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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国王在1763年5月11日的一封训示信中写道，军官应该研究地势。我们可能会设想这是为了作战，但比对一下我们的设想与这封信的实际内容，18世纪和19世纪军队在训练状况乃至精神气质方面的区别就会整个显现出来。信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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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陛下还发现大部分军官在驻地行为懒散，甚至不了解所有军官搜寻逃兵时都必须掌握的知识，也就是驻地周边的地势。因此，国王陛下命令团长给下属军官放一天假，任务是了解周边山地、山谷、狭径等处，各团换防时均应照此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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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战时，行军扎营都必须时刻想着防止逃亡。夜间不得行军，林畔不得扎营，步兵穿越森林时应有骠骑兵从旁随行。曾于1745年陪同腓特烈上阵的法国大使瓦洛里（Valory）在报告中写道，由于害怕士兵逃亡，指挥官甚至不敢冒险将巡逻兵派到几百步以外。25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了战略行动，1735年，腓特烈·威廉一世听从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of Dessau）的建议，拒绝率军穿过摩泽尔沿岸荒地，因为逃亡的风险非常大。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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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背景和品性如此，果真能作战，果真能取胜吗？早在三十年战争中已经有大量战俘加入胜利者的军队。这些佣兵完全不在意为谁而战，战争是他们的天职和生计，能做到转换阵营毫无内心波动。被抓来的18世纪壮丁一定程度上依然如此。但现在有很大一部分士兵的心里有很大意见，而且随着军队的扩大，这些人的比例也越来越高，他们不可能成为旧式佣兵那样的合用军人。用强征来的、不情愿的人组建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一种可能性，也只有一种可以理解的方式，那就是现在守纪律的常备军是从以前的佣兵团转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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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的桀骜之气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因为总会有部队解散、长官丧权的那一刻。服从只是暂时的约束，而非终生的习惯。随着团的常备化，军纪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基础。就算是三十年战争时期的佣兵团对待外面的百姓无法无天，但由于作战需要的律令，军队内部还是有一套完善的上下级服从关系的，是有真正的军纪的。到了现在，军纪不仅平时也要遵守，而且越来越强化。前面已经讲过奥兰治领主莫里斯重新发现了操练的艺术，也可以说他将操练发展成了一门真正的技术，后来瑞典人借鉴了他的做法。如今这门技术不断完善，被用来保证军官控制部下、士兵服从长官意志。齐步走、持枪姿势、踢正步、精准规定的站岗任务、齐射、敬礼规范都是向士兵灌输服从长官意志的手段。但将一支部队练出战斗力需要花费很多工夫、采用有力的方法。蒂利希（Dilich）[53]早在1607年就区分了单兵与单位，他说必须先练单兵，再练单位——从排、连、营再往上。德意志地区最早的操典是由黑森领主莫里斯（Landgrave Maurice of Hesse）创制的。瓦尔豪森的《步战的艺术》（Kriegskunst zu Fuss）第70页中就写道，如果已经告诉一个人一次或两次入列的方法，但他还是做不到的话，“那就应该好好揍他一顿，不打就学不会，那就用打而让他学会”。这种情况在当时肯定已经相当严重了，因为拿骚伯爵约翰认为有必要指出，长官在操练中通过任意踢打或鞭打来惩罚士兵是一种恶习。27他认为惩罚士兵只应该用“管教”或“杖责”，因为会少一些令人畏惧的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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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威廉一世在1726年条令的第4章第11款第222页中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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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兵入伍14天内不得承担站岗或其他任务。在此期间，新兵至少要自己形成操练的意识，以便正常执勤，而且应当有人向新兵和善地说明各项规定，不得呵斥和辱骂，以免新兵初到军中便消沉畏惧，而使其乐意从军、喜爱从军。操练过程中不得突然重击新兵，更不能殴打或实施其他虐待，尤其是对待愚笨者和非德意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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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大帝曾明确规定：28“操练期间不得殴打、推搡或斥责任何人。操术是凭借耐心和方法学会的，而不是靠殴打。”但他又说：“当一名新兵抗议或拒绝执行指令，或者态度恶劣时……则必须加以控制，但仍然要用合理的手段。”在现实中，所有报告都表明操练过程中的殴打现象太多了。但操练绝不是没用的把戏。一名连长能在操练中让部下听到口令就立即做出相应的动作，到了战场上就能指望通过下口令让士兵顶着敌军火力前进，而且为腓特烈的军队赢得胜利的战术进步正是以精确的连队动作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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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士兵心不甘情不愿，他们也能通过纪律和操练结合成坚强的战术单元。