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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那时候，在拿破仑战争后的历史背景中，在老毛奇普法战争的辉煌战功和约米尼的战略理论影响之下，和他同时代的绝大部分军事思想家都认为战争的目的，甚至唯一合理的目的在于歼灭敌军。所以，组织和打赢能够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是所有战略应有的功能。只要是战略，就一定应当致力于打赢歼灭敌军主力的战役。合理的战略不可能有其他目的。但是，德尔布吕克通过战争史和军事史的研究确信，这样一种战略思维至少并不总是正确的，它往往只是战争史上某些时代的主要特征。反过来说，在另外一些时代，占优势的而且往往非常成功的战略思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而且，德尔布吕克说，克劳塞维茨本人也断言整个历史上存在两种非常不同的战争方式，一种是歼灭敌军，另一种就是有限战争。就像我刚才讲的，由于过早去世，克劳塞维茨对这样一个思想写得相当少，没有完成他打算完成的对战争两大基本形式的全面分析。德尔布吕克接受了被克劳塞维茨比较简略地指出的这样一种区分，对它进行基于全部西方战争史的大大深入和系统化了的说明，非常明确地提出和阐释了两大类战略：歼灭战略和消耗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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歼灭战略是进行决战决胜性质的战役，消耗战略却是着重于消耗敌人的意志，作战仅仅被当作实现战争的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手段有占领别国的领土，摧毁敌国的庄稼，摧毁敌国的商业，进行封锁等。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由于各种政治因素，也由于军队规模太小，消耗战略是唯一可能的战略。消耗战略对于统帅智慧和能力的要求并不低于歼灭战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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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历史上有实施歼灭战略的伟大统帅，如亚历山大、恺撒和拿破仑，但是同样也有非常杰出的实施消耗战略的统帅，如雅典的伯里克利和罗马的费边，还有6世纪时拜占庭的统帅、打败东哥特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贝利萨留（Belisarius），17世纪初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统帅、战胜新教联军和打败丹麦的著名的华伦斯坦（Wallenstein），著名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就是和华伦斯坦同时的三十年战争中的统帅，打赢了很多战役，但最终曾败给华伦斯坦。当然还有18世纪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王，可以说是拿破仑以前近代最杰出的战争家，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是同时代人，共同瓜分了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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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的深层含义在于，决非像约米尼说的那样只有一种“不变的科学的战略原则”。历史证明，并不是只有一种战略原则、战略理论，能够适用于所有时期的所有战役。就像战争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战略同政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政治实体或者说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战略体系绝对不是独自存在的（self-sufficient）。在很多的历史分析和政治评论里面，他强调如果你要将战略体系变成一个独自存在的和自高自大的东西，如果要将战略和它的政治背景割裂开来，那么你战略家就可能变成国家的威胁。但是，像克劳塞维茨的学说在当时的命运一样，德尔布吕克的战略理论和战略概念，特别是消耗战略概念，在当时根据拿破仑和老毛奇的传统训练教育出来的德国军界，是不被接受的。时髦的是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实际上，如同我们先前所说，强国间大规模战争的性质方面的重大变化，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一场空前的消耗性战争，特别是在西线。在一战期间越来越明显，他的这样一种战略思想和理论同在第二帝国占优势的战略文化和大本营的战略规划发生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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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统帅部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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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尔布吕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统帅部进行了尖锐批评，1915年以后可以说是始终不渝的尖锐批评。他的批评大概有以下这么几个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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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歼灭战转变为消耗战，德国全胜不可能。最初德国企图依照施里芬计划实行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但是这一企图很快失败，战争随之变成了消耗战，德国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德国在战争开始后的巨大攻势失败了，西线进入一个漫长的堑壕战时期。随着进入堑壕战，德尔布吕克意识到发生了一场可以说头等重要的战略性变更。特别是在德军凡尔登攻势失败后，他越来越确信最高统帅部必须改变战略思维。至少在西线战场，情况已经无异于理论和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要打那种决战决胜的战役实际上已无可能，德国对于协约国的彻底和粉碎性的胜利已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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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国怎么办？德尔布吕克认为，德国只能争取尽可能赢得一个有限的胜利，而有限胜利的途径只在于政治谋略加作战。德国必须将自己的战略方向集中于首先击溃俄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也就是打垮协约同盟的次要成员，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同时防止它们得到新的强大的盟友。因此，德尔布吕克始终不渝地反对“无限制潜水艇战”，因为他非常准确地预料到这将导致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德国要想取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有限胜利，就必须清楚地理解全部政治现实，必须据此像重视战场作战那样重视政治谋略，而政治谋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政府必须坚决表明无意吞并比利时。只要德国不坚决表明这一点，只要德国还试图在战后控制低地国家，英国便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所以为了削弱英法的战争意志，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非常明确地表示，德国在西线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为了在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战场形势下结束战争，德国政府就昭示不反对通过谈判来媾和。德国的战争目的应该定义为，并且公开宣布为一种经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所以他的主张非常清楚：德国只能赢得有限胜利，必须按照这个目标来规定自己的作战，同时高度重视政治谋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德国的战争目的，使之对英法来说远不是致命的，并且将其公诸于世。但是，德尔布吕克的这套主张完全得不到统帅部的采纳，而且仗打得越糟糕，离胜利越渺茫，军方就越不愿意听取文职评论家的意见，也不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所以德尔布吕克深感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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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谈的是他对德国1918年攻势的批判。那年夏天，主宰德国大权的卢登道夫在西线组织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德尔布吕克对这场所谓决定性的攻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一部分见诸当时的报刊，更多的是见于战后魏玛共和国议会调查1918年德国失败原因时所作的证词。这些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讲了，它们实际上和刚才讲的他对德国统帅部的批评大意一样，他始终不渝地继续那种批评。他的全部批评的根本思想就在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它根本无视全部战争史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战争与政治有密切联系。