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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卫戍部队有1.6万人的说法绝不能按字面理解，于是，尽管殖民地居民充当守军的观点看起来很合心意，但并不成立。此外，假如伯利克里一方面根据全体适役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都是重装步兵这样纯属纸上谈兵的看法，便提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真正承担重装步兵职责的殖民地居民，那实在是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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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提议将殖民地居民和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得出的公民总数就会多出2000人。这是因为我不得不从修昔底德给出的数字中扣除担任卫戍部队的外邦人——我当时估计有1500人——以便确保前后一致。现在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整体理解都推倒重来了。于是，公民人数要增加1500人，不适合服役的比例按25%计算，总共就要增加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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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出的雅典公民估算值从3.4万人增加到了3.6万人，贝洛赫却在《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1893年面世，见1：404脚注）中从4.5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3万人居住在阿提卡半岛，1万人在殖民地）。于是，我和他的差距就缩小到了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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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估算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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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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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名弓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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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名重装步兵（包括殖民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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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适役雅典公民（包括殖民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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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名不适合服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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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3.6万名雅典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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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约6000至8000名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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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字依然不能得出公元前431年阿提卡半岛总人口的确切结论，因为奴隶数目缺乏估算的依据。我们只能说，奴隶数目无论如何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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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贝洛赫估计它的人口相当稳定，这是正确的：人口外迁填平了人口增长。雅典并非如此。除殖民以外的外迁人口数肯定相当少。在公元前490年，雅典只有很少的外邦人，但经历了5世纪的繁荣期，外邦人大大增多。至于自然增长率，我们毫无头绪。正常来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人口大约每60年会翻一番。对雅典不能照搬此数，因为它在这段时期的战争中遭受了大量伤亡（例如出征埃及的战役）。人口的主要增长来源无疑是迁入的外邦人和奴隶。尽管如此，公民数目大概并不稳定。如果公元前490年按1.8万至2.6万人估算的话，那么假定公元前431年有2.88万名适役公民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可能还有2000名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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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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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得知阿梅代·奥韦特（Amédée Hauvette）撰写的《希罗多德笔下的中古战争》（Hérodote, Historien des guerres médiques）（巴黎，1894年）一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8道的问题。我的根据在于，跑那么远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我还引用了普鲁士军队条令的规定作为依凭。奥韦特（第261页）提出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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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对训练新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同样存在于我军条令中，但它们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像雅典士兵那样身体强健、训练有素的人的要求。拉乌尔炮兵上尉（Captain of Artillery de Raoul）便是明证。通过一种新的步行和跑步方式，他最近达到了惊人的成效：在1890年第11集团军的大型演习中，他指挥的排在携带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以跑步的速度行进了15千米。参见菲利克斯·雷诺博士（Dr.Felix Regnault）在《自然》（La Nature）第1052期（1893年7月29日）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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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来看，两种说法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提出：像马拉松会战中那样人数众多、阵形严密的重装步兵最多跑100步至150步（跑步的步幅，相当于步行的150步至200步），否则一定会筋疲力尽，阵形解体。奥韦特回应道：“拉乌尔上尉和他指挥的排携带武器装备跑了15千米（也就是2.4万步，按步行步幅算）。”但我们的分别还不止于此。奥韦特从根本上反对我借以考证希波战争史料的客观分析方法。他的书有相当大篇幅是针对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奥韦特不承认我从瑞士通俗史籍——尤其是布林格对格朗松会战和穆尔滕会战的记载——类推得出的证据，即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度极低。恰恰相反，奥韦特认为希罗多德基本上是可信的，不管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学者的任务仅仅是纠正文献中可能出现的个别错误、疏漏和矛盾。他运用上述原则时可谓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尽管他并不完全排斥客观考据，但还是更信任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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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客观分析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客观分析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就算是专家也很难通晓发生在其他时代的其他人身上的事件实际或可能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影响，更不用说专家们往往对各种理论心存臧否，于是得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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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历史知识的基础总归是写于同时期，或接近同时期的史料。但历史解释学越是发展，我们便越是确信：甚至同时期的记载也常有错误或笼罩在各种妄说的阴云下，而在现存史料不足以彼此参照时，我们还有客观分析这最后一招。只有把方方面面都想到，对相关主题有深厚的专门知识，我们才不至于因类比不当而误入歧途。事实上，就连奥韦特引用拉乌尔和雷诺的例子来反对普鲁士军队条令时也是在进行客观分析，但这样一来，他便落入了根本性的悖论。他不承认客观分析是一种基本史学方法，但他本人做客观分析时所用的事实却那么随便。这种半客观分析当然不可靠，只会带来谬误。在这种情况下，单纯复述史料还要更好些。通过奥韦特这个特例，我们能看得更加清楚。因此，我接下来要多讨论他的几个论点。首先是8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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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韦特引用的文章作者是雷诺，发表于1893年7月29日出版的大众期刊《自然》。当时，雷诺和奥韦特合著，由M.马雷（M.Marey）撰写导言的《行军方法论》（Comment on marche）（巴黎：亨利-查尔斯-拉沃泽勒出版社，188页及之后）一书已经面世，对行军问题进行了详尽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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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中，拉乌尔少校自称于1889—1890年冬季对第16步兵团的一个排进行了3个月的全面训练，使其在1小时46分钟内走完了20.5千米，休息2小时后又用3小时5分钟原路返回。每人携带配发的步枪、军刀、100发弹药和口粮。道路并不平整。费伊将军（General Fay）视察了该排，未发现力竭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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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在科洛尼厄将军（General Colonieu）的观察下，该排在80分钟内携带野战装备完成了11千米越野，之后立即进行打靶训练并取得第一名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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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单位纷纷效仿。事后9天，一位名叫费伊的少校致信拉乌尔称，他指挥的连用45分钟走完了7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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