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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还在交战的时候，罗马方阵已经与对方步兵接触，而且凭借着5.5万对两万的巨大优势将其击退。但是，汉尼拔的骑兵随后从后方杀来，使向前推进的敌人停了下来。伊比利亚、凯尔特步兵和努米底亚骑兵不可能冲入庞大的罗马军团并将其击溃，却用标枪攻击敌军，很快布匿（即迦太基）轻装步兵也加入了他们。标枪、箭矢、投石从后方落到罗马人身上，迫使方阵后排转向应对，从而对整个方阵的前进造成了影响。现在，布匿的中部方阵顶住了敌人，两个没有展开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向前，来到罗马方阵的侧翼，分别转向左右，包围之势遂成，罗马人从各个方向同时受到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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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骑兵已经脱离战场，但罗马人的总兵力优势依然很大。“向心行动不适合较弱的一方。”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Vom Kriege）中写道。拿破仑也说过类似的话：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现在，较弱的一方不仅包围了两翼，而且把后方也封死了。两名执政官可以命令三面支队持守势，第四面强力突击实力较弱的敌军正面，从突破口出发席卷敌军。但是，这样的行动对战术的要求超出了罗马公民军队的能力。各个支队不是独立的战术单位，而只是整体战术实体，即方阵的组成部分。军团也不是战术单位，既不能，也不习惯独立行动，它们只是管理实体罢了。如果罗马军团采取二乘八的配置，我们不妨设想，当此危急关头，后排的军团可以转向对敌，两侧的军团朝外阻挡敌军骑兵和阿非利加步兵，而其余6个军团就能彻底打垮敌军正面的伊比利亚人和高卢人，后者本来已经被击退了。但是，罗马人没有采取这样的布置，而是一字排开。只要一个军团独立行动，整个方阵就破裂了。通过增大每个支队的深度，罗马人做到了大纵深——这是罗马战术的最典型特征——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线彼此不可分离。对我们来说，各个支队的老年兵持矛转向敌军，抵挡哈斯德鲁巴尔的骑兵；青年兵和壮年兵凭借巨大的兵力优势，恢复之前已经开始的进攻，这简直是太简单了。但是，不管看起来多么简单，这样的战术调整是不可能临场决定的，老年兵更没有能力转向后方持矛作战，因为支队之间的空隙非常大，无法立即组成有序和闭合的正面。罗马步兵的通常战法是，结成紧密队形向前推进，直到敌军屈服后退。现在，当“敌人从后面来啦”的大呼声响起，后排士兵不得不转向对敌，推动人群向前的压力就消失了，于是整个方阵也停止了。此时，罗马已经回天乏术。数量优势无处发挥。若要发挥，显然完全取决于后排施加的巨大生理和心理压力。凡是方阵，实际能使用武器的士兵总是极少数。后方遇袭让这种压力消失了，只有最外侧还能算作战斗员，但仅能防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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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券在握，战利品就在眼前，于是迦太基雇佣兵从四面八方涌来。罗马士兵那么密集，只要投射物射出，肯定能击中。惊骇之下，罗马人越是往一起挤，就越难运用自己的武器，而敌军刀剑的杀伤力也就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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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持续了几个小时，罗马军队全军覆没，只有少数人被生擒。从肉搏战中逃离的人连四分之一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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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因素是从后方发起攻击的迦太基骑兵。就这个方面而言，波利比乌斯的记载有一处引人注目的矛盾。他写道，战斗开始前，汉尼拔对士兵发表讲话，表明迦太基人寄希望于凭借骑兵优势在平原战场一举破敌。波利比乌斯还在结论中点明，迦太基取胜的基本因素正是骑兵优势。然而，他在行文中更加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侧翼进攻。实际上，从他的文字来看，骑兵的行动似乎并非出于汉尼拔的将令，而是自作主张的哈斯德鲁巴尔。他说，正如汉尼拔战前谋划的一样，罗马军团最初与迦太基突出的中部接触并将其击退后，队伍便向中部压缩，逐渐落到阿非利加步兵之间，罗马士兵向中部压缩是很正常的。侧面的支队很可能超过了迦太基中部方阵的侧翼一定距离，但并没有转向内侧攻击对方，因为他们肯定看到了前方的阿非利加步兵纵队，一旦他们这样做，阿非利加步兵肯定会插入他们的侧翼。他们继续向前，但是距离敌人最近的罗马士兵奋勇争先，仍然希望直接打垮凯尔特和伊比利亚步兵，导致侧面支队向中部挤压。此外，最外层的支队无疑前进较慢，因为身旁骑兵正在交战，而罗马落于下风，这是一个很大的干扰因素。但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罗马军团被阿非利加步兵包抄是因为上面说到的挤压。