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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是没有任何障碍物的开阔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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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有3.2万名重装步兵，略多于对手5.5万人的一半；射手兵力大致相当，各有8000人。但是，他在骑兵上享有同样比例的优势，即10000对6000。他同样将骑兵分为两翼，用两万多名伊比利亚和凯尔特（Celt）士兵组成方阵。阿非利加士兵平分为两部，每部约6000人，排成大纵深阵形，分别位于一翼后侧的步骑兵交界处，类似于亚历山大在高加米拉会战的布置。这样一来，若有必要，阿非利加士兵可以向一侧展开，支援和加强中军，也可以向另一侧移动，加宽步兵正面，以便迂回包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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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浓墨重彩地描述了这种阵形。一开始，所有单位一字排开：骑兵、阿非利加步兵、伊比利亚和凯尔特步兵、阿非利加步兵、骑兵。接着，中央向前移动，纵深逐渐变浅，形成了半月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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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应该小心，不要像波利比乌斯本人那样，被这幅阵形图的魅力迷住，以为汉尼拔真的排出了一条弧线，或者以为中部方阵在前进过程中是逐渐自然散开的。在向敌方行军的过程中，弧形确实很容易出现。但是，弧线不是战术安排的结果，而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必须努力去应对的变形，是一种要尽可能避免的情况，以便保持战线平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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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按字面意义接受波利比乌斯的描述，阿非利加步兵仍然在中部方阵和骑兵之间，而骑兵应该位于半月阵的两端，因此距离敌人最远。但是，书里后面又写道，最先交战的正是骑兵，因此骑兵肯定距离敌人最近。然而，包抄罗马方阵的是阿非利加步兵。只有一种情况能说得通，即两军首次冲击时，阿非利加步兵位于骑兵后方。最合理的布置情况是这样的：各单位依次沿直线排布时并未展开。因此，正面是由6列纵队的排头组成的，相互之间留有距离，以便之后展开。在18世纪的战术中，这种阵形叫作“侧移成线”（der flügelweise Abmarsch）。但是，汉尼拔没有命令所有纵队以同样的方式展开，而只让骑兵以及伊比利亚-凯尔特方阵展开。后者展开后的纵深很浅，虽然只有两万人，宽度却几乎与对面的5.5万名军团士兵相等。正面之后的各单位仍然是纵队。在骑兵与中央方阵相接的部位，阿非利加步兵组成了两翼。今天，我们通常将这种阵形叫作“蹄铁阵”（借用骑兵的词汇），加上预备队就和半月阵形状相同了，也就是说，阵形原先并不是呈弧线，而是呈直角。宽大正面前进的过程中，中部很容易跑在前面，于是就凸出了一块，从位于中部的观察者角度来看，大概确实更像半月形（也就是说，从最高统帅的角度看）。不过，从战术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认为方阵正面是平直的，哪怕现实中没有这样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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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阵前的众多轻装步兵开始小规模接战后，左翼哈斯德鲁巴尔（Hasdrubal）指挥的迦太基骑兵首先沿河前行，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当然，汉尼拔在骑兵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此外，他把全部重骑兵都集中到了左翼。2罗马骑兵一触即溃，被赶下了河，退出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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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右翼的努米底亚（Numidian）轻装骑兵只是与敌周旋。现在，哈斯德鲁巴尔派兵绕过罗马步兵后面去支援右翼。等到那里的罗马骑兵也开始逃离，哈斯德鲁巴尔率领全体骑兵从后方攻击罗马方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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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还在交战的时候，罗马方阵已经与对方步兵接触，而且凭借着5.5万对两万的巨大优势将其击退。但是，汉尼拔的骑兵随后从后方杀来，使向前推进的敌人停了下来。伊比利亚、凯尔特步兵和努米底亚骑兵不可能冲入庞大的罗马军团并将其击溃，却用标枪攻击敌军，很快布匿（即迦太基）轻装步兵也加入了他们。标枪、箭矢、投石从后方落到罗马人身上，迫使方阵后排转向应对，从而对整个方阵的前进造成了影响。现在，布匿的中部方阵顶住了敌人，两个没有展开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向前，来到罗马方阵的侧翼，分别转向左右，包围之势遂成，罗马人从各个方向同时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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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骑兵已经脱离战场，但罗马人的总兵力优势依然很大。“向心行动不适合较弱的一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Vom Kriege）中写道。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现在，较弱的一方不仅包围了两翼，而且把后方也封死了。两名执政官可以命令三面支队持守势，第四面强力突击实力较弱的敌军正面，从突破口出发席卷敌军。但是，这样的行动对战术的要求超出了罗马公民军队的能力。各个支队不是独立的战术单位，而只是整体战术实体，即方阵的组成部分。军团也不是战术单位，既不能，也不习惯独立行动，它们只是管理实体罢了。如果罗马军团采取二乘八的配置，我们不妨设想，当此危急关头，后排的军团可以转向对敌，两侧的军团朝外阻挡敌军骑兵和阿非利加步兵，而其余6个军团就能彻底打垮敌军正面的伊比利亚人和高卢人，后者本来已经被击退了。但是，罗马人没有采取这样的布置，而是一字排开。只要一个军团独立行动，整个方阵就破裂了。通过增大每个支队的深度，罗马人做到了大纵深——这是罗马战术的最典型特征——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彼此不可分离。