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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天，高卢人才想到分兵的主意，但只是分成了两股，而非从沿线所有可能的地段同时发起攻击（至少是佯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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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实无可置疑地证明，高卢人并没有人数优势，事实上很有可能反而居于劣势。假如再有1万人部署于拉布廷河谷，便可掩护瑞阿山侧翼，令拉比努斯不能发出决定性的一击。如此明显的漏洞不能仅仅归咎于疏忽，因为按照恺撒本人的说法，高卢人的第一次夜袭在破晓时分就停止了，因为他们害怕罗马军出动并攻击他们的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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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阿莱西亚围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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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认为两军兵力大致相等，这很可能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问题，那也是高估了高卢一方的兵力。我们必须牢记，恺撒的防线有几十千米长，他一处都不敢不守，而且每一处都要有方便救援的预备队。他别无选择，只能分兵。敌军则可以选择集中突破的地点，而且无论攻击何处，城内守军肯定都会配合夹击，令罗马士兵处于后方受到威胁的精神压力之下。因此哪怕双方兵力相等，围城打援也是难度最高的战略任务之一。许多将领都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交战，认为围城打援是兵家大忌。之后几卷里，我们还会多次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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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双方参加阿莱西亚之战的兵力大致相等的话——恺撒7万人，城内守军两万人，高卢援军5万人——我们仍然可以提出，尽管高卢地域广大，但绝不可能集结一支有如此规模，且确实由战士阶层组成的大军。但是，我们不妨假定：在这次十万火急的大决战中，为了加强自身力量，高卢骑士阶层从形同农奴的普通农民中间招募有勇力的年轻人，就像后来撒克逊人对抗亨利四世时那样。恺撒写道，维钦托利有1.5万名骑兵，而援军只有8000名骑兵，由此可推断，许多高卢骑士下马作为步兵参战。中世纪战争史中有许多骑士下马，带领步兵（或者说普通人）上战场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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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高卢援军兵力与构成的上述描述是准确的，那么维钦托利在前一场战役中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就此破解：在阿莱西亚之战中，高卢步兵以绝大的勇气猛攻罗马防御工事，而维钦托利却不敢派步兵在野战中对阵罗马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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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认为，高卢人投入阿莱西亚的军队代表了他们能够集结一处的最大兵力。这样也仅仅与罗马军队兵力接近，最多相等而已。但是，无论运用何种机动或战场运动，罗马军都要比松散的高卢军优越。6罗马的作战单位训练有素、组织严密，再加上严格的纪律，有能力维持补给；而高卢一方的乌合之众很快便会耗尽补给。因此，维钦托利不得不放弃正面决战的想法。他并没有胜券在握的兵力优势；假如他有这样的优势，恺撒也会像开战第二年对付比利其人那样，不是立即展开决战，而是以拖字诀迫使高卢大军分兵。因此，维钦托利起初并没有全面征兵，加强兵力，而是只带了大约2万到3万步兵，将希望主要寄托于规模可观且善战的高卢骑士。哪怕他一直谋划的奇袭时机到来了，维钦托利也没有投入步兵，不愿使其暴露于远胜于斯的罗马军的攻击之下。整体思路是不错的，但是秩序井然的罗马军明白如何保护行军纵队中的辎重队，同时让步兵积极配合和支持骑兵作战，从而让维钦托利的计划归于无效。现在，维钦托利别无他法，只能将城内守军和城外援军联合起来，做最后一搏。这一战法的好处在于，高卢方可以投入更大的兵力参战，而恺撒再也不能辗转腾挪，只能将攻击地点的选择权交给高卢人，其陷入内外夹攻的境地。但是作为回报，恺撒构筑了固若金汤的工事，最终将高卢人勇猛的冲击成功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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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罗马针对蛮族的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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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高卢战略基于一个事实：他明白如何避免与兵力完整的高卢军对战，也总是知道如何以罗马之长攻高卢之短。高卢一方的强项在于，数量庞大、或多或少具有军事素养的兵源。假如恺撒将军团分散开来，同时与高卢各部作战，然后分别守御、控扼要塞和大城，那么罗马人肯定会走向失败。战争进入第四年，由于收成欠佳，恺撒出于补给考虑，便将部队分驻多个冬季营地。