罗马方阵中部的突击停顿也不可能是因为阿非利加步兵的包抄。只要把己方阵形拉长变薄，然后让侧翼前出，攻击对方侧翼就能打败一支勇敢且人数占优的敌军，那么这条计策肯定会经常运用。但是，这样做的危险在于，敌方固然会被包抄，但己方正面也必定会被削弱，从而可能会被击穿。然而，坎尼会战并没有发生上述情况，这才是此战真正了不起的地方。唯一的解释就是迦太基骑兵从后方发起的集团进攻。因此，波利比乌斯在结论中认为迦太基的骑兵优势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符合逻辑的。显然，哈斯德鲁巴尔并非自作主张，而是在执行统帅的作战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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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较弱的一方绝不能同时包围敌军两翼”这条兵法多么合理——因为这样做必定会过分削弱中军——汉尼拔还是打破常规，敢于用5万人包围7万人，以铁圈之势，将敌军一个个杀掉。这场可怕的屠杀肯定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迦太基阵亡者仅有5700人，而4.8万名罗马人的尸体铺满了战场，除1.6万人逃脱，其余都被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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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取决于布匿中军撑到了他们的骑兵将罗马的骑兵赶走的时刻，从而完成包围。汉尼拔为什么不把更可靠的阿非利加步兵放在中央，又为什么命令中军向前推进呢？中军抵抗的时间越长，开始交战的时间越晚，骑兵及时达成使命的机会就越大，而中军过早屈服的危险也就越小。汉尼拔为什么没有把骑兵推到前线，置于两翼步兵之间——借用波利比乌斯的词——摆出一个“反半月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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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正确地观察局势，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正是如此。中部的方阵前进时并没有跑到骑兵前面；恰恰相反，在轻步兵还在正面周旋的时候，骑兵已经向前移动了。不过，他们也要小心别跑得太远，以免妨碍大局。迦太基统帅肯定明白，罗马执政官若是看到己方骑兵被消灭，就有可能尽快带领步兵退回坚固的营地。直到罗马全军接战，不能撤退的时候，迦太基骑兵才发起冲锋。这就是骑兵与步兵保持平齐，而用于包抄的阿非利加步兵列阵于骑兵之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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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兵力较弱的迦太基中军必然要有一段时间去独立对抗罗马军团的庞大压力。这不禁更令我们好奇，汉尼拔竟然会把不太可靠的高卢盟军放到这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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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场战斗中，中部也是损失最惨重的位置。至少有4000名高卢人阵亡，而伊比利亚人和阿非利加人的损失合起来不过1500人。汉尼拔必须顾惜最忠诚的单位，他们构成了在意大利打击罗马的长期核心。把“老禁卫军”投入到需要绝对顶住的地方！——这种念头该是多么强烈。如果分析到最后发现，罗马人会在哈斯德鲁巴尔从后方杀入的几分钟之前突破迦太基正面，那么，统帅就只能感慨：“阿非利加步兵一定能坚持抵抗更长时间。没有把他们放到那个位置真是大错特错！”——这个结果又是多么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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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的艺术不是每件事都能计算、权衡和测量的。在计算落空的情形下，统帅一定要凭着坚定的信念，果断做出决策，以免为了将来而牺牲现在，汉尼拔冒险把这个关键位置托付给了高卢人。其次，保险起见，他又将他们与伊比利亚士兵混编，并在战前动员的时候阐明己方优势骑兵在开阔平原必有神效。最后，他还有一道保险，就是亲临中军侧近指挥。亚历山大当年亲率骑兵肉搏杀敌，汉尼拔则将骑兵交给亲信将领指挥，他本人与参谋留在中军，幼弟马戈（Mago）也在身边，一方面是想居中指挥，另一方面也是利用人格力量将柔软的“熟铁”炼成“精钢”。高卢人看到统帅就在身边，听到他高声呼喊，遂产生了必胜的信念，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在压倒性的敌军面前退而不败，顶着最惨重的伤亡坚持战斗，直到另一边的援军带来希望。任何没有专门注意汉尼拔位置重要性的战记都是不完整的。汉尼拔不仅是坎尼会战的精神中枢，更位于现实空间的中点。他既不像亚历山大那样挥剑砍杀，其指挥的战斗也没有被分成多次不同的行动，以至于统帅要忙于调度下令。