他们必须服从长官的命令，与其他人共进退。纪律越好越可靠，士兵的意愿和其他品格就越不重要。于是，常备军的各个特征称得上是相辅相成：人数多，军中就有不情愿、不好战的成员；通过纪律将这些成员锻炼成可用之兵，也让更多这种人融入军队成为可能。底子越差，阵形就必须越紧密。军纪让个人几乎完全消融在了战术单元中。另一方面，操练带来了纪律，纪律又让操练得以精确化和细密化，如此不断推进，个人几乎成为机器上可以替换的齿轮。哪怕是最初赤裸裸地骗来或者野蛮地拉来，入伍时完全违背自身意愿的人也会习惯这种生活，或多或少具有所属单位的精神和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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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鲁士军队中，不仅普通士兵要遵守严格的纪律，军官也一样。莫尔维茨会战（battle of Mollwitz）之后，年轻的国王进行了多项军事改革，尤其是针对骑兵。他的手段极其严厉，以至于据说有400多名军官请辞。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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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本人说过，尽管他的军中有不可靠的恶劣分子，但就连普通士兵身上也具有强烈的军人荣誉感。事实发展也证实了他的说法。他在《战争原理》（General-Prinzipien von Kriege）一书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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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素质卓越，敏捷非凡，瞬间即可结成战斗阵形，而且行动迅速灵活，几乎不可能遭到突袭。论起火枪手，哪一支部队的火力能有我军强大？我的对手们说，站在我军步兵面前就像面对来自地狱的怒火。如果只用刺刀作战，哪一支步兵能如我军这样稳健向前，毫不动摇？你到哪里能找到更临危不乱的队伍？若要转向冲击敌军侧翼，我军则立时可成，运转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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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军人地位最高、贵族中最优秀的人效力于军队、军官都是有出身的人、就连平民百姓和市民农夫的儿子都来当兵的国家，军人必然会有荣誉感。我军的荣誉感确实很强，因为我亲眼见到军官宁愿死守岗位，也不逃跑活命，更不用说就连普通士兵都容不下身边有表现怯懦之人了，而放在其他军队里，这种人肯定不会被开除。我见过身受重伤却不离开岗位，甚至不愿意下去包扎伤口的军官和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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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我们很难放下当兵是年轻人的事的观念。而旧普鲁士军队约有半数在30岁以上，50岁以上者不在少数，个别人甚至年逾花甲。据估计，士官的平均年龄约为44岁。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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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平时常备军扩大而来的一种看法是通过给部分士兵放假来减少开支。这种做法早在腓特烈·威廉一世时期就得到了系统的发展，后来更是逐步加强。军队不仅会放本国人回家，甚至会给外国士兵以“暂离人员”的名义放假。被放假的士兵会找平民的行当，于是腓特烈·威廉一世在条令中表示希望他们“不要遗忘本职，保持军人本色，而不会变回农夫或市民”。军队只在4月至6月的训练期才会集合。一直服役的人主要负责站岗放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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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前的法国军队一样，普鲁士军队在17世纪下半叶也产生了官兵悬殊的现象，这是常备军的自然之理。普鲁士的官兵差距比法国还要大，因为市民出身的军官更少，而且没有介于官兵之间的“高级士官”一级。普鲁士军中逐渐形成巨大官兵差异的具体过程有待进一步研究。32“军官”一词最初的意义比较宽泛，包括士官乃至军乐队成员。后来士官和军官有了区分，依据是士官与士兵来自同样的社会阶层。于是，现代意义上的军官团独立出来，几乎清一色是贵族。《痴儿故事集》（Simplizissimus）[54]中有一段抱怨，鲜明地体现了上述演变过程。文中将军阶描绘成一棵树，士兵坐在最下面的树枝上，上面是“砸背人”（Wamsklopfer），接着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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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顶上有一段光溜溜的、没有枝丫的树干，树干表面有一层神奇的涂料，还有用妒忌心做成的特殊肥皂，无论上帝赋予他多么强的爬树能耐，一个人只要不是贵族就爬不上去，再有男子汉气魄，再有本领，再有知识都不行。那段树干上面坐着连队里的官（Fähnlein），有的年纪尚轻，有的老大不小。年纪轻的是被表亲推上去的，不过岁数大的有一些是自己爬上去的，有的是踩着名为“贿赂”（Schmieralia）的银梯子上去的，有的是运气好，恰好没有其他人选，于是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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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上述过程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了，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普鲁士这么极端。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后马上下令，“非贵族者不得任命为枪队兵长（准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他将市民出身的军官一概解职。