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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队战术的先决条件是职业军队，后者现在已经取代了公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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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马略时代，旧的征兵形式似乎一直在延续，哪怕这套体系的内容早已改变。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前，普遍兵役制的执行就很不严格了。这场战争期间，普遍兵役制以最严格的方式、最广泛的范围被重新启用。从那时起，它就变得过时了。与公民人数相比，罗马投入战场的士兵人数非常少，只需要征召少数年龄段的士兵就足够了。但是，出于公平的考虑，与其频繁征召和训练新兵，不如让有经验的老兵继续上阵，哪怕老兵们并不愿意。不过，军饷、战利品、胜利后的赏赐非常丰厚，往往有许多人自愿从军。根据李维（42.32）的记载，罗马与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Perseus）开战时，许多老兵自愿从军，因为他们看到之前参加对腓力和安提柯战斗的士兵都发了财。理论上说，普遍兵役制仍然生效，而且不时地会通过抽签或官方任意指派的方式加以运用。我们不妨假定，抽中名字的人可以找合适的人顶替。在官方指派的情况下，业务繁忙、难以抽身的富人会获得优免，或者通过贿赂以免役。从一个事实中特别能看出公元前2世纪时，兵役概念已经弱化到了何种程度：许多报告显示，危险或战利品少的战役凑不齐兵员。被征人员有各种各样的逃避借口，而且征兵人员普遍不愿意深究。但是，除了大而化之地批判一番，当局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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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不断采取手段，试图为这种随意的管理体制带来一定程度的秩序。尽管波利比乌斯记载了一条法令，即规定罗马公民有义务参加16次战役，如有必要可增加至20次，但是阿庇安有一处写道，参加过6次战役的公民即可要求免役。盖乌斯·格拉古（Caius Gracchus）[85]似乎恢复了这一类针对兵役的限制条件，或者颁布了其他限制条件。但是当辛布里人[86]的入侵在罗马造成恐慌，再也不能让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士兵免役的时候，这些限制条件通通被取消了。10对于一群无止境地要求公平，却只能履行有限义务的被征召士兵来说，真正的制度与可靠的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之后讨论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时候会阐明这一点。强制长期服役的军事原则总是会压倒人性原则；为了公平起见，人性原则会要求相对平均地分配负担，而许多常年服役的老兵已经完全与平民生活隔绝，从军以外别无他途的境遇更是如此。于是，征兵制度出现了名实之间的矛盾，一种实际上由随意指派和拉壮丁——用英国海军史的话说，叫“shanghaiing”[87]——组成的奇特而扭曲的征兵制度。如果执政官过于严格地施行正式法律，公民就觉得是苛政，会向保民官求助。李维《建城以来史》（节选本）第48章和第55章中讲到了发生的两次巨大争议，以至于出现了保民官将执政官下狱的情况，时间分别是公元前150年和公元前138年。现在，马略将陈旧过时的形式一概扫除，建立了一套直接的募兵制度。富人和奴隶压迫旧中间阶层和农民阶层的倾向越强烈，意大利为征兵官提供的资源就越丰富。据称，马略甚至会毫不犹豫地接纳奴隶从军。11即便普遍兵役制当时并没有被立法废除，而且后来它再次构成了征兵的基础，但罗马军队的编成早已是雇佣兵式，从此以后更具有了相应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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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年之后全体意大利居民都被赋予罗马公民权，罗马军团和盟邦军团的区别也没有了。当然，这一区别从来都是政治上的而非军事上的，类似于拿破仑麾下的莱茵邦联、意大利和瑞士部队，编制战法并无显著区别。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之后，罗马军队中出现的辅助兵（auxilia）就属于另一类了。他们要么是弓箭手、投石手这样的专门兵种，要么是按照部落划分的蛮族士兵；尤其是，所有骑兵都属于辅助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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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百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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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新军制真正的关键人物是百夫长。在现实中，人分高低贵贱，上至一军统帅，下至士兵和民夫；在最根本的分析中，每个人又是同等重要的，但是在罗马新军制中，唯有百夫长真正构成了罗马组织的一面。罗马的将领和高级军官与其他国家差别不大，士兵与其他雇佣兵也没有显著区别。但是，百夫长是完全独有的一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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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完全清晰地描述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里的罗马社会结构。首先，透过内心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足够清晰地看到罗马有一个贵族群体，他们占有巨大的财富，类似于希腊贵族，并通过元老院和掌控的官职来统治国家。该群体并不构成一个封闭的阶级，拥有各种突出才能的平民并非不可能进入统治者的小圈子，甚至可能受到热烈的欢迎，位居高阶。尽管如此，这种向上流动的情况非常少见。贵族统治集团的实质就是地位世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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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同样清楚富商阶层的地位。他们被排除在高级官职和元老院之外，而且对贵族统治集团有一定的政治方面的嫉妒心理。自从按财产定等级起，这些商人就被称作“骑手等级”（rider）。由于该头衔已经成为一种地位的标志，往往被翻译成“骑士”（knight）。补充一句，此处一定要小心对待“骑士”这一称呼，不要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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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我们会发现数目庞大的城市和乡村无产者、下层公民和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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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首末两端之间的群体是什么状况，也就是我们今天会认为是真正的中产阶级的群体：他们的规模有多大、由哪些人构成、经济地位如何、阶级意识有多强、教育程度如何？正是这个中间群体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奴隶制最严重的冲击，其程度甚于自由人公民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因此是最难与现代状况做比较的。无论实际情形如何，未来又会有何种研究发现，我们只要能确定这一点就够了，因为该群体的社会力量薄弱——与任何情况下的中产阶级一样——在我们目前要讨论的组织即罗马军队中没有任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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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下列状况内是所有雇佣兵制军队内在固有的属性：或者不分任何社会阶层，或者集合了社会的最上层和最下层，只是完全没有中产阶级——当然，这个阶层实际上（或者被认为）人数可能多，也可能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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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团和士兵的显著区别是（迄至1914年的）现代军队的一大特征，这在古希腊的时候还没有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罗马人这里，但层级体系不同于当代德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体系。