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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从距离8道(stadion,约1500米)处就开始向敌军冲锋。从体力上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重装单元在不耗尽体力、不陷入混乱的情况下最多能连续跑120米到150米。当然,专业跑步选手和原始人可以连续负重跑很远,但是马拉松会战时的雅典人早已脱离蒙昧,是一支普遍征召的市民和农夫军队。根据普鲁士条令,携带全套野战装备的士兵最多可以跑两分钟,相当于330米到350米。但是,雅典军队甚至不是由经过操练的军人和经常锻炼的年轻人组成的,而是普遍征召的公民,有农民,有烧炭工,也有渔夫,年龄可达45岁或50岁。而且,与单个的人相比,密集人群跑动的难度本就要大得多。当一名现代历史学家说雅典人“据说”跑了8道时,那就相当于说,雅典人一天之内“据说”行军60英里(约97千米)。别人会说,参战会给神经、肌肉带来极大的刺激,达到平常在训练场操练时完全不同的境界。说得没错,不过,这不足以让一个方阵连续奔跑将近1英里(约1.6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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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马拉松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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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军事史中的一场战斗或可作为例证。1864年普丹战争期间,一支由冯·施鲁特巴赫上尉(Captain von Schlutterbach)指挥的普军分队深入日德兰半岛,抵达伦德比(Lundby)附近,然后遭到了丹麦优势兵力的袭击(7月3日)。普军采取守势。丹麦军从距离400步的地方高喊“冲啊!”,开始冲锋。战报中写道:“但是,部队做不到连续强行军400步,途中自行转为全速冲锋,然后与敌军展开肉搏战。先是个别人上气不接下气,又跑了100步,整个连队都被迫停下。从停下到再次前进之间的几分钟真是痛苦极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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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文献学家解释道:“别大惊小怪。阿尔忒弥斯(Artemis)[24]赐予了雅典人‘怒吼冲锋’*的神力。为表感激之情,他们还给女神献上了一头活羊。”他还警告我们,莫要因为理解不透彻或内心抵触便拒绝接受一个事实:不管没有信仰的人做出了怎样的预测,只要相信神、相信自己便能取得胜利。这种观点自有其道理,尤其在中世纪,圣徒生平、十字军战史、对世间万物的描述都充斥着神迹,战争也不例外,而且人们非常讨厌去浪漫化的历史重写。一名有志于批判性研究战争艺术史的学者可以祈求圣乔治(Saint George)[25]帮助自己——如果愿意的话,甚至可以拜一拜阿尔忒弥斯和阿波罗——但是,做研究时必须将他们统统排除。马拉松会战牵动着希腊人的自由,以及整个现代文明。要想理解这场战斗,关键就在于跑步的距离。首先,我们必须通过“8道”的记载确定战斗地点、战术展开和确定成败的基础。因此,我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客观实验便可获得完全的确定性,而不必依赖值得怀疑的证词和不可信的编年史,这真是太幸运了。然而,客观实验表明,不管是希腊方阵还是其他密集阵形士兵都不曾连续奔跑1.5千米,也不可能跑这么远。3希罗多德的记述基于某种误解。不过,我们很快便会解开这个误解的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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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平原的中央现在有一座假山,叫作“索罗斯山”(soros)。根据现代考古发掘,它是马拉松阵亡雅典战士的坟丘。修昔底德(2.32)明确告诉我们,在其他情况下,雅典人会把阵亡将士葬于故土,而马拉松会战特为殊荣,死者就地埋葬。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本人曾站在约12米高的坟丘顶端或侧畔观察战场。坟丘位于马拉松平原周围的群山之中,距离弗拉纳谷谷口正好是8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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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多德提到了8道,而我们也确实在当地找到了8道,这很难被认为是一个巧合。雅典军站在弗拉纳谷,8道之外恰好是战死者的坟丘。