33腓特烈大帝考察枪队兵长时只要发现里面有平民，就会亲自用手杖把他赶出队列。只有才干非凡的平民才能得到他的青睐，例如，他器重的沃伊什将军（General Wunsch）就是一名符腾堡牧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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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和骠骑兵不如步兵和重骑兵严格。炮兵其实仍然被视为介于技师和军人之间，而骠骑兵作为轻骑兵是一群无畏的冒险者，基本不被允许结婚。腓特烈说，骠骑兵应该用马刀寻求幸福，而不是用刀鞘（指阴道）。对于其他军官，除非新娘家里很有钱而且也是贵族出身，否则他也不会被准许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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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贵族（容克）通常十二三岁就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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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普鲁士线列步兵中共有131名平民军官，其中83人任职于卫戍营，只有48人在野战团。但与法国一样，普鲁士也有伪造贵族头衔参军的人。有记载表明，枢密院官员会想办法将三封关键的证明书加到朋友的人事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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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军官与全国总司令的关系与国土佣仆中一样是双边契约——当时叫作“协议书”（capitulation）。德夫林格（Derfflinger）[55]甚至曾以协议书被破坏为由拒绝随大选侯参战。下级军官由上校任命，但后来逐渐改由总司令本人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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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尉（ensign，本意为掌旗官）和中尉（lieutenant）直到元帅，或者说从列兵直到元帅的整套军阶制度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一样的。这套制度中能看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的影响，诸国又有彼此借鉴。34“司马”（marshal）一词经历的变迁最令人注目。它的本意只是管马厩的人，但后来有了许多文官的执掌。在法国，它一直有铁匠和骑兵军士的含义，但也有跃升为最高统帅的头衔。“军司马”（field marshal）的头衔出现于16世纪，意思是骑兵团长，与“步兵团长”对应（在锡沃斯豪森会战中，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手下有3名军司马）。但因为一开始战斗人员都是骑兵，所以军司马也会担任军政主管或军营主管。蒙泰库科利（2：210）给出的军阶排序是：主帅、副帅、军司马、骑兵司令、炮兵司令、副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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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是一个通过联姻继承而偶然形成的国家，领土东至波兰（后来的俄国[56]），西临尼德兰，将各处领地统合起来的不是内部利益，而完全是王室。普鲁士王室创造了军队和官僚系统，两者又造就了国家的统一。军官团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就像骑士附庸效忠于领主一样。因此，军官团的形成是旧武士贵族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这些边境和殖民地区当然要比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故地强大得多。腓特烈的著作中一再表示平民不适合当军官，因为他们天性慕利益而轻荣誉。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说贵族适合当兵，他要求贵族必须服役，而且腓特烈·威廉一世曾派骑马钦差从贵族庄园里把男孩抓走，然后带到军官预备学校，令父母神伤。为了留住孩子，一批父母徒劳地出示证据表明自己不属于普鲁士贵族。但国王坚决执行命令，还告诉家长自己会好好照看他们的孩子。35腓特烈用同样的方式强征西里西亚的年轻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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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官预备学校基本不超过国民学校（Volksschule）[57]的水平，普鲁士军官团中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贵族中间仍然流传着古代哥特人酋长的观念，即害怕校长教鞭的人不会成为勇猛的战士。据说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von Dessau）不给儿子莫里斯提供任何教育，就是要看看孩子靠纯粹的天性能达到什么程度。腓特烈本人喜欢与法国人做伴。难怪贝伦霍斯特（Berenhorst）[58]在1741年就能写下按列（column）排序，当时的贵族老爷们会问另一个人：“到底什么是列啊？列的意思不是我跟着前面的人走，他走我也走的意思吗？”36甚至到了19世纪下半叶，我国军中以低地德语（Plattdeutsch）为母语的参谋和将军中还有分不清与格和宾格。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1879年，我打算送我的学生，一名年轻的王子去军官预备学校，于是找军事训练和教育系统的首长，一名骑兵将军谈这件事，他向我保证：“我特别重视语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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