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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波拿巴决定不带预备队去德意志了，而是经瑞士去意大利。他从日内瓦湖东侧出阿尔卑斯山，命令莫罗手下的一支偏师越过圣哥达山口（St.Gotthard Pass）与自己会合，出其不意地现身于奥军后方。他对帐下各师的布置极为大胆，不管敌军走哪一条退路都要与法军面对面，同时又精心让各部彼此靠近，以便相互支援。1800年6月14日，双方在马伦戈（Marengo）村意外相遇，奥军已经集结了约3万人，比2万人的法军有优势。此战险些以法军完败告终。但德塞师（6000人）应波拿巴之命赶到，克勒曼将军又自发率骑兵出击，从而扭转了局势。年事已高的奥军统帅梅拉斯（Melas）已先行离开战场，法军突然发起反攻时，奥军正在凌乱地挺进。于是，法军人数虽少，却取得了胜利，主要原因是部队素质高且将军们年轻，精力充沛。由于奥军在此战中背靠敌境，自认无路可退。波拿巴夺取了直到明乔河（Mincio）为止的上意大利，以奥地利撤出该地区为条件换取梅拉斯自由退走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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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罗在德意志也取得了成功，将奥军赶到了因河对面，当然进度推进得很慢。区别在于德意志是主战场，意大利是次要战场；波拿巴率领少量兵力，以前所未有的大胆指挥制胜，莫罗则是稳扎稳打，不犯殊险。尽管停火期满后，莫罗最终于1800年12月3日取得了霍恩林登（Hohenlinden）会战的胜利，但上述对比依然成立。因为这场胜利不是战略计划的成果，拿破仑对其有一个贴切的说法，“走运的遭遇战”，尽管仍然是一场宏大的战斗。11法军取胜靠的还是部队素质优势和里什庞斯将军（General Richepanse）的年少气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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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年，莫罗应召出任反法同盟战略顾问时与贝纳多特探讨过北方军团的处境，又强烈建议贝纳多特不要按照特拉赫滕贝格（Trachenberg）的方案主动出击，因为他的作战线太脆弱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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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莫罗与腓特烈、道恩做比较就会发现，基本观念相同的人之间会有多么大的区别。莫罗永远取得不了腓特烈那样的大捷。但莫罗也从来没有像腓特烈晚年那样远离会战一端。但我们也不能将莫罗与道恩视作同类，因为这位法国将军的精力和灵活性远胜于道恩。法军的朝气为他带来了激情与力量，那是老气的奥地利军制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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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莫罗奉行消耗战略就看低他是极其不正确的。要想脱离消耗战略一脉，他必须要成为拿破仑那样的人。他不仅要有明确无误的认识，还要兼具大胆与小心，如烈焰一般的想象力和最冷静的分析力，英雄主义和拿破仑战略标志性的政略。对于他，不是拿破仑算不上批评。我们比较两人不是为了评判高下，而是为了让自己明白一点：世界史不仅以客观条件为基础，人物至少也是构成世界史的多个要素之一。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创造出现代歼灭战略，以取代消耗战略，歼灭战略是波拿巴将军利用法国大革命的资源创造出来的。13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志向平庸的人才会沿用路易十四和腓特烈二世留下的资源。这句话是圣西尔元帅在回忆录中记下的，他批评拿破仑无视公认的圭臬，同时也认为那些只是为凡人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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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没有重点区分莫罗将军和波拿巴将军两人的功绩。诚然，当时有人谈论意大利派战略和德意志派战略，前者指波拿巴，后者指莫罗，但他们既没有抓住对立的本质，也没有明确哪一派，或者是哪一人绝对地高过另一派。14波拿巴通过政变掌握了法国大权，但他到底是真正的顺应天命，还是徒有其名——这在当时的世人眼中绝非显而易见。马伦戈战役的余波便因这种犹疑心态而起，从军事史角度来看有必要做一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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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拿破仑1804年被推举加冕为帝时仍然处于即将迈向丰功盛誉的阶段。