，如果这个理由成立的话，军队中就剩不下人了，因为按照卢瓦的说法，几乎每个人都能提出关于入伍方式的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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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三世时期[49]曾有一道命令，说用来吃空饷的冒牌士兵都要砍掉鼻子，德意志地区也有同样的规定。他们不敢惩罚真正的罪犯，也就是团长。现在情况有所变化。但这种诈骗行为直到很久以后才根除。到了1676年，卢瓦重申了砍掉鼻子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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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瓦对法国军队的最大贡献或许是在军政领域。他勤勉积极，一以贯之地执行完善父亲创造的制度，执法常有残忍之举。他挫败了一切反抗，根除违法之举，警惕地掌控着一切。每当怀疑有错缪失当之处，他都会亲自到场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在这个方面，他在一定程度上堪与腓特烈·威廉一世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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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完善的法国军队甚至历经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的一次次失败而不倒，并在后来的七年战争中证明了自己。1760年，斐迪南·冯·不伦瑞克（Ferdinand von Braunschweig）与一支法军交战，后者在组织度和装备水平方面不亚于当年东渡莱茵河的路易十四大军，而且兵力则更胜一筹，不少于14万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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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勃兰登堡-普鲁士[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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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讲，德意志诸侯对高效军事体系的需求甚至比法国国王还要迫切，因为法国国王至少在战时可以招募大批佣兵团，德意志诸侯的资源却不足以如此。德意志各地不乏建立新军的广泛积极尝试，其两大基础是贵族的传统封建义务和从未被完全忘却的全民守土义务。诸侯任命有经验的军士将领，为其提供固定工资“待金”（Wartegeld），以便有需要时随时率领征召的附庸或市民农夫“代表”出征。巴伐利亚、符腾堡、普法尔茨、萨克森、普鲁士等较大的邦国甚至建立了为数不少的民兵单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拿骚伯爵约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他是协助奥兰治领主莫里斯成功建军的威廉·路易的弟弟。他的亲属在荷兰实施的新军思维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想要将其引入德意志。眼见宗教战争正在酝酿，他建议国会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用国民征召兵取代雇佣兵。但他走得还要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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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兰治领主莫里斯的成绩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全欧洲的新教军人都聚集到他的营中，目的是学习新的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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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尼德兰战争艺术依赖的不再是单纯的经验，而是学习与知识。于是，1617年，约翰在自己的首府锡根（Siegen）建立了一所面向年轻贵族和上层市民子弟的骑士军校，教授工程、工事、炮术、战术、数学、拉丁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并延揽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John Jacob von Wallhausen）为校长。可惜我们对校长的出身和生平了解不多，只知道他当时在尼德兰，自称“在光荣的但泽城任团长、卫队长”，并于1614年至1621年间发表了一系列长篇军事理论著作。这些文字含有真知灼见，同时常有不加批判的虚构。1他竟然建议骑兵防御时组成圆阵或方阵，2还让步兵组成十字阵和八角阵。尽管如此，他的著作还是相当成功，曾被翻译成法文。但我们看他的文字就会怀疑作者是不是缺乏定性，他刚干了几个月校长就被解职了。锡根军校旋即废止。1623年，约翰伯爵去世，没有造成任何持久的影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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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也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些征召兵在职业军人佣兵面前稳不住阵脚。4西班牙人一来，普法尔茨人就溃退了。在布赖滕费尔德，萨克森人脚底抹了油。巴伐利亚选侯马克西米利安写道，1632年，他手下的巴伐利亚人在瑞典人逼近时“丝毫派不上用场，花在他们身上的钱全白费了”5。符腾堡人参加了讷德林根会战，似乎在那里被歼灭了，可惜除此之外就没有他们战斗情况的明确记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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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勃兰登堡刚刚通过联姻手段统治了普鲁士、波美拉尼亚以及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河下游的若干地域，政治前景应当更为广阔，但它参加三十年战争时的战备状况还不如前面提到的邦国。勃兰登堡可征召的附庸共有1073个骑兵而且编成了连队，但这只是纸面上的数字。1610年，柏林市民拒绝进行打靶操练，理由是开枪太危险了，会吓到孕妇。6但用1610年勃兰登堡首相的话说，凭借佣兵打仗意味着“一半敌人在家里，全部敌人在门口”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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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2年，普鲁士最高委员会向乔治·威廉公爵提交了一份“国防方案”，但被驳回了（1623年2月19日），“因为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与所有人的期望相反，在普法尔茨组织的国民自卫队在大小战争中毫无实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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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这样说，从胡斯战争到三十年战争的200多年时间里，德意志军事组织的理论与实践是彼此矛盾的。理论上，人们还在谈论附庸服役、征召市民和民兵团，但在实践中，打仗靠的是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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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7年，萨克森选侯向代利奇镇（Delitzsch）发布了一道命令：“我郑重命令该镇及该镇居民做好准备，有后续命令则可立即启程。”1583年，他命令“我忠诚的伯爵附庸、骑士领主、市民和其他属民及其亲属应随时整装待发”。一个人只有在“重病症状明显”的情况下才可以找同等级人员代役。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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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们从查理曼时起就有这种命令该多好！法律史和宪制史学者会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在其基础上又能建立起怎样的制度啊！但它们只不过是空洞的虚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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