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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克斯从文献中得出了下面的一段解读,从而厘清了问题。罗马人从一开始就知道汉尼拔的作战方案,只是心怀疑虑。从埃布罗河(Ebro)启程,翻越比利牛斯山,来到阿尔卑斯山区,沿途又都是满怀敌意的部族。与汉尼拔本人相比,这段漫长征途面临的自然困难在罗马人看来要大得多。罗马人盘算着,还没走到阿尔卑斯山脚下,汉尼拔便已损失惨重。于是,他们不想在此之前——或许在罗讷河(Rhone)[77]畔——对阵汉尼拔,而要组织阿尔卑斯山区的土民来对付他。从一开始,西庇阿的出征目标就是此地,而西班牙只是次要的目标。森普罗尼乌斯只是到西西里岛提前布局,直到汉尼拔深陷高卢战事,不可能突袭迦太基城下的罗马军队为止,他都不会继续进军阿非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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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考虑到上述计划,两名执政官麾下兵力之弱仍然引人注目。如果两人各自率领两倍的兵力(4个军团)出征,那么在罗马元老院看来就是清楚迦太基人的兵力,于是采取先守后攻的战略,先让汉尼拔动手,牺牲萨贡托,然后审慎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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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名执政官之所以分别只带了两个军团,大概可以通过渡海远征来解释。大军海运需要的资源非常多,而且之后也不好处理庞大的舰队:没有那么多港口可以把它们全部装下,海风会扰乱阵形,落单者很容易落到敌人手里。当时,罗马人还完全不了解汉尼拔在战场上的神威。他们虽然明白不能在西班牙或阿非利加与其正面交锋,但或许还有一定的信心,觉得一名执政官率领的整建制部队镇守罗讷河,驻于对罗马友好的马赛(Massilia),又与不能容忍迦太基过境的高卢人结盟,他们有能力把仗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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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来看,罗马人就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软弱犹豫、自相矛盾了,他们的失败是元老院一贯治国方针的自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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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克服行军途中障碍的速度要比罗马人的预估快得多,收先声夺人之效。当西庇阿率领2.44万名士兵于马赛附近登陆时,他们还以为汉尼拔仍然在比利牛斯山中跋涉,结果后者已经兵临罗讷河,未及西庇阿阻拦便抢先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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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这里可能会提出疑问:汉尼拔为何显然忧心忡忡,要回避与罗马人交战,而不是觉得西庇阿抵达是好消息呢?凭借数量和质量远远胜过对手的军队,他只需将西庇阿围住,便可将其消灭。罗马人毫无防备,汉尼拔必能得手,大获全胜。这一点恰恰充分展示了年轻的迦太基统帅的天才之处,他集最高的勇气和最冷静的算计于一身,因为他忍住了诱惑,没有摘取手边的桃子。拿破仑有一句名言,“胜利总是有好处的”(une Victoire est toujours bonne a quelque chose)。不论这句话看起来多么无可反驳,它都是有例外情况和局限性的。假如汉尼拔为了打赢西庇阿而耽误行程——哪怕只有几天时间——他就无法在年内翻越阿尔卑斯山了。哪怕迦太基人胜券在握,罗马每次交战还是会换回不少敌人的命。损失是可以承受的,但迦太基人既不能把大批伤员抛在敌境,又不能催促伤员翻越眼前的阿尔卑斯山。当时已是深秋,几周之后便会大雪封山。但是,假如迦太基人在高卢过冬,等到来年开春再南下意大利,那么迦太基人刚从阿尔卑斯山路里走出来,估计就要面对一支严阵以待的规模大得多的罗马军队了。罗马人在得知第一支派出的军队战败后,变得警觉和恐慌起来。这是汉尼拔战略方案中最危险、最薄弱的地方。如果罗马一开始就守住山口,迦太基人刚出来便予以迎头痛击——部分由于人困马乏,部分由于地形不利,迦太基骑兵不能发挥全力——那么汉尼拔就很难攻入意大利了。但是,富克斯精妙地阐述道,汉尼拔凭借对人心的敏锐把握预见到,由于古老的勇猛进攻精神,罗马人不会允许自己在边境等待敌军。即便罗马人没有深入西班牙——这或许是汉尼拔最初希望的情形——他们也肯定会进至高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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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可能还掌握了利好消息。有各个民族的人涌入罗马,我们不妨假定,汉尼拔在城内有线人,他还组建了一支情报队伍。罗马虽有盛德,但像元老院这样庞大的组织所做出的决定很难密不透风,隐藏实际准备工作就更难了。公元前216年,罗马宣称在城内发现了一名潜伏两年的迦太基间谍,把他的双手砍掉赶了出去,以儆效尤(李维,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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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汉尼拔有很好的理由估计会在进军途中遇到罗马军队。