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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顶上有一段光溜溜的、没有枝丫的树干，树干表面有一层神奇的涂料，还有用妒忌心做成的特殊肥皂，无论上帝赋予他多么强的爬树能耐，一个人只要不是贵族就爬不上去，再有男子汉气魄，再有本领，再有知识都不行。那段树干上面坐着连队里的官（Fähnlein），有的年纪尚轻，有的老大不小。年纪轻的是被表亲推上去的，不过岁数大的有一些是自己爬上去的，有的是踩着名为“贿赂”（Schmieralia）的银梯子上去的，有的是运气好，恰好没有其他人选，于是一步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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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一遍：上述过程在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了，但没有一个国家像普鲁士这么极端。腓特烈·威廉一世即位后马上下令，“非贵族者不得任命为枪队兵长（准尉）”。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后，他将市民出身的军官一概解职。33腓特烈大帝考察枪队兵长时只要发现里面有平民，就会亲自用手杖把他赶出队列。只有才干非凡的平民才能得到他的青睐，例如，他器重的沃伊什将军（General Wunsch）就是一名符腾堡牧师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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炮兵和骠骑兵不如步兵和重骑兵严格。炮兵其实仍然被视为介于技师和军人之间，而骠骑兵作为轻骑兵是一群无畏的冒险者，基本不被允许结婚。腓特烈说，骠骑兵应该用马刀寻求幸福，而不是用刀鞘（指阴道）。对于其他军官，除非新娘家里很有钱而且也是贵族出身，否则他也不会被准许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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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贵族（容克）通常十二三岁就参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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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6年，普鲁士线列步兵中共有131名平民军官，其中83人任职于卫戍营，只有48人在野战团。但与法国一样，普鲁士也有伪造贵族头衔参军的人。有记载表明，枢密院官员会想办法将三封关键的证明书加到朋友的人事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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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军官与全国总司令的关系与国土佣仆中一样是双边契约——当时叫作“协议书”（capitulation）。德夫林格（Derfflinger）[55]甚至曾以协议书被破坏为由拒绝随大选侯参战。下级军官由上校任命，但后来逐渐改由总司令本人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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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少尉（ensign，本意为掌旗官）和中尉（lieutenant）直到元帅，或者说从列兵直到元帅的整套军阶制度几乎在所有欧洲国家都是一样的。这套制度中能看到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意志的影响，诸国又有彼此借鉴。34“司马”（marshal）一词经历的变迁最令人注目。它的本意只是管马厩的人，但后来有了许多文官的执掌。在法国，它一直有铁匠和骑兵军士的含义，但也有跃升为最高统帅的头衔。“军司马”（field marshal）的头衔出现于16世纪，意思是骑兵团长，与“步兵团长”对应（在锡沃斯豪森会战中，阿尔布雷希特·阿尔喀比亚德手下有3名军司马）。但因为一开始战斗人员都是骑兵，所以军司马也会担任军政主管或军营主管。蒙泰库科利（2：210）给出的军阶排序是：主帅、副帅、军司马、骑兵司令、炮兵司令、副司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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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是一个通过联姻继承而偶然形成的国家，领土东至波兰（后来的俄国[56]），西临尼德兰，将各处领地统合起来的不是内部利益，而完全是王室。普鲁士王室创造了军队和官僚系统，两者又造就了国家的统一。军官团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就像骑士附庸效忠于领主一样。因此，军官团的形成是旧武士贵族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在勃兰登堡、普鲁士、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这些边境和殖民地区当然要比易北河以西的德意志故地强大得多。腓特烈的著作中一再表示平民不适合当军官，因为他们天性慕利益而轻荣誉。但他并没有简单地说贵族适合当兵，他要求贵族必须服役，而且腓特烈·威廉一世曾派骑马钦差从贵族庄园里把男孩抓走，然后带到军官预备学校，令父母神伤。为了留住孩子，一批父母徒劳地出示证据表明自己不属于普鲁士贵族。但国王坚决执行命令，还告诉家长自己会好好照看他们的孩子。