异想天开的埃及远征以失败告终，人们有理由怀疑他抛弃部队的做法是否妥当。1796年和1800年的成绩固然辉煌，但莫罗与他不分伯仲，暗地里还有叵测之人说马伦戈大捷本质上不是因为拿破仑，而要归功于杀到战场的德塞。为了反对此说，皇帝命人编写了一份关于马伦戈战役的官方报告并亲自刊正，报告后来不得不重写以贴合他的改正意见。这些改动完全歪曲了真相，暗示统帅神机妙算，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而且抹掉了法军一度退却和出现危急时刻的事实。对有批判精神的史家来说，上述篡改不仅没有提升，反而损害了统帅的声誉，这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重大战略行动必然会包含巨大风险，因而总会有危急时刻，而完全的、无条件的准确战局预估要么是虚构，要么是幸运，因为预估只能做到一定程度而已。那么，拿破仑是根本不了解自己的行动吗？还是说他在虚荣心的蒙蔽下出了丑？他没有那么无知。他知道大众不能理解真正的伟大。正如人们总是愿意认为勇猛就是以少胜多，他们也觉得指挥艺术最明白的证据就是伟人料敌先机，分毫不差。战略意味着在晦暗中行动，指挥官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胆大——最早发现这一点并将其引入军事科学的人是克劳塞维茨。拿破仑要是承认自己险些吃了败仗——当德塞在傍晚姗姗来迟时，大部队其实已经败了——法国人不会赞赏他的胆大，反而会谴责分兵之举愚蠢，说他只是运气好才得救了。当然，就连雅典人向子孙展现特米斯托克利的伟大之处时，也只能推说他给波斯王发了一封巧妙的密信，误导其进攻萨拉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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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波拿巴将军同时登上世界舞台的另一位统帅是小拿破仑两岁的卡尔大公（1771年出生）。大公性好深思，年轻时笔剑双修，写下了大量著作。就战略而言，他是消耗战略的坚定倡导者。与腓特烈大帝一样，他说战争一定要尽可能短促，而这个目标只有通过决战才能达到，但他同时做了限定：“每个国家都有能决定国运的战略要地；因为占领这些要地就掌握了通往该国的锁钥，也就成为该国资源的主人。”他接着说道：“由于战略路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条法则是哪怕有极大的战术优势，也绝不能误入歧途，以至于远离或偏离战略路线，将其让给敌人。”他还说：“只要是发生在非战略要点或非战略方向上，最重大的战术行动也很少能产生持久效果。”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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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观点对消耗战略来说是合理的，也是合宜的。事实上，取胜的地点和取胜本身都相当重要，因为如果不能乘胜追击，胜利就只有消极的价值，而且扩大战果往往很受局限。如前所见，腓特烈甚至在自己最辉煌的胜利之一——索尔会战——后班师了。而在歼灭战略下，胜利不取决于取胜的“地点”或行军的“战略路线”，统帅会认为战略要地会随着胜利落入自己手中，而且会自己决定战略路线。我们马上会看到，拿破仑恰恰是将战略路线牺牲给敌军，然后才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背袭普军，不仅将其击败，更将其歼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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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战略没有任何套路。话虽如此，有一种基本样式偏偏在拿破仑身上重现，值得探讨一番。他做部署时会将全部力量投向敌军一翼或一侧，试图包抄敌军并使其远离基地，以便尽可能实现全歼。这在1800年春季作战方案中就有所体现，他当时计划从瑞士出发，与莫罗合兵一处，于南德意志攻击奥军。他在1805年就是这样做的，他从北面进攻并包抄了多瑙河沿线的奥军，为此命令贝纳多特从汉诺威出发穿过安斯巴赫领地。他在次年故技重施，不从莱茵河，而从美因河上游出发在图林根攻击普军。他实现了完全的包抄，以至于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会战中是背对敌境作战：普军面朝柏林，法军背对柏林。按照这种阵形，法军一旦战败会比普军更难全身而退；他们会被推向厄尔士山脉和奥地利国境，有被歼灭的可能。但成竹在胸的拿破仑毫不犹豫地决定冒这个险，这样普军在撤退途中会与基地失联，从而被彻底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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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士将军冯·格拉韦特（General von Grawert）据说曾正确预见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行动，并将其理解为“敌方会从左侧包抄我军，切断我军与易北河、与我方的全部资源，也就是奥得河和西里西亚之间的联系。”