根据希罗多德对战况的记述,雅典军当时向前跑了8道的距离。那么,坟丘应该是战斗发生的最远处。雅典人没有把尸体搬回双方开始交战的位置,而是往前运到了最后一名战士阵亡之处。这里是雅典军追击的终点,是大获全胜的地方。此处位于平原中央,从各边都能看到,于是雅典人建起了高耸的坟丘。同样在这里,希罗多德俯瞰战场,得出了自己对战斗经过的认知。他以为,雅典军从山谷出发,连续跑了8道的距离,然后才发起攻击。实际上,8道还包含了整场战斗雅典军走过的距离,以及追击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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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希罗多德告诉我们,雅典军和波斯军在交战之前面对面站了3天。向他提供这条信息的雅典人也给不出理由,或者说,他们有一个好得过分的理由:米提亚德并不是真正的总指挥。按照当时的法律,军队由各位将军(strategoi)轮流指挥,每人负责一天。只不过他们自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米提亚德。尽管如此,为了获得胜利的全部功劳,米提亚德还是等到法律规定由自己指挥的那一天才动手。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军事史研究中还会反复遇到的一种心理特质。对传奇故事而言,现实动机太微妙、太难理解,也太无趣了,于是就得用个人动机来代替。不过,对我们来说,现实的关系并不难发现。传说中有一条事实是无须犹豫便可接受的——没有编造的必要——双方接战前确实面对面等待了几天。这样做对雅典人没有损失:他们身在自己的国土,补给不是问题;士兵看到波斯人不敢进攻,胆色不禁倍增;而且还有希望等来斯巴达援军。不等斯巴达人到来,马上下令发起进攻,米提亚德绝不可能自愿做出这样的事情。因此,发起进攻的一方肯定不是雅典人,而是波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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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认为整体战局已然清晰。得知波斯人在马拉松平原登陆后,米提亚德立即率军从雅典上路,走山路直扑弗拉纳谷,安营于距离谷口不远的地方。这样一来,便有两侧山丘和砍倒的树木作掩护。而且当接到敌方进军的报告后,雅典军可以马上进入掩护位置。对于规模不大的雅典军来说,就算加上树木,4弗拉纳谷还是太宽了,方阵做不到整体纵深能达到的理想状态。于是,米提亚德将中部削弱,两翼加强,即使方阵要从掩护位置出发,两翼也能够抵挡波斯人可能发动的包抄。最优秀的、最勇敢的无甲人员大概被布置于左右两边的高地上,他们用弓箭、投石器和标枪对波斯骑兵造成压力。1911年,我亲自去过现场,发现左边的高地虽然地势不高,但四周散布着小丘,骑兵完全不可通行。马拉松与雅典之间的道路为南北向,离海滩不远,沿着沼泽延伸。沼泽地与雅典军正面平行,距离很近。除非击退雅典军,否则波斯人走不出马拉松平原。波斯人不能沿着大道行军,雅典人会从侧翼攻击行军纵队。虽然有几条通往北边的小路,但波斯人也不能走。他们甚至不能走侧面的马拉松纳谷(Valley of Marahona),因为他们总要面临一个风险:一旦部分军队进山,其余行军中的部队便可能遭到雅典人的攻击。5此外,马拉松纳谷的狭处应该也有雅典军队把守,以防止波斯人经此处绕到弗拉纳谷后方。因此,波斯人要么在雅典人选择的地形与其交战,要么回到船上,另寻登陆地点。雅典军近在眼前,波斯军在登船途中很容易受到攻击;即便在别处成功登陆,希腊地形如此逼仄,难道雅典人就不会找到类似于弗拉纳谷这样的有利位置吗?两位波斯将军肯定游移不定,可能还发生过争吵,因为他们似乎确实考虑了好几天。最后,至少能赶在斯巴达人抵达之前向雅典阵地发起进攻的意见占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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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通常所说,波斯人对希腊人有绝对人数优势,那么这个决定就太荒谬了。在这种情况下,波斯人应该分兵:一半部队盯住弗拉纳谷的雅典军,另一半在前者掩护下从陆路,或者凭借舰队从海路实行机动,迫使雅典军离开阵地。假如波斯人的力量果真那样强大,这条策略是再明显不过了。同理,我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波斯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兵力太弱。之前,我们从总体态势出发,笼统地判断波斯军的规模不可能高出雅典许多。现在,我们又有了事件的正面依据。面对优势敌军,雅典军在弗拉纳谷的位置毫无用处,人数和位置从来都是相互作用的。希腊人好比公牛,波斯人选择抓住牛角实出无奈。直到此时,希腊人从来不曾挺起身子面对波斯战士。因此,搏一把是值得的。米提亚德放敌军接近己方防御阵地,这时波斯军的箭雨开始发挥作用——距离大约是100步到150步6——重装步兵方阵全线出击,以两倍速度跑向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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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步冲锋有双重目的:一是加强身体和心理两方面的冲击,二是躲避箭雨。