对我们来说，各个支队的老年兵持矛转向敌军，抵挡哈斯德鲁巴尔的骑兵；青年兵和壮年兵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恢复之前已经开始的进攻，这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是，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这样的战术调整是不可能临场决定的，老年兵更没有能力转向后方持矛作战，因为支队之间的空隙非常大，无法立即组成有序和闭合的正面。罗马步兵的通常战法是，结成紧密队形向前推进，直到敌军屈服后退。现在，当“敌人从后面来啦”的大呼声响起，后排士兵不得不转向对敌，推动人群向前的压力就消失了，于是整个方阵也停止了。此时，罗马已经回天乏术。数量优势无处发挥。若要发挥，显然完全取决于后排施加的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凡是方阵，实际能使用武器的士兵总是极少数。后方遇袭让这种压力消失了，只有最外侧还能算作战斗员，但仅能防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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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券在握，战利品就在眼前，于是迦太基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涌来。罗马士兵那么密集，只要投射物射出，肯定能击中。惊骇之下，罗马人越是往一起挤，就越难运用自己的武器，而敌军刀剑的杀伤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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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被生擒。从肉搏战中逃离的人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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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因素是从后方发起攻击的迦太基骑兵。就这个方面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矛盾。他写道，战斗开始前，汉尼拔对士兵发表讲话，表明迦太基人寄希望于凭借骑兵优势在平原战场一举破敌。波利比乌斯还在结论中点明，迦太基取胜的基本因素正是骑兵优势。然而，他在行文中更加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侧翼进攻。实际上，从他的文字来看，骑兵的行动似乎并非出于汉尼拔的将令，而是自作主张的哈斯德鲁巴尔。他说，正如汉尼拔战前谋划的一样，罗马军团最初与迦太基突出的中部接触并将其击退后，队伍便向中部压缩，逐渐落到阿非利加步兵之间，罗马士兵向中部压缩是很正常的。侧面的支队很可能超过了迦太基中部方阵的侧翼一定距离，但并没有转向内侧攻击对方，因为他们肯定看到了前方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一旦他们这样做，阿非利加步兵肯定会插入他们的侧翼。他们继续向前，但是距离敌人最近的罗马士兵奋勇争先，仍然希望直接打垮凯尔特和伊比利亚步兵，导致侧面支队向中部挤压。此外，最外层的支队无疑前进较慢，因为身旁骑兵正在交战，而罗马落于下风，这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罗马军团被阿非利加步兵包抄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挤压。罗马方阵中部的突击停顿也不可能是因为阿非利加步兵的包抄。只要把己方阵形拉长变薄，然后让侧翼前出，攻击对方侧翼就能打败一支勇敢且人数占优的敌军，那么这条计策肯定会经常运用。但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敌方固然会被包抄，但己方正面也必定会被削弱，从而可能会被击穿。然而，坎尼会战并没有发生上述情况，这才是此战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唯一的解释就是迦太基骑兵从后方发起的集团进攻。因此，波利比乌斯在结论中认为迦太基的骑兵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显然，哈斯德鲁巴尔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统帅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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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这条兵法多么合理——因为这样做必定会过分削弱中军——汉尼拔还是打破常规，敢于用5万人包围7万人，以铁圈之势，将敌军一个个杀掉。这场可怕的屠杀肯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迦太基阵亡者仅有5700人，而4.8万名罗马人的尸体铺满了战场，除1.6万人逃脱，其余都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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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取决于布匿中军撑到了他们的骑兵将罗马的骑兵赶走的时刻，从而完成包围。汉尼拔为什么不把更可靠的阿非利加步兵放在中央，又为什么命令中军向前推进呢？中军抵抗的时间越长，开始交战的时间越晚，骑兵及时达成使命的机会就越大，而中军过早屈服的危险也就越小。汉尼拔为什么没有把骑兵推到前线，置于两翼步兵之间——借用波利比乌斯的词——摆出一个“反半月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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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正确地观察局势，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部的方阵前进时并没有跑到骑兵前面；恰恰相反，在轻步兵还在正面周旋的时候，骑兵已经向前移动了。不过，他们也要小心别跑得太远，以免妨碍大局。迦太基统帅肯定明白，罗马执政官若是看到己方骑兵被消灭，就有可能尽快带领步兵退回坚固的营地。直到罗马全军接战，不能撤退的时候，迦太基骑兵才发起冲锋。这就是骑兵与步兵保持平齐，而用于包抄的阿非利加步兵列阵于骑兵之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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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兵力较弱的迦太基中军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去独立对抗罗马军团的庞大压力。这不禁更令我们好奇，汉尼拔竟然会把不太可靠的高卢盟军放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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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中部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位置。