17通过比较格拉韦特的理解与拿破仑的实际意图，可以最充分地表现了新旧战略的区别。在腓特烈战略的意义上，格拉韦特的看法完全正确。但拿破仑根本不关心“切断”与“资源”的联系，从而迫使普军后退并让出一片领土，他反而卡在普军的退路上，目的是普军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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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1813年秋季战役方案也符合这一图景。他计划主力部队首先对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军团采取守势，直到贝纳多特的北方军团被击败，远至但泽的土地落入自己之手。接下来，他会自北向南发起宏大攻势，切断俄军与本国的交通线。该方案失败了，因为贝纳多特指挥的北方军团在大贝伦（Gross-Beeren）和登讷维茨（Dennewitz）以保守却合理的手段击退了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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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05年全面战争再次爆发，拿破仑才不仅达到了个人威名的顶点，更达到了战略的巅峰。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已经平息；庞大的群众、爱国情怀和新战术现在都有了纪律来统辖；拿破仑皇帝可以任意施为，不受其他势力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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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统帅的秘诀是融合大胆与小心。亚历山大是这样，他在出征波斯腹地之前先夺取提尔和埃及，以保障后方，同时极大强化了兵力。汉尼拔是这样，他为自己确定的目标不是围攻罗马城，而是离间敌国首都与其盟友。西庇阿是这样，尽管他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展开了决战，但他提前争取到了马西尼萨为援军。恺撒是这样，他计划先打无将之兵，再打无兵之将。古斯塔夫·阿道夫和腓特烈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在拿破仑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品质。他一再挑战命运，何其大胆，但他绝非莽撞无度，他知道在何处要停手，要转攻为守，要让敌军决定是否进攻，同时会努力通过政治手段克成全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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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范例是奥斯特里茨战役。拿破仑在乌尔姆歼灭了一支奥军，夺取了维也纳，推进到了摩拉维亚境内的奥尔米茨近郊，在那里与俄军主力对峙。拿破仑认为在这个“地点”发动攻势风险太大，因为敌军有一定数量优势。于是他提出要谈判，当敌军逼近时，他占据了一处适合打防御战的阵地。通过在恰当时机发起防守反击，他打赢了（1805年12月2日）。为了包抄他，敌军将战线拉得很长，造成了中央虚弱又没有正经预备队的局面。这正是突破的时机。“你夺取（普拉钦）高地需要多少时间？”皇帝问身边的苏尔特元帅。“20分钟。”“那再等15分钟吧。”于是，问题就在于怎么用好这1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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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种类的战斗中，防守反击的效果最好。攻守各有好处和坏处。防守的主要好处是可以选择战场，且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火器。进攻的主要好处是气势更盛，可以选择进攻地点，且能取得积极战果。防守一开始只能取得消极意义上的战果。因此，纯粹靠防御取胜的会战很少（1346年的克雷西会战；1898年的乌姆杜尔曼会战[67]）。但当指挥官首先妥当防御，然后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转入反攻的话，那便会取得最大的战果。前面讲过的马拉松会战是防守反击的经典战例。奥斯特里茨会战是现代版的马拉松会战，其作战方案和实际执行对我们都有意义，因为它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具有完美自制力的统帅，因为我们看到他尽管胆大却仍未失去理智。得知敌军逼近时，他甚至指示正在维也纳谈判的塔列朗（Talleyrand）接受合理的和平条件，其深谋远虑如此。