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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扎马-那拉加拉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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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说法，两军统帅此时进行了一次著名的会面谈判，其中汉尼拔是求和者的形象。正如康拉德·莱曼（Konrad Lehmann）所指出，这次会面无疑是恩尼乌斯（Ennius）[83]的虚构。当时的汉尼拔绝不会想到向罗马人祈求议和，而重重顾虑之下的西庇阿也绝不是高高在上、胜券在握的样子。据记载，西庇阿在军营里抓到了3名布匿间谍，非但没有处罚，反而向他们展示了全军军容，然后骄傲自信地将其送还汉尼拔。这段话是恩尼乌斯从希罗多德对希波战争的记述中抄来的，几乎一字不易，3接着通过恩尼乌斯的著作进入了罗马人的传统中，波利比乌斯也不能免俗，最终使希罗多德的著作获得了确定的史籍地位。我们发现史书记载是必须仔细考辨的。与这些天马行空的臆造相比，我们下判断时一定要更为严格地遵循实际。在这个过程中，西庇阿和汉尼拔都没有受到贬损。这与我们之前讲过的希波战争类似：通过真实确切的认识，我们认为波斯军队的兵力远远没有希罗多德笔下那样庞大，而希腊人的英勇丝毫没有因此减弱。诗歌传说为事物蒙上了不同于史实的色彩，这不代表它们就是错的。它们只是有自己的一套语言罢了，问题在于如何将这种语言正确地翻译成历史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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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庇阿做出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这个决定让他加入了世界史上最伟大统帅的行列，也让恩尼乌斯为他编造的诗化形象具有了内在的真实性：他放手一搏，切断了海上联系，放弃了一切失败后逃跑的可能性；而且再也不冒险等待马西尼萨，于是他向内陆进军，主动与其会师。当西庇阿开拔时，汉尼拔肯定已经来到离他不远处了。在那拉加拉镇（位于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边界处），西庇阿与马西尼萨成功会师，就地等待汉尼拔到来。汉尼拔别无选择，只能尾随而来，发动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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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直到开战前的最后一刻，天平的指针仍然在摇摆。汉尼拔下令向那拉加拉进军，同时以毫不动摇的冷静来掌控下一场战斗的种种细节，我们很难彻底地理解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们理解不了这些事情，除非先衡量下面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是会战所处的战略形势；二是从如同刀尖上的平衡局势角度理解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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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统帅的抉择有孤注一掷的成分。有趣的是，“扎马会战”这个战记传说中采用的错误名字恰好反映了这一点，并流传至今。即便是取胜之后，西庇阿在写给国内的战报里也不敢将整体战略局势，以及他从海岸向内地进军的事情和盘托出。他没有用交战地点给会战命名，而是以汉尼拔最后一次驻扎的总部位置命名，令战略局势变得扑朔迷离，甚至让人有很好的理由怀疑扎马到底指的是东扎马村，还是西扎马村。我们可以将西庇阿的进军与1813年10月奇里乞亚军团从穆尔德河（Mulde）出发渡过萨勒河（Saale）的行动，以及1815年从利尼（Ligny）退往瓦弗尔（Wavre）的行动作一对照。后两场行动要为拿破仑的失败负有战略性责任。西庇阿没有吹嘘自己的决策是弥天大勇，而宁愿隐瞒他成功克服的凶险境地，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奇。面对责难，毛奇将自己最精妙、最大胆的战略行动，即分兵进军波希米亚，称作“补救不利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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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那拉加拉会战取胜后，实力单薄的西庇阿依然不能考虑围攻和夺取迦太基城。连年战争耗尽了罗马的经济实力和士气斗志，他不能也不愿投入大量资源。而且马其顿和希腊诸国已经准备联合干涉，一场新的战争很有可能爆发。罗马先知当年就不同意西庇阿出征阿非利加，预言会有灾祸；如今赢得了胜利，他们马上又跳了出来，只不过论调和之前完全相反，声称要将胜利进行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与罗马作对的迦太基城为止。但是，那拉加拉会战的胜利者表明，正如他能够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一样，他也能够判断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当时有人谴责西庇阿，说他已经与汉尼拔讲和，以免让继任者抢了此战的功劳。这完全是出于嫉妒心理，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附和了。西庇阿的继任者要想继续对战汉尼拔，攻打坚不可摧的迦太基城墙，那还要花很长时间。西庇阿更清楚怎样做对母邦有利，于是接受了汉尼拔提出的议和请求，与一年前汉尼拔尚未抵达时，西庇阿签订并得到罗马人民批准的和约内容相差不大。因此，那拉加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正面——罗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而在于反面——迦太基的最后一次上升期被打断了，迦太基公民失去了未来的希望。新和约添加的最重要条款是：如无罗马允许，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从而实际上放弃了完整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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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款到底是空文，还是果真终结了迦太基政策的独立性，和约签订时无人确知。