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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丰特努瓦（Fontenoy）（1745年），法国和英格兰汉诺威联军的禁卫军靠近到50步远时都没有开枪。双方军官都将第一枪大度地让给对方。英军发出的第一轮齐射造成了极大杀伤，法国禁卫军几乎全被消灭，余者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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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恩霍斯特在《战术学》（第178段）说零星开火必须小心避免。开火必齐射。因为与不同位置的50人依次被击倒相比，同时击倒10个人更能让一个营迅速撤退。另外，开火是要消耗弹药的，弹药打光了，火枪也就没用了。燧石会变钝，枪管会塞住，只能用蛮力才能将弹药捅进去。最后，军官会失去对部下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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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射最好由整营（battalion）或分排（platoon）进行。一个营站成3列横队，分为8个排。各排以极快的间隔按第一排、第三排、第五排、第七排、第二排、第四排、第六排、第八排的顺序开火，火力接连不断，骑兵找不到突入的空档。但这种理想状况只能才操练场上达到。根据劳埃德（Lloyd）的说法10，腓特烈本人说逐排开火是最好的，如果确实能做到的话。贝伦霍斯特回忆道，只有第一次齐射或许能按规定进行，或者有两三个排能按次序开火。11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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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是随意射击，枪声此起彼伏，人人都是装好弹药就扣扳机，排和列都乱套了，前排士兵就算想跪下也做不到，从最底层直到将军的所有军官都不再能驾驭人群，只能等着看部队到底是往前进还是往后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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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带有贝伦霍斯特一贯的讽刺夸张风格，但有一点说得没错，那就是操场上精准无误，实战中或多或少会出偏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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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的规范方法是步兵全线推进，逐排连续开火，最后上刺刀冲锋。但现实中几乎从来没有到拼刺刀这一步；对面真的攻到近前时，守军早就放弃阵地了。腓特烈说过，应该向士兵灌输逼近敌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他保证敌军那时不会继续作战。13我们会发现这些战术完全符合军队的构成：普通士卒别无选择，只能服从。士卒左边有一名军官，右边有一名军官，后面还有一名军官，就这样被带着往前走。听到命令时齐射，最后打散队形冲向敌军，基本不会真正交手。这种战术不太依赖于士兵的意愿，只要军官管得住士兵，而且连危险人物也敢招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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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齐射速度有一些不经之论。例如，冯·伯恩哈迪将军（General von Bernhardi）在《当代战争》（Vom heutigen Kriege）（1：22），1912中写道，18世纪的普鲁士步兵一分钟能开火10次。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有人怀疑这里指的不是单兵单发，而是排的齐射；也就是说，不是同一个单位每分钟开火10次，而是一个营每分钟有10次整排齐射。但原文的意思确实是单兵一分钟就算不能开火10次，至少也能开火8次。事实上，七年战争时期听令齐射的射速上限是每分钟两到3次，之后也不超过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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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枪射程很近，最远300步。400步外的敌人基本不可能被击中。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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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难题是行进间射击，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理想状况是各排推进过程中且停且开火。但这在实战中是做不到的，因为经验表明一个单位只要停下开火，再想动起来就难了，而且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西里西亚战争[61]之间形成了一种观念，即步兵进攻时最好不开火，只在防御和追击时开火。这样一来，进攻前的火力准备完全由轻便的营炮完成，营炮由炮组拖曳伴随步兵前进。由于火枪的有效射程只有300步，通常的开火距离是200步——事实上，与奥地利军作战时只有100步15——那么问题就来了：当进攻方来到这么近的敌方时，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立即发起冲锋吗？站着不动开火只会让敌军的火力更有效。《遐思录》一书曾激发腓特烈作诗探讨战争艺术，作者萨克森元帅在书中建议不开火，直接进攻。