在此期间，一个半军团遭到厄波隆尼部（Eburones）[101]突袭，因为军团领导意见不合，指挥无能，结果全军覆没。加上辅助部队和骑兵，这一个半军团的战斗员大概有9000人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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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维钦托利交战期间，恺撒发现高卢人有意避免野战，再次尝试分兵破敌，结果再次失败。恺撒本人率领的主力不足以攻下日尔戈维亚城，发起的一次失败突袭也造成了惨重损失。罗马集结全军围攻阿莱西亚，方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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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攻陷阿莱西亚城之后的后一年里，将仍然在抵抗的部落各个击破就不难了。但是，恺撒最杰出的战略，大概要属开战第二年对比利其各部的征服。假如没有内尔维部的那一次突袭，面对强盛的罗马军，好战的比利其各部定会不经一战便全部降服。原因并非恺撒避战，而在于接受会战之前，他已经通过分化敌军，为罗马一方创造了有利态势，在战场上享有极大的人数优势，以至于比利其各部不敢将局势升级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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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现代民族与蛮族发生冲突时，其武器技术水平的差异从一开始就决定了结果。在古典时期，交战双方的关系不像这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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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会思考：罗马军事制度究竟比蛮族优越在哪里？面对文明民族，蛮族的优势在于无拘无束的动物本能和原始的粗犷。文明让人民变得高雅而敏感，不适合当兵，体力不足，也欠缺血气之勇。这些天然的缺陷必须以人为的手段加以抵消。沙恩霍斯特或许是第一位提出如下观点的人：常备军的主要功用在于，通过纪律规训让文明的民族能够抵抗不文明的民族。如果让一群普通的罗马公民或农民与同等数量的蛮族人对战，前者无疑会落败，而且实际上很可能会不战而逃。只有结成紧密阵形的战术实体——大队——才能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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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从恺撒的记载中直接地、确定地了解到高卢人当时的发展阶段。1高卢人早已不是纯粹的好战蛮族。他们有城市，有工商业，也有对外贸易。国教德鲁伊祭司已经形成了某种阶层。恺撒说（6.13），普通人的待遇形同奴隶：通过放贷、收税、欺凌的手段，有权势的人让平民自贬为农奴。有权势的人是战士阶层，即骑士及其附庸。独立于大众的特殊战士阶层是不可能组成庞大军队的。但是，人数的不足有人的品质来补偿。恺撒描绘了各个部族的区别。他将赫尔维蒂人、内尔维人、俾洛瓦契人（Bellovaci）列为特别勇敢的部族。当然，这种区别确实存在，但阿尔维尼人、比图里吉人、卡尔努特人（Carnutes）也没有完全失去尚武的品质。毫无疑问，最终走上战场的、迎击罗马人的队伍必须被视为单挑无人能近的勇士，其勇猛精神部分基于特殊战士阶层所具有的荣誉感，但也有一部分是蛮族残存的好战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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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队也并非完全由最文弱优雅的成员组成。恺撒的军团主要征募自山内高卢和纳尔波行省（Narbonnese Province），大多肯定是罗马化的凯尔特人。如果说罗马军队之前是由罗马公民组成的，如今的情况已经完全逆转。参军成了一种获得罗马公民权的途径，而罗马军队也失去了与其根基的联系，即源源不断的天然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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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附属于罗马军队的纯蛮族单位——主要是令人畏惧的日耳曼骑兵，这是罗马军队与高卢军队唯一接近的地方。与罗马军团相比，高卢人仍然是纯粹的蛮族；以单兵而论，罗马军团并不比高卢勇士优越。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相似的条件下，一个600人的罗马大队能够打败同等数目的高卢人。我们已经看到恺撒是如何避免与数量占优势的敌军交战的，相反，他总要确保自己占有人数优势。因此，只要蛮族军队占据人数优势，罗马人精妙的大队和梯队战术就并不足以抵消敌军之悍勇。对于接下来的时期来说，这一点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而且，在世界史中与此完全不同的多个时期，我们仍然有机会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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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点是：罗马战争艺术优越性的基础在于整体军队组织，一套能够将许多人集中于一点的，使其有序行动、获得补给、合为一体的制度。高卢人恰恰连一件事都做不到。罗马人并不比高卢人勇敢，高卢人也不是被勇气而是被罗马的人力所征服——而且高卢的人口并不比罗马的人口少太多，然而他们却没有行动的能力，缺乏生气。蛮族精神是被罗马文明征服的，因为唯有高等文明才能赋予庞大的群体以行动的能力。