诚然,雅典军薄弱中部的后排不能施加足够的压力,在波斯军的箭雨下动摇后退。但是,纵深较大的两个雅典军侧翼坚持冲锋,还没等波斯骑兵侧攻阻滞雅典军,雅典军便来到了敌人面前。大概雅典军左右两边的具有防护性质的地形屏障延伸得相当长,只有很短的一段距离是在开阔地带。接下来,前进速度和阵形纵深替代了自然屏障的作用,护甲远逊的波斯弓箭手与雅典重装步兵相遇后一触即溃。作为勇敢的人,波斯军或许战斗了一段时间,但不能长期抵挡冲击。面对来自两边的夹击,就连初胜的波斯中部弓箭手也无能为力。哪怕在开阔地带,一旦弓箭手开始逃跑,溃退士兵便涌向平原,波斯骑兵也就不能重振旗鼓了。有人会设想,在有能力的指挥官领导下,有组织、有纪律的波斯骑兵队或许还能够发起坚决的冲锋,把战斗拖入僵局。但是,我们之后会发现,这样的波斯职业骑士军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在这一方面,大胆查理与瑞士人的几次战斗特别有教益。犹豫太久的人肯定要完蛋。每个波斯士兵都朝船奔去。由于波斯船只无疑停泊于港湾的北角,距离战场约有两英里(约3.2千米),所以不少波斯人确实回到了船上。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述,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追击的终点与弗拉纳谷的距离是8道,将近1英里(约1.6千米)。追击的终点也就是索罗斯山的位置。接着,米提亚德再次集合部队,攻向波斯人的船。有一段关于船下战斗的记录。两场战斗的间隔肯定很长,因为希腊人只缴获了7艘三层桨战舰(trireme),所以波斯人在这段时间里就上船起航。记载里没有讲俘虏了大批敌人或战马。如果雅典人一口气追到了下锚处,那么战利品就肯定还要丰厚得多。但是,一场胜利之后很难重新集合部队,马上发起追击。在船下还能发起第二场战斗,这就足以证明米提亚德的个人能力和效率了。雅典军阵亡192人,负伤人数可能有几百。因为雅典重装步兵盔甲完备,直接被波斯弓箭手射死的人无疑很少。根据现代的估计,雅典军伤亡约有1000人,表明马拉松确实发生了一场恶战,而不是遭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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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军的损失没有可靠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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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的世界军事史著作中,米提亚德是巨人般的战地指挥官形象。马拉松会战是本书研究的第一场大战,古代典籍留下的文字很简单,却描绘出了迄今为止最完整、最罕见的一种将道,即攻守兼备。从战场的选择,到等待敌军进攻的自制力,再到约束民主社会下心高气傲的公民兵,使其固守预定阵地,然后带领他们以两倍速度冲向敌军,一决胜负的统御威势,米提亚德何其伟哉!我们不难想见米提亚德对公民同胞做了怎样的战前动员,告诉他们山势能够阻挡敌军骑兵,命令他们在波斯人的弓箭下固守并等待信号。接着,米提亚德端坐马背,每个人都盯着位于方阵中部的他。他要选准时机,举起长矛,高声下令,接着由号手传令下去。这一时机的选择考虑了各方面因素。早一分钟不行,那样等跑到敌人面前,雅典军早已气喘吁吁,队形不整;晚一分钟也不行,那样敌军射中我军的箭会太多,大批迟疑和落后的士兵会拖慢方阵,最后失去雅典军队的冲击力。唯有拿出雪崩般的气势压向敌军,方可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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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后还会探讨许多类似的情景,但没有一次比得上马拉松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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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温泉关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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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松会战给波斯人上了一课:要想打垮希腊人,必须集合大得多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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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参战军队的规模要远胜前一次,很难仅凭舰队运输解决。