德绍的莫里斯公子（Prince Maurice of Dessau）曾表示（1748年），他这辈子的愿望就是国王陛下能命令他“不上弹向敌人前进”。事实上，腓特烈在七年战争初期曾下过不开火进攻的命令。战史部（Military History Section）的研究中称，不开火进攻是德国步兵战法经历的最激进的变化，且不利于自身，《军事周刊》（Militär-Wochenblatt）[40（1900）：1004]中以更强硬的口吻表达了这一观点。不开火进攻被说成是国王犯下的致命错误，布拉格和科林的惨败就是有力的证明。但《军事周刊》（94：2131）的另一位论者表示反对，他说国王之所以禁止开火，说到底只是为了限定开火次数，此说是正确的。16他主张国王希望尽可能限制开火次数，但也假定部队如果无法推进，他们还是可以开火的。在洛伊滕会战中，普军再次进攻就是用的火枪。1758年12月，国王甚至直接驳回了不开火进攻的看法。因此，禁止开火并不构成战术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在尝试如何完成一个没有明确合理解决方案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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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份高质量文献17，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尽管普军发射了大量弹药，但他们对敌人造成的杀伤并不比敌人对他们造成的杀伤更大。因此，与严谨操练和踢正步相比，射击练习为普鲁士军队带来的主要是间接收益，也就是强化纪律、训练士兵保持秩序、维持战术单元的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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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步兵已经从方阵变成了线型阵，经验又表明单线太容易被击破或穿透，于是步兵组成了前后两线，也就是双梯队。我们从第二次布匿战争中了解到了梯队布置。但古代与现代梯队战术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有所不同。尽管武器不一样，但是采用梯队的原因和目的却是相同。第二梯队固然用不上自己的武器，却可以堵住第一梯队的突破口，18支援薄弱点，实施侧翼包抄，必要时还可以击退来自后方的进攻。第一梯队越是单薄（只有3排），就越是需要第二梯队的支援，某些情况下甚至会有第三梯队、第四梯队。与第一梯队不同，第二梯队不必组成连续的战线，营之间可以留出间隔，因此单位数较少。梯队的间距在150步至500步不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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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这种阵形下极为脆弱的侧翼提供一定程度的支撑，两个梯队之间会布置一个朝向侧面的营，于是阵形整体类似于长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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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深越小，正面就越宽大，这对发挥武器威力极为有利，尤其是进攻方成功包抄对方的情况下，但实施难度很大。然而，让一大群人排成整齐的一字长蛇，然后迈步前进，保持队形不散在平整的操场上都不是易事，那么到了不平整的地形上，更是只有训练有素的长官和久经操练的士兵才能做到。劳埃德有言，一支部队以紧密战斗阵形往往要用几个小时才能前进1千米多一点。博延（Boyen）（1
:169）在回忆录中写道，亲身经历让他明白一个在会战当日展开为线列的营很少能有序行动，甚至根本无法有序行动。指挥官的声音在乱糟糟的环境中传不远。在1797年面世的《战争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一书中，作者霍耶（Hoyer）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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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组成规整的一字长蛇并非易事，从纵队部署为线阵更是近乎不可能，所以最精明的战术家对两者都进行了实验。经过努力，他们展示了行军进退时排成各类纵队、要冲锋时再展开为一排或两排线阵的做法。这对部队提出了前所未知的灵活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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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军队不仅将不知疲倦的热情投入到常规训练中，更努力追求完满、速度和敏捷，寻找更完善的新阵法。国王本人、将军们、为普鲁士效力的不伦瑞克和安哈尔特公子们乃至军官团整体都充盈着同样的激情。这种创造性活动最了不起的产物就是斜线阵。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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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步兵为了加强火力而不断缩减阵形纵深，不仅有序行动的难度太幅度提升，侧面和侧翼的概念也愈发重要。方阵的正面和侧面有着同样的强度。而线阵越薄，侧面就越脆弱；线阵越长，侧翼便越是尤为关键。于是出现了不以正面硬攻决胜，而是攻击侧面或侧翼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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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三十年战争中，防守方列阵时会利用地形屏障来掩护侧面（1620年的白山会战），原因正在于此。