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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歼灭战转变为消耗战，德国全胜不可能。最初德国企图依照施里芬计划实行速战速决的歼灭战略，但是这一企图很快失败，战争随之变成了消耗战，德国因而也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德国在战争开始后的巨大攻势失败了，西线进入一个漫长的堑壕战时期。随着进入堑壕战，德尔布吕克意识到发生了一场可以说头等重要的战略性变更。特别是在德军凡尔登攻势失败后，他越来越确信最高统帅部必须改变战略思维。至少在西线战场，情况已经无异于理论和历史上不折不扣的消耗战。要打那种决战决胜的战役实际上已无可能，德国对于协约国的彻底和粉碎性的胜利已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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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德国怎么办？德尔布吕克认为，德国只能争取尽可能赢得一个有限的胜利，而有限胜利的途径只在于政治谋略加作战。德国必须将自己的战略方向集中于首先击溃俄国军队和意大利军队，也就是打垮协约同盟的次要成员，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同时防止它们得到新的强大的盟友。因此，德尔布吕克始终不渝地反对“无限制潜水艇战”，因为他非常准确地预料到这将导致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德国要想取得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有限胜利，就必须清楚地理解全部政治现实，必须据此像重视战场作战那样重视政治谋略，而政治谋略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德国政府必须坚决表明无意吞并比利时。只要德国不坚决表明这一点，只要德国还试图在战后控制低地国家，英国便永远不会放下武器。所以为了削弱英法的战争意志，就必须通过各种方式非常明确地表示，德国在西线没有任何领土野心。同时，为了在对德国比较有利的战场形势下结束战争，德国政府就昭示不反对通过谈判来媾和。德国的战争目的应该定义为，并且公开宣布为一种经过谈判达成的和平。所以他的主张非常清楚：德国只能赢得有限胜利，必须按照这个目标来规定自己的作战，同时高度重视政治谋略，其中最重要的是要限制德国的战争目的，使之对英法来说远不是致命的，并且将其公诸于世。但是，德尔布吕克的这套主张完全得不到统帅部的采纳，而且仗打得越糟糕，离胜利越渺茫，军方就越不愿意听取文职评论家的意见，也不让他们比较自由地发表意见。所以德尔布吕克深感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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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谈的是他对德国1918年攻势的批判。那年夏天，主宰德国大权的卢登道夫在西线组织发动了孤注一掷的最后攻势。德尔布吕克对这场所谓决定性的攻势进行了坚决的批判，一部分见诸当时的报刊，更多的是见于战后魏玛共和国议会调查1918年德国失败原因时所作的证词。这些我在这里就不用多讲了，它们实际上和刚才讲的他对德国统帅部的批评大意一样，他始终不渝地继续那种批评。他的全部批评的根本思想就在于，德国最高统帅部之所以输掉战争，是因为它根本无视全部战争史上的最重要的一个教训，那就是战争与政治有密切联系。他说：让我们“再一次回到克劳塞维茨那句根本的话——不考虑政治目标，就无法完整地考虑任何战略”（“To come back once more to that fundamental sentence of Clausewitz, no strategical idea can be considered completely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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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并列的关于德尔布吕克的参考文献这么少？因为研究德尔布吕克的英文文献特别少，而德文的相当多，但那是我们大多不懂的语言。我们能够得到英文文献包括德尔布吕克《战争艺术史》4卷英译本，我要大家在课后阅读其中几页，那是他论说伯里克利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大战略的，作为与歼灭战略相反的消耗战略的一个典型。我们列出的Gordon A.Craig的一篇论文非常好。这位老先生多年来是美国研究德国现代史的头号权威，我的讲述基本上依据了他的这篇文章。还有就是大历史学家古奇（G.P.Gooch）的大名著《19世纪的历史和历史学家》中论述兰克的一章，可以让我们了解科学的治史方法的由来。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兰克，就不会有我们见到的那个德尔布吕克，正如没有克劳塞维茨，很可能不会有这样一位德尔布吕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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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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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Translated from German by Walter J.Renfroe, Jr.），V.1：Warfare in Antiquit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75），book 2，chapter 2（“Strategty: Pericles”），pp.13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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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ordon A.Craig，“Delbrück: The Military Historian，” in Peter Paret, ed.