被征服的迦太基城邦是否会长期遵守该条款，取决于世界形势、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政策、罗马和迦太基的国内发展。历史已经表明，那拉加拉战败永久地摧毁了迦太基的实力。6年之后的公元前195年，迦太基遵从罗马人的要求，将汉尼拔赶出了母邦；在此之前，罗马人已经击败了马其顿，而迦太基并未干预。现在，驱逐汉尼拔终于让和约板上钉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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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和拿破仑是世界史上的两位伟大统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最终虽被击败，却无损其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是的，他们太伟大了，以至于与对他们相比，历史对打败他们的人容易给予更苛刻的评判，以免有人会以为打败他们的人比被打败的人更伟大。罗马人看待西庇阿的方式与英国人看待威灵顿如出一辙，只要不是涉及民族荣誉的场合，总会对两名统帅的伟大程度有所保留。实际上，威灵顿无疑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功劳都给了格奈泽瑙。就击败拿破仑的战略而言，格奈泽瑙将军居功至伟。此处我完全无意与拿破仑对比，因为普军统帅不是格奈泽瑙，而是布吕歇尔。就后者而言，从没有人提出他是堪与拿破仑比肩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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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书写中，即使有人会倾向于偏爱失败者——因为胜利本身已经为胜利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本书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衡量每一个方面。之后会有机会讨论更晚近的统帅。不过就西庇阿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综合前面的阐述，西庇阿的地位固然不高于汉尼拔，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人堪称并驾齐驱。罗马制度冷静持重，统治方式严格而崇尚权威，与希腊不同，不许活跃生动的个人出乎其类。纲纪主宰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至于人们不敢提及天才二字。归根到底，天才必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但是，对于这位赋予罗马军队新的战术样式，冒险前往阿非利加，从巴哥拉达斯河谷径往那拉加拉，胸有成竹地对阵汉尼拔，挺过最危急的时刻，最后又没有漫天要价，而是缔结了恰如其分的和约的人物，我们真要说一声“天才”。事件本身已经展现了西庇阿抽象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们还能在他身上发现其他特质。蒙森从文献出发，用一支妙笔描绘了西庇阿的形象，我们因此能够面对面地观察这位统帅。我要用蒙森的这段话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作结。当然，我希望本章前面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位军事家、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这才是他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特质。蒙森描述了罗马军队被击败，西庇阿站在罗马人民面前，争取西班牙统帅之职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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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他曾在提契诺之战中救了自己父亲一命。如今，他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他年少英武，一头长发，面庞羞得通红，请缨就危，只因别无更好人选。以区区军事保民官的身份，他竟被百夫长推举为最高的职位——如此种种，必定为罗马城的公民和农夫留下了精彩而难忘的印象。这位潇洒的英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西庇阿周身散发着昂扬自信的激情，半是虔诚，半是精明，好似整个包裹在炫目的光环之下。他既有恰到好处的激情，足以温暖人心；又计算精当，足以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至于忽视常理。他不像天真的群众那样相信自己蒙受天启，不屑于掩饰对这种看法的鄙夷，但内心里却默默坚信自己受到神的特别宠爱。简而言之，他具有真正的先知的性质。他立于人民之上，又没有脱离群众。他言出必行，思想如真正的王者般高贵，相信接受王位是对自己的贬低，却不明白共和国的体制同样束缚着他。他对自己的伟大坚信不疑，从不知嫉妒和怨恨为何物，别人的优点会衷心认可，别人的错误则是同情宽宥。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两种职业在他身上从无相互妨害。他兼具希腊人的文化与最完整的罗马民族特质，口才绝佳，仪态优雅。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赢得了士兵和妇女、同胞和西班牙人、元老院里的对手和比他更伟大的迦太基对手（这是蒙森的看法，我不能苟同）的心。很快，他的名字便会万众传扬。他是一颗明星，似乎注定要为祖国带来胜利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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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六篇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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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700085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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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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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很快就战胜了马其顿军队，后者可以视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史书对汉尼拔对阵罗马人的军队组织、战术、战法的记载很少。