蛮族做不到这一点。罗马军队不只是群体，更是有组织的群体；而它之所以能形成群体，正因为它是有组织的复合有机体。罗马军队不仅是由士兵和武器、骑兵和步兵构成的，还有副将、军事保民官、百夫长、军团、大队、支队、百人队；不仅有自下而上的纪律，还有自上而下的领导；不仅有先锋、殿后、巡逻、战报、布营，更有财务官和手下的文书、会计，有技艺娴熟、工具齐备、架桥垒墙、筑堡造船、制造攻城锤和各种投射机械的工程师，有军需官和辎重队，有供应商和代理人，有军医和野战医院，有军需和军械仓库，有轻便锻炉，最后还有全军的首脑：统帅。统帅必须将内在的、原始的力量与灵活的、精微的头脑融为一体，后者在最高等的文化中才能形成。于是，他能够用思想把握全局，从唯一的顶点，以唯一的意志统领全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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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因素全都被一种观念所掩盖和模糊：被恺撒打败的高卢大军总比罗马军队要多好几倍。我要在此处重复之前提过的一点，恺撒用这样的笔调来描写自己的胜利无可厚非，因为在大众的心目中，英雄事迹和战略天才基本都是以少胜多。穿透这层外壳，抵达史实的内核是科学知识的任务。研究的成果绝非贬低自述其史的罗马（或其他民族）统帅，而是真正认识统帅伟大之处的唯一方式。我们只要仍然认为恺撒用7万人打败了30万人，或许就能在公众心中唤起勇猛无匹、将道无双的笼统概念，但并没有使他们对战局形成理性的认识。直到我们告诉自己，一名高卢人完全能够对抗一名罗马人，甚至1万名高卢人也能对抗1万名罗马人，方能认识到恺撒面临的战略任务是如何重大。现在，我们不仅能看到恺撒打败了阿里奥维斯塔和维钦托利，更能看到罗马征服了日耳曼人和高卢人，文明征服了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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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这种认识，首先就要有限度地对待恺撒本人的作者权威。许多学者可能不愿意接受对恺撒的这种批判，不愿意批判的程度甚于对希罗多德。他们心怀疑虑，会从原则上反对得出此类结果的批判性分析。因此，恺撒本人至少在一个段落中透露了真实的人数关系，向批判性分析伸出了援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关于恺撒在高卢蒙受的最惨重失败，即一个半军团被厄波隆尼部消灭，他补充道，双方的勇气和人数不相上下，但罗马一方统领失当，又遭厄运，遂遭劫难（5.34）。长期以来，学界都认为这句话与恺撒对其他所有战斗的描述不相协调。海勒（Heller）在古典学期刊《语文学》（Philologus，1872年总第31期，第512页）发文称这句话“毫无意义”。他惊叹道：“怎么会？怎么会？罗马人怎么会与高卢人的人数相当？厄波隆尼人并未投入远多于对方的兵力，怎么会攻击最坚固的营寨？经历了5年苦战的惨痛经历，他们怎么还有胆量攻击规模相当的罗马军队？没有军人会相信，只有学童才会被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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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军在勇气和战士的人数上相当；然而，我方被自己的统帅和命运抛弃了”（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 pares nostril; tametsi abduce et a fortuna deserebantur）。海勒论证的基础是，手稿中将“pugnando”写作“pugnandi”（战斗的），于是认为“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o”（勇气和战士的人数）应为“virtute et studio pugnandi”（勇气和战斗的热情）之误。在最新版的《高卢战记》中，编者穆塞尔（Meusel）也想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便把“errant et virtute et numero pugnandi”一句删掉了事。现在，我们发现这句话所言非虚，也就是说，加上骑兵、本土守备队和部分援军，厄波隆尼部总共能够集结起大约9000人，因此兵力与罗马军相当。在此处，我们不必完全抛弃恺撒给出的兵力估计，而是可以从相互冲突的多个估计里择其善者。我们同意海勒的论证，但要把他的观点倒过来：因为恺撒在此处写道，只要罗马一方指挥失当，高卢人就能够打败同等数量的罗马人，所以在其他战斗中，罗马人不可能总是打败人数是己方两到四倍的敌人。恺撒之所以这样解说，是因为他的写作对象是自己的同胞。罗马人习惯了苏拉式的捷报。苏拉宣称，在喀罗尼亚会战中，他指挥1.65万人打败了12万敌军，损失只有12人。据说，卢库勒斯在泰格拉诺塞塔会战以1.4万人2打败了包括5.5万名骑兵的25万敌军，阵亡5人，负伤100人。当然，与色诺芬（或者篡改他的著作的人）1.3万希腊人打败90万波斯人的记载相比，这些数字还是相当克制的。但是这仍然表明，与之前的希腊人一样，至少当涉及蛮族军队时，罗马人就会处于一种“数字催眠”状态，连最聪慧的人也难以明辨。如果说恺撒多少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或者是有意识地对其让步，那么在他对于高卢和日耳曼兵力的所有估计里面，唯有关于厄波隆尼部的数字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只有在罗马与蛮族的单兵军事素质大致相当的基础上，我们才能衡量双方军事成就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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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发现实在太重要，以至于我要从反方向重述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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