战斗全程都是提前安排好的——在这里，汉尼拔只要出现在特定的位置便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既有主动的作用，也有被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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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开战信号后，汉尼拔只需要给出一个命令：两翼的阿非利加步兵向前。由于阿非利加步兵起初仍然是纵队，汉尼拔自然会想到，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可以不去包围敌军方阵。如果在中军挡不住罗马人的压力，撑不到哈斯德鲁巴尔达成包抄的时候，他们可以去支援中军。我们发现，坎尼会战的作战方案与高加米拉会战有相似之处。与亚历山大一样，汉尼拔帐下也有希腊文人负责纪事。不难设想，希腊文人在侧，任何人都不免分享希腊的文化，吸取希腊的经验。不论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斯巴达人克桑提普斯向迦太基献策打败雷古卢斯的传说是真是假，汉尼拔无疑研究过希腊马其顿的战争艺术。冬夜的军营中，希腊学者西勒诺斯（Silenos）必定给汉尼拔读过托勒密国王讲述亚历山大大帝事迹的著作，而迦太基则效仿亚历山大这位宙斯之子的光辉范例，形成了自己的战争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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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之所以能凭借蛮族雇佣兵打赢坎尼会战，是因为骑兵优势，是因为军官团、将领和参谋人员将士兵牢牢掌握在手里，而且知道如何进行战术指挥，也是因为天才的统帅将各部力量结合为高效的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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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我们今天在波利比乌斯的著作（以及李维的记载）中读到的关于此战的记述同样源自这位统帅本人。这一点从文字本身不太能够看出来——从内容出发的话，我们得不出任何结论，因为记述固然精妙，但战场上或许还有其他能人——却在遗漏之处及其投射出的微妙光影中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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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奠定胜局的是后方的骑兵，文中却并未特别强调。实际上，骑兵的行动似乎根本不是由汉尼拔的命令决定的，而是由自作主张的骑将决定。通篇强调阿非利加步兵的两翼包抄，却没有提及他们前出的动机。对指挥官来说，有意暴露某些部队——尤其是盟友的军队——更惨重的损失总是一件痛苦的事。汉尼拔不愿意承认这就是他的计谋，或者他是何时定下这条计谋的。尽管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有这样的动机。外人都会觉得如此假定是合理的，动机昭然若揭，绝不会轻描淡写。但是，我们手中的记载只字不提该动机，一方面，只谈包抄战术，因为包抄才是原本的作战方案。另一方面，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骑兵突击隐入以下背景中：这一行动是指挥官的常用手法，并无特异之处。此次会战其实只靠这招就够了，甚至绰绰有余。假如汉尼拔没有命令阿非利加步兵组成这样的阵形，而只是让其支援中部方阵，他依然胜券在握。但是，他想要的不只是取胜，更要把敌军全部消灭，所以才削减中军纵深，将阿非利加步兵置于两翼，方便其包围敌军。这样一来，罗马军便不能从任何方向逃跑，而只能被合围。因此，甚至在战记里，汉尼拔也对被分配去执行此任务的阿非利加步兵偏心，于是隐没了骑兵的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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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形记述得极其详尽，被形象地描绘为半月形，罗马方阵向中间挤压、阿非利加步兵从两侧向内攻入、薄弱的中军发生动摇、统帅高声呐喊的情形都讲到了。因此，即便在今天，读者仍然能感觉到自己正处在那个纵览全局的观察点，同时他们也会明白，这段文字的要点不在于现实层面谁最重要，而是统帅心中最牵挂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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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基本战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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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确切了解双方的战术优劣，思考战略问题才有根基。毫无疑问，迦太基在战术上占据上风。他们只有一位统帅，而罗马人每年都要选出两名兼领军队的执政官。