由于有记载表明他给战士们装备了罗马人的武器，我们可以假定，交战双方整体来说是相当类似的，尤其是就装备而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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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汉尼拔并没有采取特殊的支队组织形式，因为他的军队是由多民族蛮族雇佣兵组成的，只有少数迦太基高级军官。但是，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了第二梯队的雏形，或者实施了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细节手段，令方阵具有不逊色于或优于罗马人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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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罗马对马其顿发动的战争中，双方装备战术的差异就很醒目了。一方面，罗马起初采用传统的支队重装步兵方阵，后来改用梯队阵形，将矛换成标枪，以尖锐的短剑贴近肉搏。另一方面，马其顿人的方阵比过去更加紧密了，并将矛变成了更长的萨里沙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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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紧张地等待着，看哪一种战法会被证明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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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后裔在最后几场战斗中使用的那种特殊马其顿方阵，以及萨里沙长枪是否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就已经使用了呢？我们对此尚有疑虑，所以拖到此处才来探究这一主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波利比乌斯笔下的马其顿作战方式。作为同时代人，他目睹了库诺斯克法莱会战（Battle of Cynoscephalae）和皮德纳会战的战况（18.28—18.32）。除了他的记载，在几部流传至今的战术指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尽管如此，研究依然非常困难，并多次误入歧途，因为文献中包含多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部分问题还是相互交织的，例如萨里沙长枪长度及其与马其顿、罗马方阵的纵列宽度和各列间距之间的关系。吕斯托和克希利认为马其顿军队并没有装备真正的“长”枪（21英尺或24英尺，约6.4米或7.3米）。在他们看来，长枪的长度单位应该是“podes”，即“一足之长”，而不是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pecheis”，即“一臂之长”，于是得出实际长度为14英尺（约4.3米）的结论。我承认，我曾长期持有这一观点，但是艾德蒙·拉默特（Edmund Lammert）对瑞士长枪和德国雇佣兵长枪进行了专项比对研究，最后在我的请求下，还由柏林学术健身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实际演练，从而完全证明了较长的数字才是正确的。据此，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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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沙长枪的额定长度为24英尺（约7.3米），但现实中只有21英尺（约6.4米）。士兵双手握持后部，枪尖探出很长的距离。当方阵结成紧密队形时，五排萨里沙长枪都从正面伸出，能够同时发挥作用，因为前三排“萨里沙”的长度相应会缩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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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波利比乌斯或其他文献来源都没有具体说前排长枪较短，但这一点可以间接推出。一、根据一条注释，长枪放下后的阵形呈圆弧状。二、特别长的长枪对第一排显然是无用的。三、文献记载方阵士兵是携带盾牌的。21英尺（约6.4米）长的萨里沙长枪——哪怕只有18英尺（约5.5米）长——是不能单手掌控的，而必须如文献中明确所说双手握持。双手持枪的人不可能持盾护体。当然，他可以在胳膊上绑一面小圆盾，等到萨里沙长枪断裂之后，配合长短刀剑展开近战。但是，该盾牌在使用萨里沙长枪作战的时候几乎与躯干垂直，非常碍事。盾牌的用处太小，我们不能假定萨里沙长枪兵会把它带在身上。不过，如果第一排或前几排士兵使用长度较短的单手矛，那么这条记载就合理了。假如第五排士兵的长枪为21英尺（约6.4米）长，第四排18英尺（约5.5米），第三排15英尺（约4.6米），第二排12英尺（约3.7米），第一排9英尺（约2.7米），那么正面就几乎是一条直线，或者是中间略微突出的弧线，用枪尖构成一道敌军无法突破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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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沙方阵完全依靠集团冲击，而非单兵作战。因此，纵列横排的间距都要比使用标枪、短剑作战的罗马阵形更小。波利比乌斯专门谈过这一点，说两名罗马士兵的间距为3英尺（约0.9米），一名罗马士兵对面有两名马其顿士兵，再加上马其顿方阵有5排长枪从正面探出，那么他就要面对10根长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