35腓特烈用同样的方式强征西里西亚的年轻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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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军官预备学校基本不超过国民学校（Volksschule）[57]的水平，普鲁士军官团中真正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凤毛麟角。贵族中间仍然流传着古代哥特人酋长的观念，即害怕校长教鞭的人不会成为勇猛的战士。据说德绍领主利奥波德（Leopold von Dessau）不给儿子莫里斯提供任何教育，就是要看看孩子靠纯粹的天性能达到什么程度。腓特烈本人喜欢与法国人做伴。难怪贝伦霍斯特（Berenhorst）[58]在1741年就能写下按列（column）排序，当时的贵族老爷们会问另一个人：“到底什么是列啊？列的意思不是我跟着前面的人走，他走我也走的意思吗？”36甚至到了19世纪下半叶，我国军中以低地德语（Plattdeutsch）为母语的参谋和将军中还有分不清与格和宾格。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1879年，我打算送我的学生，一名年轻的王子去军官预备学校，于是找军事训练和教育系统的首长，一名骑兵将军谈这件事，他向我保证：“我特别重视语法。”[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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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土佣仆时期，军官和士兵要遵守同样的军事条书。贵族军官团的形成带来了特殊的规定。腓特烈·威廉一世登基后不久便为士兵和士官制定了新条令（1713年7月12日），1726年又专门为军官颁布了服役要求，规定军官在服役期间要毫无疑问地服从，“除非荣誉受到侵犯”。腓特烈大帝后来明确了这条规定，说受辱的军官在服役期间不得闹事，“但服役期满后可寻求适当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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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凭借贵族军官团确保了军队的忠诚和战斗力。由于军纪的作用，军官团牢牢地掌控着部下，士兵面临险境也会服从命令，因为他们惧怕长官甚于敌军。国王对几个单位在曹恩道夫会战（battle of Zorndorf）中的表现不满意，于是建议军官实行杖责。罗马百夫长当然也是用葡萄藤制成的手杖控制部下，罗马军团就是被这件器具练出了军纪，击败了希腊人和蛮族，打垮了汉尼拔和高卢人，征服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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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重申，国土佣仆当年有权选择一位“兵头”或者“使节”，作为士兵的“喉舌、父亲和受托人”，代表他们与军官交涉。他上任时会向众人承诺：“永远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儿子，为他们说话，让统帅注意到每名士兵的需求和病痛。”他在军饷问题上也会代表士兵的利益，哪怕他“一意为士兵讲话”，让统帅不悦。士兵们则承诺会一体支持他：“兵头代表士兵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士兵的事。”瓦尔豪森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就反对过兵头，要求废除这个职位：“‘兵头’在部队中弊大于利，不过是煽动士兵，鼓动哗变。”37这种状况与18世纪的差别是多么大啊！人们越是意识到纪律好的军队优于纪律差的军队，愉悦感和个人权利便越是被迫让位于这条战争的法则。要求服从长官意志不仅击败了旧式国土佣仆的反对，更创造出一套与同一个世纪产生的人性观念背道而驰的严厉机制。普鲁士军官对下属有无限的权力，甚至不受投诉权利的约束。只有一种考量会让哪怕性情粗暴的长官也会关怀下属，跟下属讲道理，那就是士兵可能会不堪虐待而失去服役能力或逃亡，因为如果出了这种事，长官就必须自己出钱招人顶替。这个因素在禁卫军中不存在，因为征兵费用由国王而非长官承担。但正因如此，腓特烈认为在禁卫军条令中应该加入前文引述过的那一条，即军官实施的惩罚必须合理，而且教训士兵时不能说：“他就让魔鬼带走吧，反正国王会再派一个过来。”如果军官“把手下打坏了”，他不仅要赔偿手下，还要在斯潘道（Spandau）军人监狱服刑6个月。长官应该善待手下，但“他们又不花长官的钱，所以长官也对他们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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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元帅的著作中也表达了长官的利益必须与部下的利益相关，如此他们才能爱兵。他在《遐思录》（Mes Rêveries）一书中反对由议会募兵，因为长官会任由士兵荒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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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夹道鞭笞把人打死的情况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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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们肯定已经注意到，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法国模式。事实上，法国文化在当时就是世界文化，德意志地区的教育更是完全处于法国人的影响之下。被逐出法国，来到德国定居的胡格诺教徒为勃兰登堡军队提供了一批特殊的补充力量。1688年，勃兰登堡的1030名军官中至少有300名是法国人，比例远大于四分之一。1689年，腓特烈三世选侯亲自率军在莱茵河畔征战时手下有12名将军，其中4人是胡格诺教徒。