尽管他有必胜的信心，但一旦战败，他也希望用外交手段掩护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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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一生中最冒险的事情之一就是引发1809年5月21—22日阿斯珀恩会战（battle of Aspern）中的那次横渡多瑙河。卡尔大公当时正率领全体奥军10万多人在河北岸，与渡河点离得很近。法军只能从一座临时修建的桥上跨过这条大河。刚刚过去22500人时，桥第一次垮掉；次日上午8时第二次垮掉，当时约有6万人过河。尽管奥军在第一天有4倍兵力优势，第二天依然比法军多一半，但依然没能将法军赶下河。卡尔大公手里尚有预备队，但没有把他们派上去。这就显示了他与拿破仑的整体区别。腓特烈大帝其实还不存在动用预备队的问题，原因当然是他计划第一次冲锋就解决战斗，所以会尽可能强化第一次冲锋的力量，不会保留大量预备队。而奥军当时已经采用了新战术，不得不从原则上接受了预备队，但卡尔大公还没有思维开阔到认可歼灭战略的地步，因此对预备队的性质和运用缺少一个正确的认识。他制定的原则是：“预备队必须在能够一锤定音时才可以投入战斗。”“除非需要预备队最后推一把才能大获全胜，它才可以择机投入战斗；否则其主要目的永远是保卫和掩护退路。”18即使按照这条死板的规则，奥军也应该在阿斯珀恩将全部资源投入战斗，以便尽可能彻底地取胜。不会有更好的机会了。但大公还是不敢。当然，他还拘泥于并不特别看重会战胜利的消耗战观念里。只有腓特烈大帝这样的英雄才能做到纵然信奉消耗战，依然能起而迎接命运的宏大挑战，他的会战经历就是证明。卡尔大公是个小人物，抓不住命运女神在阿斯珀恩赠予的礼物。他总是往身后看，今天维也纳的卡尔大公骑马雕像就是这样的姿势，不啻是一种无意识的残酷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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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步兵在把守阿斯珀恩和埃斯林根（Esslingen）两村，中间的空地有一支人数不多的骑兵控制，这些骑兵接连发起了大胆的进攻。拿破仑顶着炮火骑马从阵前经过，鼓舞己方士气，处境危险万分。奥军最后迫使对手退到了靠近多瑙河北岸的一处河洲，但卡尔大公不敢攻上去或通过其他方式开拓战果。196周后，兵力大增的拿破仑再次展开行动，一举于1809年7月6日打赢了瓦格拉姆会战。拿破仑取胜的原因是成功包抄奥军左翼，从而具备了重大数量优势。与通常看法不同，决定胜负的并非他聚集在中央的大量步兵和炮兵。有人无理地称赞卡尔大公派一支独立部队从侧面进攻法军左翼，似乎这预示了毛奇挑起会战的方式。但相似性只是表面上的。这次攻势太弱了，不能奏效，而且尽管卡尔大公有充足的准备时间来应对法军再次渡河，但他根本没有周全的作战方案，而是在攻守之间举棋不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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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的战略真正出问题是在1812年战役上。拿破仑在博罗季诺（Borodino）击败俄军并占领了莫斯科。但他不得不回军，于是基本上全军覆没。假如腓特烈想要冒险夺取维也纳的话，他也会是同样的下场。哪怕有拿破仑的雄厚实力，歼灭战略自有其极限。拿破仑要是在1812年仿效腓特烈的战略，改用消耗战略的话会不会更好呢？克劳塞维茨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否定回答。他解释道，法国皇帝最大的胜算仍然是采用之前一贯为他带来胜利的战法。但由于双方当时的实力对比，他用消耗战略或歼灭战略都打不赢。根据最新研究，包括卫戍部队在内的征俄可用总兵力为68.5万，实际越境者有61.2万，其中半数以上属于中路主力，至少有35万人。但他到莫斯科时就只剩下10万人了。他渡过涅曼河（Nieman）后的仅仅14天内基本没打仗就损失了13.5万人，原因是开小差、补给不足和疾病。占全军一半的法国士兵大多是1811年征召的新兵，年纪很小，而且其中有大量“顽民”，他们接受军事训练是在荷兰的岛屿上，那里跑不了。但这种训练经受不住俄罗斯荒原的考验。仓库后勤体系效果不如人意；与往常一样，拿破仑很少关注后勤，没有充分考虑俄国土地提供不了之前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那种资源。21因此，他实际上是输在了士兵逃亡和后勤体系失效上，而不是因为——举个例子——俄国的寒冬，冬季只是消磨了拿破仑的残军，而且1812年的冬天比往年来得更晚，天气也要温和一些。如果拿破仑是带着20万人，而非10万人抵达莫斯科，他大概就有能力掌控征服的地盘，沙皇终究会接受他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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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对拿破仑的1812年战役与腓特烈1744年侵入波希米亚的行动做一对比。腓特烈未尝一败，最后仅仅因为交通线受到敌人打击就被逐出波希米亚，还损失了很大一部分兵力。腓特烈本人认为这次深入敌境的“尖端”是一个错误，但他有能力在冬季重建军队，通过霍亨弗里德堡会战恢复了战局平衡。然而，腓特烈的“尖端”行动只是消耗战略下的一场战役，因此失败了也并非无可挽救。