如果他回避交战,或者打完之后立即上路,翻越阿尔卑斯山,那么他在山路另一端的出口仍然不会遇到有准备的守军。就算他在西班牙打了那一仗,或许也会是同样的情况,因为此战威名会大大方便他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区域。那样一来,汉尼拔从埃布罗河出发,进入波河谷地[78](两地直线距离约550英里,约885千米)可能就不会花费5个月的时间,只要3个月就够了。但是,我们不必穷尽每一种可能性,而只需要认识到,汉尼拔合理地预期自己可以翻越阿尔卑斯山,途中不受罗马人阻拦,并运用符合逻辑的思考,没有在罗讷河就打一场胜仗,免得付出牺牲几千名伤员的代价,节外生枝,确保顺利进军波河流域,与山内高卢人结盟,在当地建立新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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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汉尼拔的预期都是对的,而罗马人的预期全部落空。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苛责罗马人。他们的对手可是汉尼拔,计胜一筹,谈何容易。元老院不能通过天才的直觉做决断,只能按照先辈的方式来行动决策。罗马人在当时正是这样做的——无所畏惧地遵循常规。但是在许多的历史时刻,这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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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罗马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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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主宰野战,而凭借依然效忠或被收复的设防城市,罗马人得以阻挡其进一步扩张势力范围。于是,第二次布匿战争进入了某种平衡状态。后来,由于罗马人在各个次要战场完全占据上风,甚至在意大利也夺回了越来越多的城市,胜利的天平逐渐导向罗马一方。作为最后一搏,汉尼拔弃守西班牙,命令弟弟哈斯德鲁巴尔统领当地驻军沿着以前的路线,越过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但是,这股部队尚未与汉尼拔会师,便在梅陶罗河(Metaurus)[79]被罗马人击败消灭,时为公元前207年。1必须指出,即便哈斯德鲁巴尔赢得了梅陶罗河会战,罗马人也未必会失败。考虑到罗马舰队有可能将西班牙、撒丁岛、西西里岛的胜利之师运回本土,汉尼拔就算与弟弟合兵一处,也没有能力围攻罗马城。那么,罗马人会不会愿意主动求和呢?谁又说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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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罗马人已经取得了多大优势,他们也不能用老一套的方法打赢最终的决战。为此,罗马必须在野战中击垮迦太基主力,摧毁其力量。只要罗马人不愿向汉尼拔本人出击,汉尼拔也没有离开意大利,那么迦太基就不会被降服。形势突变总是有可能的,比如西班牙各部族掀起反罗马大起义的浪潮、马其顿国王腓力出兵干预,或者罗马财政彻底崩溃。如果罗马遭逢这样的不测又没能将其克服,那么它固然有可能迫使迦太基接受不利的议和条件,却仍然不能完全摧毁迦太基的独立大国地位。假如迦太基得以在这样的独立条件下延续,那么罗马就不可能统一整个古典世界。正如波利比乌斯正确地认识到的那样,在下一代人的时间里,罗马击败了马其顿和叙利亚,从而基本奠定了世界霸主地位。假如迦太基仍然可以出手支援马其顿和叙利亚,那便会建立起某种力量平衡,让人不禁想起1914年之前的现代世界。毕竟,力量平衡之所以能维持,只是因为每到关键时刻,弱国便会联合起来抵抗最强大的国家。因此,古典时代的决定性因素就蕴含于一个事实: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人终于发展出了一套能够在野战中击败汉尼拔的战法,随之粉碎了迦太基的力量。在世界史领域,没有一个课题比这个课题更重要:坎尼会战至扎马会战(Battle of Zama)的14年间,罗马军事体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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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以前一样,最好的研究方法不是把散落于文献的难以核实的线索按年代顺序拼起来,而是观其大略,分析事件中的这一变化如何以完整的、清晰的形态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事件也就是汉尼拔落败于西庇阿的最后一战:扎马会战。至于中间的各个阶段,或者文献语焉不详,遂略过不提,或者会在研究过程中自然明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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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扎马会战时的罗马和坎尼会战时的罗马,第一个浮现出来的区别不妨说与政治学有关。坎尼会战时,罗马军队由两人统率,两人同时又是共和国的最高官员。到了扎马会战的时候,罗马军队则是由一名将军指挥。惨痛的教训让罗马人明白,面对汉尼拔这样的敌人,传统的轮换制是行不通的。军队统帅不能像其他官职一样,由地位最高的元老们每年轮流担任。