执政官们对指挥大规模军队的原则所知甚少，要么每人统领一半军团，要么单双日轮流指挥。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这种手段简直骇人听闻。于是有些人说，单双日轮流指挥的意思只不过是轮流主持作战会议，以为这样就能缓和矛盾，其实只会使其更加尖锐。因为这样一来，罗马军队就根本没有个人统帅，而是集体决策了。沿用“轮流指挥说”要更准确一些。不过，作战会议当然是存在的。统帅优劣在军官团中也有反映。首先，迦太基一边是哈米尔卡·巴卡军校培训出来的专业军官，而罗马公民兵的素质全凭老天安排，参差不齐。其次，如有必要，迦太基将领可以灵活运用步骑等不同单位，而罗马军团只能并排直线前进。最后，迦太基骑兵的数量远远多于罗马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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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敌人的这些优势，罗马人只有一个优势：拥有几乎取之不竭的、有军事素养的可靠兵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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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强项的差异可类比于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雅典和斯巴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双方不能决出胜负，因为雅典人的海上力量更强，而斯巴达有陆战的优势，双方都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抓住对手。在第二次布匿战争里，对比没有那般强烈，而且罗马人是慢慢才认识到这一点的。起初，罗马只是鲁莽地寻求正面决战，经过一系列大败，他们才终于改弦易辙。但是，汉尼拔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强项和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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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击败对手为宗旨，发动战争的一方就必须在寻求并打赢正面决战之后，还有能力穷追不舍，围攻并夺取敌人的都城。如果攻下都城仍未议和，那就必须继续作战，直到彻底击败敌人。汉尼拔的实力太弱，做不到这一点。他从一开始就明白，哪怕取得多次辉煌胜利，他也没有能力攻占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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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坎尼会战中，虽然他击败并消灭了8个罗马军团，但是被击败的军团数却不到总数（18个军团）的一半。而且，罗马很快便征募新兵，填补了损失，甚至没有把西西里岛、撒丁岛、西班牙的海外军团调回国内。因此，如果汉尼拔在战后立即向罗马进军，威吓敌人的打算就也会落空。此外，这次无益的示威行动更会抵消坎尼大捷其他在士气方面的影响。迦太基的骑兵统领马哈巴尔（Maharbal）有一句著名的论断：汉尼拔懂得如何打赢战斗，却不知如何利用战果。如果马哈巴尔果真说了这句话，那也不过表明这位勇猛的将军只是单纯的战士，而不是真正的战略家。迦太基军队花了很长时间才杀光被围的罗马军团，5700人阵亡，至少有两万人负伤，伤员要等几天乃至几周时间才能继续行军。假如汉尼拔战后立即开拔，那么抵达罗马城下时最多有2.5万人，而罗马人哪怕惊骇到极点，也不会向这么少的人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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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伤员恢复，援军抵达，汉尼拔或许会有足够的兵力——比如五六万人——考虑围攻罗马的事。但是，罗马是一座城防坚固的大城。所谓的塞尔维乌斯城墙（Servian Wall）周长超过5英里（约8千米），很可能营建于萨莫奈战争期间。墙内有大片开阔地带接纳进城避难的乡民。作为国都和大型贸易中心，罗马拥有各类充足的物资。假如汉尼拔掌握了制海权，首先夺取奥斯提亚港（Ostia），从海路保障补给，那么凭借五六万人围攻罗马也并非不可思议之事。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罗马的海上力量更强。为避免分兵，汉尼拔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了陆军。因此，围城部队的补给只能走陆路。他必须建立规模庞大的补给线，穿过满怀敌意的乡间，途中更有无数城市和要塞阻拦其运作。一大部分迦太基部队都要去当辎重队，每一个孤立的单位都会随时面对来自罗马或其盟友军团和军团下大队（cohort）的威胁——可能是驻守乡村的原有部队，也可能是新组建的部队。余下可用于围攻的迦太基军队会被台伯河隔开，很难顶住人数优势巨大的守军突袭。迦太基的主力骑兵也帮不上什么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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