他说：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克劳塞维茨那句根本的话——不考虑政治目标，就无法完整地考虑任何战略”（“To come back once more to that fundamental sentence of Clausewitz, no strategical idea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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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并列的关于德尔布吕克的参考文献这么少？因为研究德尔布吕克的英文文献特别少，而德文的相当多，但那是我们大多不懂的语言。我们能够得到英文文献包括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4卷英译本，我要大家在课后阅读其中几页，那是他论说伯里克利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大战略的，作为与歼灭战略相反的消耗战略的一个典型。我们列出的Gordon A.Craig的一篇论文非常好。这位老先生多年来是美国研究德国现代史的头号权威，我的讲述基本上依据了他的这篇文章。还有就是大历史学家古奇（G.P.Gooch）的大名著《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中论述兰克的一章，可以让我们了解科学的治史方法的由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兰克，就不会有我们见到的那个德尔布吕克，正如没有克劳塞维茨，很可能不会有这样一位德尔布吕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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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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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Walter J.Renfroe, Jr.），V.1：Warfare in Antiquit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5），book 2，chapter 2（“Strategty: Pericles”），pp.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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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ordon A.Craig，“Delbrü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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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 Beacon Press，1959）（有中译本），chapter 6（“Ra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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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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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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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1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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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言：作者的评判未必一无可取，更不是一锤定音，读者应当通过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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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通史》第3章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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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学而言，学科专业化是沿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两个方向不断推进的。有的人研究某一段时期的各种现象，有些人研究多个时期乃至整个历史中的某一种现象。现在有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甚至有专攻具体社会制度，比如婚姻史学者。每一条支流都会融汇到通史的大海中，同时相互滋养。不论去掉哪一个分支，史学整体都会受到伤害。因此，通史中需要“战争艺术史”这一个分支。战争既能建邦，亦可亡国，独占史学的大片疆土，实在不容跳过。我们的使命不是复述史籍纪事，而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史料，得出具有专业准确性的论述。根据劳动分工的原理，研究战争艺术史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部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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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而言，治专门史的难点在于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如果说一个人相信文学史研究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中，那么艺术史研究者完全掌握绘画和雕塑的全部技法，经济史研究者通晓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其难度会更大。当然，艺术史研究者无须亲自绘圣母像或修建大教堂，经济史研究者也用不着指导耕田、建立殖民地。尽管如此，业内人士或掌握实务技能者确实比历史学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喀琉斯为人所知要归功于荷马，但有人不禁会想，阿喀琉斯果真曾经高呼：“不难看出，你是一个从未掷过长矛的诗人，却怎么站在密尔弥冬勇士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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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战术史方面的专家的状况还要更糟。要是他能作为最低级别的义务兵亲身体验战争，那已经是优势巨大了。但是，他必须努力从纯理论出发掌握更高层次的军事事务，而且不能像诗人一样自由发挥。专业准确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志追根溯源的艺术家或军人一定有扎实地掌握史料的功夫，军事史研究者——特别是战争艺术史本身——必须研习战争的客观条件，从技术角度考察文献里记载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如有必要，一定要拥有十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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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说，这条要求并不是新鲜事物。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破除一种认识：专门史——比如战争艺术史——需要运用某些其他史学领域中没有的特殊研究方法。诚然，本书或许需要基于对现实因素的批判分析，而不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但是两者并非对立，只是统一的科学批判方法的不同工具而已。因此，一名文献学家，不论他如何精熟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解读，都不能从原则上否认客观观察的效力；同理，一名技术专家，即便他能够用实证手段阐明历史事件的现实环境，也绝不能否认全部历史知识的根基正是文献记载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各自专业和个人视角的差异，一个人擅长文献学方法，另一个人擅长实证研究，差别仅此而已。一人有因袭谬误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发现史籍中的某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人有以今度古的危险，没有充分注意时代条件的变化。因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文献学与实证研究必须携手并进，共同考察每一个事件，相互启发、相互节制。没有通过语文学来把文献研究清楚，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客观分析，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本研究。唯有如此，方可找到一种完全严格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排除一切偏见，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盲目疑古。题记中波利比乌斯的那句话很精当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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