另外,既然此次战役的目标是征服全希腊,那么走陆路似乎会比较好;中途还可以迫使各独立民族承认波斯的霸主地位。同时,一支大规模舰队也要伴随陆军,以运送补给和压倒希腊海军,还能在陆军行动不便时由海上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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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次战争的进程,我们的了解远不如前一次确定。马拉松会战的过程非常简单,只要去除波斯军声势浩大、希腊人连续跑了1英里(约1.6千米)这样的夸大传说,通过历史记载就能辨明整体情况。第二次希波战争要更复杂。政治考量、雅典和斯巴达的关系及希腊中部各城邦的关系,这些因素与希波战争的战略相互影响;陆军和海军的统帅也有勾连。凭借各因素的性质,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折冲反复。在此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用纯属传说性质的记述建立整体的现实的历史基础。不过,对我们来说,要点在于辨明:在这个世界历史的关键节点,战争艺术的状况是怎样的。尽管只能揣测大多数具体战略行动的情况,但这个要点仍然是可能达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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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希腊人符合逻辑的想法是把守北部山区至希腊本部之间的少数几处隘口,阻止敌陆军前进。不过,最北面的坦佩关(Tempe Pass)被弃守,因为往下还有多个关口,而且坦佩关内侧已经有人投靠波斯。第二道关口就是奥埃塔山(Mount Oeta)与海之间的温泉关(Thermopylae Pass),由列奥尼达(Leonidas)率军把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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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产生了一个总体性的问题:利用山脉守卫希腊是不是事实上的最佳方略?另外,希腊人是否由战争的性质出发,掌握了战略性运用山地的某些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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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构思的现代战略对山地的运用不同于列奥尼达当年守卫家园的做法。山脉总有不止一条通道——奥埃塔山也不例外——只不过通道有近有远,有难有易而已。占据全部关口是很难的,守住所有关口更是绝无成功的可能。1敌方总能找到地方越过关口,要么是凭借优势兵力强攻,要么是通过无人把守的狭谷等处(哪怕原来没有路),绕到守军后方。防线只要有一处被突破,其他所有关口的守军都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如果通知不及时,守军没有尽快后撤,退路便会被切断;哪怕完好无损地撤出,起初守军也会陷入孤立,重建联络可能也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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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可预料的厄菲阿尔特(Ephialtes)叛变行为并非波斯人突破温泉关的必要条件。哪怕身处敌境,通过威逼利诱和软硬兼施总能找到向导;而且,迂回策略绝不是现代军事理论的产物,而是远古以来军事指挥官经常运用的策略。早在阿斯提阿格斯(Astyages)和居鲁士(Cyrus)的征战传说中,波斯便有通过包抄击败英勇关隘守军的战例。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此战发生于公元前480年,情形稍似温泉关之战,波斯人抄小路翻过山脉,绕到守军后方。高卢人(公元前278年)和罗马人(公元前191年)的包抄行动也取得了成功。小路的起点是特拉契斯(Trachis),往前走一段,另有一条直通多里斯(Doris)的山路,波斯军有一支分队就是取道多里斯路。公元前191年,罗马执政官M.阿基利乌斯·格拉布里奥(M.Acilius Glabrio)率军沿科拉斯岭(Mount Corax)翻山。行军固然难度极高、耗费极大,但依然取得了成功。2以薛西斯军力之盛,足以多路齐出。不论如何,他已经将陆军分成平行推进的三路,即便正面强攻不能取胜,迟早可以从后方拿下温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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