，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p.326-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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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P.Gooch, 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oston: Beacon Press，1959）（有中译本），chapter 6（“Ran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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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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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务院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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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1版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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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言：作者的评判未必一无可取，更不是一锤定音，读者应当通过事实本身做出自己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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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通史》第3章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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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历史学而言，学科专业化是沿着断代史和专门史两个方向不断推进的。有的人研究某一段时期的各种现象，有些人研究多个时期乃至整个历史中的某一种现象。现在有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专家，甚至有专攻具体社会制度，比如婚姻史学者。每一条支流都会融汇到通史的大海中，同时相互滋养。不论去掉哪一个分支，史学整体都会受到伤害。因此，通史中需要“战争艺术史”这一个分支。战争既能建邦，亦可亡国，独占史学的大片疆土，实在不容跳过。我们的使命不是复述史籍纪事，而是要用批判的眼光去考察史料，得出具有专业准确性的论述。根据劳动分工的原理，研究战争艺术史最好的办法是写一部专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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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历史学家而言，治专门史的难点在于充分掌握相关专业的知识。如果说一个人相信文学史研究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汪洋大海中，那么艺术史研究者完全掌握绘画和雕塑的全部技法，经济史研究者通晓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其难度会更大。当然，艺术史研究者无须亲自绘圣母像或修建大教堂，经济史研究者也用不着指导耕田、建立殖民地。尽管如此，业内人士或掌握实务技能者确实比历史学家有一定的优势，而且他们往往会不信任历史学家。阿喀琉斯为人所知要归功于荷马，但有人不禁会想，阿喀琉斯果真曾经高呼：“不难看出，你是一个从未掷过长矛的诗人，却怎么站在密尔弥冬勇士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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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战术史方面的专家的状况还要更糟。要是他能作为最低级别的义务兵亲身体验战争，那已经是优势巨大了。但是，他必须努力从纯理论出发掌握更高层次的军事事务，而且不能像诗人一样自由发挥。专业准确性是成功的先决条件。正如有志追根溯源的艺术家或军人一定有扎实地掌握史料的功夫，军事史研究者——特别是战争艺术史本身——必须研习战争的客观条件，从技术角度考察文献里记载的事件是否可能发生；如有必要，一定要拥有十成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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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上说，这条要求并不是新鲜事物。从研究的一开始，我们就要破除一种认识：专门史——比如战争艺术史——需要运用某些其他史学领域中没有的特殊研究方法。诚然，本书或许需要基于对现实因素的批判分析，而不是基于对文本的分析，但是两者并非对立，只是统一的科学批判方法的不同工具而已。因此，一名文献学家，不论他如何精熟严格意义上的文字解读，都不能从原则上否认客观观察的效力；同理，一名技术专家，即便他能够用实证手段阐明历史事件的现实环境，也绝不能否认全部历史知识的根基正是文献记载的事实。只不过由于各自专业和个人视角的差异，一个人擅长文献学方法，另一个人擅长实证研究，差别仅此而已。一人有因袭谬误的危险，因为他不能发现史籍中的某些事件在现实中不可能发生；而另一人有以今度古的危险，没有充分注意时代条件的变化。因此，为确保研究的准确性，文献学与实证研究必须携手并进，共同考察每一个事件，相互启发、相互节制。没有通过语文学来把文献研究清楚，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证研究；没有客观分析，也不会有真正的文本研究。唯有如此，方可找到一种完全严格的研究方法，其本质在于排除一切偏见，既不一味信古，也不盲目疑古。题记中波利比乌斯的那句话很精当地表达了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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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过去是人类心灵的一大需要。本书若能对此有所推动，那么不在于采用了新奇的方法，而在于切实地、系统地应用人们早已熟知的方法论原理。