军事用语中也有许多来自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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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通过比较18世纪的法国和普鲁士军队会发现，尽管两者在基本要素方面有相似之处，但也有相当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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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操练只要掌握必要的步法就可以了。普军则是每天都要操练，而且军官和士兵在服役期间会不断接到任务。军官必须住在部下附近，以便收到通知后立即整队。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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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官团是一体的，法国则有贵族军官和市民军官的区别，贵族中又分为宫廷贵族和地方贵族。法国有一些未经严格军官训练的优秀青年团长和将军。这可能是一项优势，因为真正的帅才有可能年纪轻轻便被提拔上来。但归根结底，这正是鸢尾花旗帜下的法国王军的一大病灶。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七年战争中的廷臣将军们与曼特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和蓬帕杜尔夫人（Madame de Pompadour）通信交流作战计划，彼此内斗不休，欠缺杀伐决断的气质，而从长远来看，行事果决正是领兵打仗的最关键因素。他们欠缺的不是个人的勇气与斗志，而是一个人整体上的真正的军人气魄。若要问法军为什么在七年战争中虽然占据极大的数量优势，但与汉诺威、不伦瑞克、黑森这三个只得到普鲁士和英格兰些许援助的德意志小邦交战时却一无所得，答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这一点。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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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和法国军队的士兵都有很大比例是外国人。但法国是将外国士兵单独编成团；普鲁士当然也会临时组建小规模的外国人——胡格诺教徒、波斯尼亚人、匈牙利骠骑兵和波兰枪骑兵——单位，但大多数情况下，外国人会与军区征召的士兵编到同样的团里。1768年，普鲁士军队据说有9万名外国人，本国人则只有7万名左右。40法军以本国人为主，这似乎是一项巨大的优势，但放在18世纪并无军事意义，因为恰恰是本国的渣滓才参军。尽管如此，这一区别对世界史的意义很大。法军的国民军性质虽然对战斗力没有特殊的好处，却足以避免实行普鲁士那样近于野蛮的严厉军纪。法军的惩罚手段里没有打人这一条，军官和士官的无限制殴打权利就更不用说了。41而在各种坏分子聚集的普鲁士军队中，打人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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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在七年战争中屡战屡败、军纪动摇，于是战争大臣圣热尔曼（Saint Germain）试图采用普鲁士的治军手段，将打人加入惩处措施，以此改善军纪。法国人的自尊心接受不了，此议遂寝，但军纪就此彻底败坏。在法国整体君权衰落、人民主权观念得到接受的时代，军纪更是一败到底。开辟世界史新纪元的法国大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正在于军队抛弃了国王，加入了群众运动。由外国人组成的瑞士团依然忠于国王，法国团却背弃了他。甚至在全面战争爆发后，先后由拉斐特和杜穆里埃推动的遏制军纪败坏、恢复军队秩序的尝试全都因为军队的抵制而失败。在军队中，国民自豪感比忠于国民军总司令更重要，国民军总司令这个职位与国民概念是对立的。普鲁士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普鲁士军队也不是国民军队，从而避免了这种内部冲突的出现。普鲁士军队的弊病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并在1806年以骇人的方式呈献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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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普军和法军的最后一个区别：与其人口和经济实力相比，普鲁士征召军人的强度要比法国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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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王国兵力最多的时候似乎是1761年，也就是七年战争的最后一年，当时有14万人在德意志，15万人在本土和殖民地，总计29万人，42占总人口的1.2%左右。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军只有17.3万人（79个法国人步兵团加23个外国人步兵团，仅约相当于总人口的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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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0年12月，普鲁士有近10万兵力，占224万人口的4.4%。43腓特烈大帝去世时为20万人，占人口的3.3%左右，不过当年服役时间超过10个月的士兵连一半都不到（82700人），但即便按后一个数字算，普鲁士军队占人口的比例依然是法国的两倍。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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