拿破仑的目标则要宏大得多，他要的是彻底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卷土重来也难得多。他损失的当然不只是军队，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普鲁士和奥地利之前在威逼下与他结盟，现在有勇气跟他决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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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拿破仑下台的主要失误不是他采用了错误的战略，而是他高估了帝国境内法国人民的内在凝聚力。毫无疑问，一大部分法国人民或者对他怀有敬重和感激，愿意追随他，或者被他的名望蒙蔽裹挟。但也有很大一批人对他无感乃至反感。人民不愿意为他而战，强征来也会逃亡。尽管他确实在1813年还能再次纠集起一支大军，但到了骚扰敌境的秋季战役中就折损大半，不是因为敌人，而是因为逃亡。令人惊讶的是，没有记载说明1812年的逃兵是什么下场。但估计肯定有一大批人回到了德意志和法国，到1813年再次入伍。但由于没有确切信息，所以我们无法估算法国在这些年里到底为皇帝提供了多少兵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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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更细致的研究中得知，1814年战役完全是出于政治动机，但它对“战争艺术史”的意义在于政治动机会被包裹在传统战略原则的外衣下。以梅特涅（Metternich）为首的一派希望与拿破仑达成均势，不成便主张复辟波旁王朝。另一派主张打倒拿破仑，沙皇亚历山大希望让贝纳多特取而代之。奥地利不希望为了相反的目标而战，于是拒绝出兵并有意无意地为不情愿披上了战略考量的外衣。奥方立场的基础是欧根、马尔伯勒两位伟大统帅都不曾对巴黎采取行动。普鲁士国王不希望追过莱茵河，因为莱茵河显然是一道天堑，要渡河必先在河边集结兵力。他手下的副将克内泽贝克（Knesebeck）想在朗格勒高原停下脚步，因为那里是法国的分水岭，从那里足以主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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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15年战役中，两种战略的对立性再次发挥了作用。威灵顿当然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将领，但他依然遵循消耗战略。比利时境内的反法联军总兵力差不多是拿破仑的两倍（22万大军对12.8万精兵；当然，22万这个数字本身意义很小）。但皇帝险些就取胜了，因为威灵顿总是在考虑自保，没有尽快集结兵力投入会战，所以在利尼会战（battle of Ligny）迟到了，之后在18日的好友宾馆会战[68]期间，他又将整整一个军1.8万人留在了距离战场9英里（约14.5千米）的地方。有人正确地将这一分兵之举比作腓特烈在布拉格会战期间将基斯部留在城的另一侧。但在腓特烈时期看起来合理——尽管并非必要——的事情，放到拿破仑时代就是大错了。格奈泽瑙的一个做法抵消了威灵顿的失误。他完全从决战思维出发，放弃了在利尼被击败的普军直接与国内联络的通道，率兵退往靠近英军的瓦夫尔（Wavre），这样普军才得以在次日与英军会合。22最后的胜利掩盖了威灵顿的错误，以至于少有人关注。但从军事角度看，这些错误应该被大书特书，不是因为它们是错误，而是因为它们证明了错误理论的影响力和危害性。1815年的四日战役可以被视为两种对立战略之间碰撞的最充分展现。卡尔大公败给拿破仑是一个头脑空空的软弱之辈败给了一位天才。但威灵顿完全误解了拿破仑的意图，以为他打算通过机动战逼退英军，进而夺取布鲁塞尔，于是没能及时集结军队，那就只能用陷于旧战略窠臼才能解释威灵顿这样一位大人物和杰出军人为什么会那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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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威灵顿只参加了西班牙战争，在1814年就结束了军人生涯，那么除了没有经受最严峻的考验以外，他也没什么可指摘的。我们只能从他的品格推断他在那样的考验下大概会怎样做。但如今他在1815年经受了考验，他在战术层面做出了卓越的回应，战略上却是失败的。他只解决了防御一侧的问题，而且沿用了他在西班牙的已经不再适用的战法。最终的大获全胜是因为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指挥有道，弥补了威灵顿本身的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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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消耗战略与歼灭战略之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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