因此，我要斗胆一言：本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告诉大家如今的战争艺术史研究重任在肩，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开展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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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不久，我做过一些战争艺术史研究，起因已经记不得了。1874年春天，我去维滕贝格演习，从当地一个团的图书室里看到了吕斯托（W.Rüstow）的《步兵史》（Geschichte der Infanterie）一书，从此战争艺术史再也没有离开我的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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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黑德维希·布吕尔女伯爵（Countess Hedwig Brühl）请我补完关于格奈泽瑙（Gneisenau，女伯爵祖父）[1]的传记，这本书原由不幸离世的乔治·海因里希·佩尔茨（George Heinrich Pertz）撰写。投入德意志民族解放战争史的海洋中，我极其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事件进行客观现实的评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又必然要大大扩展视野，因为当时有两大对立的战略观：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卡尔大公（Archduke Karl）、施瓦岑贝格（Schwarzenberg）和威灵顿（Wellington）；另一派是拿破仑（Napoleon）和格奈泽瑙。这两种战略观必须历史加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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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过，有时一个字就能带来认识的一次飞跃，而有时最好的学习对象不是死的书本，而是与智者交流活的思想。我当时真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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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日子里，我担任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三世（Kaiser Frede-rick）幼子瓦尔德马亲王（Prince Waldemar）的家教。小亲王于1879年去世，年仅11岁。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能听到德国王储和陆军元帅布卢门撒尔伯爵（Field Marshal Count Blumenthal）讲的故事，从中直接体会统帅决策的心理根源，更能随时向专家提问，明晰和填补自己的研究，其中第一位就是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德国王储把他的著作拿给我看。直到今天，我仍然记得当时有些地方理解不了，然后一个恰当的词映入眼帘，这才豁然开朗。20多年过去了，忆及当年诸君解惑传授，心里仍然会涌起感激之情，先将他们恭列如下：冯·戈特贝格上将（General Von Gottberg），死于陆军第一军军长任上；冯·温特菲尔德上将（General Von Winterfeld），不久前升任近卫军司令；冯·米施克上将（General Von Mischke）；冯·德雷斯基上校（Colonel Von Dresky）；冯·翁鲁上将（General Von Unruh），去世前的最后一项职务是亚历山大团团长。但是，给我帮助最大的当属冯·盖斯勒（Von Geissler），他当时的军衔是中校，担任弗雷德里克·利奥波德亲王（Prince Frederick Leopold）的军事教官，去世时军衔为中将。冯·盖斯勒先生是天生的老师。我们看着两名学生去新皇宫的操场或格利尼克（Glienicke）附近的柏提安场（Böttcherberg）活动时，我会热切地问他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他会兴致勃勃地解答。他讲得很好，内容易于理解，大大增进了我的知识。言及此处，还有两位高级军官也不能不提。一位是冯·弗兰泽基上将（General Von Fransecky），1870年担任第二军军长，后转任第十一军军长，终及柏林市市长；另一位是时任总参少校参谋的波伊厄（Major of the General SB），死于索恩（Thorn）市市长任上。冯·弗兰泽基还是一名青年总参参谋时，便开始撰写《格奈泽瑙传》，我通过这本书与作者结缘，从此时常拜会探讨传主。波伊厄少校以前为德国战争学院的一次讲座整理过1814年战役的原始资料。他将笔记交给了我，我们常常详细考究这场战役的各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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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格奈泽瑙传》之后，我于1881年1月加入柏林大学，第一门课的主题是“1866年普奥战争”。同年的夏季学期，我又开了一门“封建制度推行以来的军事观念史与战争艺术史”课程。我当时还没有梳理完原始文献，不敢妄谈古典时代的情况。尽管我非常确信通行的罗马棋盘阵说必然是错的，但我尚且不能提出新说。直到两年后的1883年夏季，我才壮起胆子，开了一门“希波战争至今的军事观念与战争艺术通史”课程，之后又讲了很多次这门课。我还开过以下课程：“1870年普法战争”“战略战术文献选读（史学方向）”“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的主要会战”。最后，我还于1897—1898年冬季学期开设了“国家经济发展与军事思潮及战争实践的互动关系”课程。我发表了多篇关于“希波战争”“伯利克里的战略”“修昔底德与克里昂（Cleon）”“罗马支队战术”“日耳曼民族与地理分布”“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瑞士与勃艮第之间的战争”“腓特烈大帝与拿破仑战略的基础因素”等主题的文章，以及基于原始文献得出的研究成果。在我的敦促下，新一代学人对上至汉尼拔、下至拿破仑的各个时代的军事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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