至少有4000名高卢人阵亡，而伊比利亚人和阿非利加人的损失合起来不过1500人。汉尼拔必须顾惜最忠诚的单位，他们构成了在意大利打击罗马的长期核心。把“老禁卫军”投入到需要绝对顶住的地方！——这种念头该是多么强烈。如果分析到最后发现，罗马人会在哈斯德鲁巴尔从后方杀入的几分钟之前突破迦太基正面，那么，统帅就只能感慨：“阿非利加步兵一定能坚持抵抗更长时间。没有把他们放到那个位置真是大错特错！”——这个结果又是多么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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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的艺术不是每件事都能计算、权衡和测量的。在计算落空的情形下，统帅一定要凭着坚定的信念，果断做出决策，以免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汉尼拔冒险把这个关键位置托付给了高卢人。其次，保险起见，他又将他们与伊比利亚士兵混编，并在战前动员的时候阐明己方优势骑兵在开阔平原必有神效。最后，他还有一道保险，就是亲临中军侧近指挥。亚历山大当年亲率骑兵肉搏杀敌，汉尼拔则将骑兵交给亲信将领指挥，他本人与参谋留在中军，幼弟马戈（Mago）也在身边，一方面是想居中指挥，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格力量将柔软的“熟铁”炼成“精钢”。高卢人看到统帅就在身边，听到他高声呼喊，遂产生了必胜的信念，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压倒性的敌军面前退而不败，顶着最惨重的伤亡坚持战斗，直到另一边的援军带来希望。任何没有专门注意汉尼拔位置重要性的战记都是不完整的。汉尼拔不仅是坎尼会战的精神中枢，更位于现实空间的中点。他既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挥剑砍杀，其指挥的战斗也没有被分成多次不同的行动，以至于统帅要忙于调度下令。战斗全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在这里，汉尼拔只要出现在特定的位置便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既有主动的作用，也有被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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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开战信号后，汉尼拔只需要给出一个命令：两翼的阿非利加步兵向前。由于阿非利加步兵起初仍然是纵队，汉尼拔自然会想到，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不去包围敌军方阵。如果在中军挡不住罗马人的压力，撑不到哈斯德鲁巴尔达成包抄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支援中军。我们发现，坎尼会战的作战方案与高加米拉会战有相似之处。与亚历山大一样，汉尼拔帐下也有希腊文人负责纪事。不难设想，希腊文人在侧，任何人都不免分享希腊的文化，吸取希腊的经验。不论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克桑提普斯向迦太基献策打败雷古卢斯的传说是真是假，汉尼拔无疑研究过希腊马其顿的战争艺术。冬夜的军营中，希腊学者西勒诺斯（Silenos）必定给汉尼拔读过托勒密国王讲述亚历山大大帝事迹的著作，而迦太基则效仿亚历山大这位宙斯之子的光辉范例，形成了自己的战争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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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之所以能凭借蛮族雇佣兵打赢坎尼会战，是因为骑兵优势，是因为军官团、将领和参谋人员将士兵牢牢掌握在手里，而且知道如何进行战术指挥，也是因为天才的统帅将各部力量结合为高效的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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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以及李维的记载）中读到的关于此战的记述同样源自这位统帅本人。这一点从文字本身不太能够看出来——从内容出发的话，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记述固然精妙，但战场上或许还有其他能人——却在遗漏之处及其投射出的微妙光影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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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奠定胜局的是后方的骑兵，文中却并未特别强调。实际上，骑兵的行动似乎根本不是由汉尼拔的命令决定的，而是由自作主张的骑将决定。通篇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两翼包抄，却没有提及他们前出的动机。对指挥官来说，有意暴露某些部队——尤其是盟友的军队——更惨重的损失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汉尼拔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他的计谋，或者他是何时定下这条计谋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有这样的动机。外人都会觉得如此假定是合理的，动机昭然若揭，绝不会轻描淡写。但是，我们手中的记载只字不提该动机，一方面，只谈包抄战术，因为包抄才是原本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骑兵突击隐入以下背景中：这一行动是指挥官的常用手法，并无特异之处。此次会战其实只靠这招就够了，甚至绰绰有余。假如汉尼拔没有命令阿非利加步兵组成这样的阵形，而只是让其支援中部方阵，他依然胜券在握。但是，他想要的不只是取胜，更要把敌军全部消灭，所以才削减中军纵深，将阿非利加步兵置于两翼，方便其包围敌军。这样一来，罗马军便不能从任何方向逃跑，而只能被合围。因此，甚至在战记里，汉尼拔也对被分配去执行此任务的阿非利加步兵偏心，于是隐没了骑兵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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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形记述得极其详尽，被形象地描绘为半月形，罗马方阵向中间挤压、阿非利加步兵从两侧向内攻入、薄弱的中军发生动摇、统帅高声呐喊的情形都讲到了。因此，即便在今天，读者仍然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那个纵览全局的观察点，同时他们也会明白，这段文字的要点不在于现实层面谁最重要，而是统帅心中最牵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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