特拉西梅诺湖战败之后,罗马人尝试过任命一位独裁官,这个办法从此再未用过。根据法理和常理,独裁官是临时职务,最长6个月。假如一个人不断连任或终身任职,那便会直接通往君主制。罗马人采取了另一个办法:不惜违背法律和惯例,尽可能把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马库斯·克劳迪乌斯·马塞勒斯(Marcus Claudius Marcellus)、昆图斯·富尔维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Fulvius Flaccus)等最成功的统帅选为执政官,并授予其“代行执政官”(proconsul)的头衔,执政官任期满后延长其统帅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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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项折中还不够。有能力领兵的人很罕见,一个好办法是赋予其长期统率权,而非每年轮换。公元前211年,罗马军队在西班牙遭遇惨败的消息传来,人民便选举普布利乌斯·克奈里乌斯·西庇阿(Publius Cornelius Scipio)为将军、代行执政官,负责西班牙战区,一直任职到迦太基人最终被打败,完全退出西班牙为止。西庇阿拜将一事比以往更加逾制,因为他当时只是一名营造官(aedile),甚至没有达到出任将军的法定年龄下限。坎尼会战后,罗马人民曾赋予时任裁判官(Praetor)的马塞勒斯执政官之权,可视为这项创举的先例。2要想打败迦太基,使用超常手段是必然的,但这意味着打破共和国的制度:一人以其不可或缺之天才,凌驾于大众之上。统军作战的西庇阿是日后恺撒身兼统帅与独裁者的先声。在元老院,当年主张拖延战略的昆图斯·法比乌斯·马克西姆斯批判西庇阿维持纲纪的方式如同国王,可谓一语成谶。3共和制度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也起到了部分作用。罗马制度框架相当强韧,足以承受长期的张力,以合法的形式赋予能力卓绝的个人发挥空间。西庇阿从西班牙凯旋后补选为执政官,后担任代行执政官,统领阿非利加军队。但是,旧的形式下已经出现了新的精神。执政官、代行执政官再也不能简单地称为一市之长了。公元前203年,4罗马元老院做出公开决议:西庇阿的阿非利加统帅之职不再有任期限制,而是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为止”(donec debellatum f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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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争不仅产生了统帅,还形成了一支军官团,而军队本身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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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坎尼会战为止,罗马军队的士兵还保持着自带装备从军的公民性质。在此之前,共和国的野战军团很少超过4个(1.8万人,盟友除外),往往只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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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17和公元前216年应征入伍的人开拔时,大概觉得很快就能回家。但是,14年过去了,西庇阿手下军队的核心仍然是坎尼会战残部组建的两个军团,公元前214年5和公元前209年6两次获得其他军团残部组成的大规模援军。此外,他还有一些志愿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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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不免会怀疑,各邦提供志愿军与其说出于善意,不如说是赢回之前因中立和犹豫而失去的来自罗马的青睐。但是,这并没有排除一个可能性:对大部分征募新兵来说,一旦战争让他们成为远离平民生活的军人,服役的目标便成了服役本身和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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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西庇阿的军队便具有了一切职业军队的特征,包括其优点,也包括嚣张跋扈、苛待平民同胞的缺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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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公元前204年的罗马军事组织仍然是公元前216年的样子(公民士兵、公民军官、公民将领),那么罗马绝不会冒险渡海前往阿非利加,在那里与汉尼拔作战。战争会以议和告终,罗马对迦太基做出某些让步,而汉尼拔则放弃意大利的土地。但是,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第二次布匿战争的重大结果是,罗马发生了一场极大增强自身军事潜力的内部转型。扎马会战的过程能让我们明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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