罗马只有现代意义上的将官（副将，legati）和校官（军事保民官，tribuni militum）。不过，这些校官都是出身两大贵族阶层（世袭贵族和“骑士阶层”）且选择从军的青年子弟。平均来看，他们的军事素养很低。1尽管如此，他们接受的贵族教育还是许多成为优秀军官的先决条件。而且他们中的一员只要有军事天赋，就能轻易地在可塑性还很强的青年时代获得高位，并成长为优秀的将领。历代经验告诉我们，贵族与军事指挥之间有一种心理协调关系，因为前者为后者的成长提供了特别优越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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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高级军官与军队战术单元之间的牢固关系是逐渐形成的。副将首次统领一个军团是由于特殊使命，军事保民官和大队也是如此。军事保民官是抽签轮换的，同时承担督查布阵、维持军营秩序、巡查岗哨、主持军法审判、执行重罚等职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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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类人相当于现在的连级军官，即百夫长。他们与贵族完全不同，来自普通士兵所在的等级，而普通士兵主要来自未受过教育的、最下等的人。百夫长的军饷不到普通士兵的两倍，恺撒将其年薪从120第纳里[88]（denarii，相当于90德国马克）提升到了225第纳里（相当于165德国马克）。因此，百夫长的待遇地位相当于今天的士官，但职责相当于上尉。他们是纪律的执行者，自支队以下都由其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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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专门提出（6.24），百夫长的选任并不以勇敢为唯一标准，而是特别注重领导力和临危不乱的能力（“作为领导者，他们坚忍不拔而思虑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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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的目标而言，最明白的类比应该是把百夫长视为现在的二级军士长，而最贴切的类比是从士官提拔起来的法国上尉。不过，这里总有一个区别。一方面，现代的士官升为军官后，同时也会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他们天然就具备许多这一社会阶层的特质。另一方面，罗马百夫长的社会地位不会变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该职位才得以形成并维持其不同寻常的特点。百夫长对自身能力颇为自许，但仍然没有资格进入统治集团。百夫长热爱罗马，勇敢而严谨，但视野有限。他需要官居其上的高级指挥官，他也明白这一点。根据传统，他从属于依法被选出的政务官（magistrate）——他也有自己的一票——和元老院。但是他的公民意识越淡漠，军人意识越强，法制的权威就越是从他的头脑里消失不见，而代之以军队长官的意志。长官自己也逐渐脱离了旧法治的表面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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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给征服全世界的罗马共和国军队找一个最贴切的类比对象，大概要属18世纪的英国军队。英国高级军官来自贵族，经过较短时间的军校学习，便从校官起步开始军旅生涯。威灵顿年仅24岁就当上了中校。军队以募兵为主体，以最严苛的纪律统御士兵，但是以英国国民为基础。大批充当普通士兵的外国人会编成自己的单位。英国军队与罗马军队的唯一区别在于连级军官。在英国，这一层级的军官来自绅士阶层，即下层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而且与士官截然分开；而罗马的百夫长同时履行连级军官和士官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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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罗马士官所知甚少。他们和一等兵通称“初级军官”（principales）。最重要的士官是百夫长副手（optio），但似乎并不实际处理一线事务，而是负责行政文书工作。3小队长叫作“十夫长”（decani），后改称“组长”（caput contubernii），4不过我们从未在战记里提到这一职位。连一级的长官是百夫长，指挥的百人队小于德国的连队，但也有一百人的规模。然而，我们应当牢记：除新组建的军团，罗马军队几乎完全由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只需要维持秩序，不需要训练和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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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百夫长副手，我们还看到有口令官（tesserarius）和掌旗手（signifer）。但是，文献里没有讲这些人是否有领导职务。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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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现实目的，第二次布匿战争让罗马拥有了一支职业军队。但是，它仍然是一支公民军队，这并非仅仅是表面形式。之后，实际的转变过程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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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尚处于公民军队和职业军队的过渡期，有一个事实突出地表现了这一点：在不断组建的新军团及其军官队伍中，每个人每次参战指派的岗位都不一样，因此当时还没有晋升序列的概念。无疑，百夫长内部是有严谨序列的：青年兵第十支队第二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低，老年兵第一支队第一百人队的百夫长地位最高，称“首列百夫长”（primus pilus）。但是，首列百夫长的人选是变动不居的。每次部队改编，执政官和军事保民官（这两个职位本身也在不断轮换）都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重新分配职位。只要军团仍然是公民性质占据主导，这就无伤大雅。毕竟到了下一年，连前一年的执政官也要服从当年的执政官。在雅典，一名公民今年还是军队统帅，明年可能就是普通士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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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马百夫长对军阶的意识逐渐增强，以至于总会把降级——其实往往只是纯属偶然或长官一时兴起——当成委屈的事。有一次，他们起来反对这种制度。李维（42.33及之后数页）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富有罗马特色，而且能反映出百夫长生活状况和思想意识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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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71年，罗马元老院对马其顿国王珀尔修斯宣战，下令征召尽可能多的老百夫长参战，其中不少人志愿入伍。但是23名前任首列百夫长向保民官申诉，要求再次入伍后给予之前的位置。由于每个军团只有一名首列百夫长，而且第一批只组建了4个军团，之后会再组建4个后备军团，所以很难满足他们的要求。原文讲到这件事的本意，似乎只是说明征兵制度本身的局限性。但是无论作者本意如何，对我们来说，最有意思的还是记载本身，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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