还有人试图攻击敌军侧面（1636年的维特施托克会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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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出现了侧翼交战。进攻方不是同时攻击对方的整个正面，而是减少一翼的兵力来强化另一翼，企图凭借后者打垮对面的敌军，尽可能实现包抄。赫希施泰特（Höchstädt）会战似乎是按照这样计划的，但没有实施出来。拉米伊（Ramillies）和都灵（Turin）两场会战都是侧翼交战，但更多是因为特殊地形条件而非战法本身。但马尔普拉凯（Malplaquet）会战的计划完全是侧翼交战，但由于若干失误，实际仗并没有那样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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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也开始探讨这个新问题了。之前就有从古典学问出发研究侧翼交战的，人们也不断从古典时代吸取养分。现在伊巴密浓达的斜形阵被想了起来，还有韦格蒂乌斯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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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碰撞时，我军左翼后撤，脱离敌军右翼，退到所有远程武器的射程以外。这时，由精锐步兵和骑兵组成的我军右翼压向敌军左翼，通过肉搏战将其打穿或包抄，以便从后方攻击敌军。左翼和右翼反过来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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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算普鲁士公爵阿尔布雷希特的教条著作，22那么第一位现代军事理论家似乎是蒙泰库科利。他在1653年面世的《论战争艺术》（Von der Kriegskunst）（德文本于1736年出版，《蒙泰库科利作品集》2：68）中给出了一条规则：“精锐要布置在两翼，强势一翼发起进攻，弱势一翼拖住敌军。”他在其他地方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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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芬许勒（Kheverhüller）在1738年出版的《兵事要略》（Kur-tzer Begriff aller militärischer Operationen）中有一段显然基于蒙泰库科利观点的话：“最优秀的人要放在侧翼，先让最强的一翼出击接敌，兵力较弱的部分则要晚一些进攻，用散兵或地利拖住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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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福拉尔（Folard）写过一部波利比乌斯专著，腓特烈大帝下令并亲自参与制作了该书的摘要版。摘要版在腓特烈大帝最重要的大作出版之前面世，题为《战争中的新发现》（Nouvelles découvertes sur la guerre），书中详尽探讨了留克特拉会战和曼提尼亚会战（第2部第7章），指出了斜线阵的优势，赞扬了伊巴密浓达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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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特烈从另一位法国人弗基埃（Feuquières）身上学到的东西甚至比福拉尔还要多，他将前者的不少文字直接搬到了自己的训令中。但就我所知，弗基埃没有提到斜线阵。因此，斜线阵思想在腓特烈上台时已经存在了，而且有过实践。但相关理论要么不完善，要么传播不广。至于实践，尽管有过几次尝试，但尚未取得重要成果。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假定斜线阵在有文化的军人圈子中肯定是老生常谈了。这是一个流传中的概念。恰在此时，老元帅皮伊塞居（Puységur）（1743年去世）为完成自己的大作《战争艺术》（Art de la Guerre）做了最后一次尝试。他早在近半个世纪前就动笔了，直到1748年才被他的儿子出版。这部著作中清晰而详尽地讨论了斜线阵（ordre oblique）（1748年版，1
:161及之后；2:45及之后；索引，2:234）。腓特烈曾写自己基本上读过每一本军事史著作，他首次上阵时头脑中无疑是有斜线阵观念的。国王在莫尔维茨会战中的布置是右翼强于左翼，特别是重炮放在了右翼，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削弱”了左翼。23但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侧翼交战，因为决定胜负的不是强大的右翼，而是损失轻微的左翼的前进。因此，通常的看法是普鲁士军在莫尔维茨的斜线攻势根本就不是斜线阵的实例，而只是巧合。我也曾长期认可这一理解，但根据赫尔曼（Herrmann）和凯贝尔（Keibel）的研究，我得出了此说不正确的结论。无论如何，从莫尔维茨会战起，斜线阵就成为主导观念，腓特烈奋战决胜的会战中主要也是采用斜线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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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线阵思想的应用表现出了国王实战战术的鲜明个人特色与创造性。这种观念的理论与实践早在他之前就有了，但并未结出任何果实。想法本身很简单也很古老，但用起来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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