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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是在今天，我们也能从地貌中窥见当年罗马人一会儿在开阔地、一会儿在森林的行军过程。黏质地面到萨尔茨乌夫伦附近为止，接下来是多沼泽的沙地，山毛榉到处都是但长势不好，只有一些零散的地方适合橡树生长，现在的大片沙地松树林则是晚近才有的。因此，罗马人当年从萨尔茨乌夫伦附近就进入开阔地了。但是，奥斯宁山前不远处的沙地中有几条与大山平行的贝壳石灰岩山脊，与奥斯宁山的山脊一样，当时它们无疑也是林木茂密。我们不妨设想，那是傍晚时分，罗马军已经走了整整9英里到10英里（约14千米到16千米），总算来到树林和德伦山谷，却发现关口被日耳曼人占领了。此时最好的办法大概是全军突击，冲关破阻，因为日耳曼军的力量在不断加强，而且他们可以趁夜布置更多障碍物。但冲关需要侧翼迂回，两者都要耗费时间。另外，投入战斗前一定要先设防保护手无寸铁的辎重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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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是不要想象了，比如，设想罗马军能够以紧密阵形突破关口，奋力挡住敌军的进攻。如果他们白天在开阔地行军时已经蒙受了惨重损失，那么他们根本就不可能继续朝着两边山上都有敌军把守的关口前进。要想冲过去，罗马军必须在酣战中、在没有手无寸铁的随军队伍妨碍的情况下驱逐守关敌军，在敌军有机会从后方赶上来之前迅速通过。于是，瓦卢斯决定再次安营扎寨，明天再强行破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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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这里的第三日战斗过程只有极少的相关记载。但我们已经从马拉松会战中明白，如果我们熟悉交战双方的装备和战法，那么地形就是我们了解战斗性质的一个富有说服力的重要因素，以至于我们可以大胆地去重构战斗过程的整体轮廓，因为战斗结果毕竟是无可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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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伦山谷是奥斯宁山脉的一处深垭口，最窄的地方也有300步宽。奥斯宁山脉的山体由钙质硬岩构成，两侧和山路都有沙丘。德伦山谷大部覆盖着厚厚的沙子，常年没有树木生长。山路不经过中间的沙地，人们贴着两边的峭壁走。山谷和山路上的沙丘局部生长着茂盛的帚石楠，谷内散布着一些黏质土地。山谷是两条水系的分界线，谷内有一条向北流的小溪，也有一些沼泽和泥泞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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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谷虽然宽，但通过难度相当大，要么踩着厚厚的沙子过去，要么翻越一个个沙丘。不妨设想，阿米尼乌斯从第一天起就派人砍树把关口堵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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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罗马军没有直接正面攻击关隘有其合理性，也必须假定他们曾试图绕远通过这座绝非无路可走的山。根据历史记载，罗马人成功拿下了山谷入口处的前几座沙丘，将日耳曼人赶了下去。但沙丘后面还有沙丘。开阔丘陵地带的边缘与狭窄关口之间大约有1.5千米的距离，而罗马人越是深入，就越是暴露于来自真正的山上的两侧、居高临下的攻击。这正好体现了日耳曼人的勇武：纵然缺盔少甲，仍然能正面对抗阵形紧密的罗马重装步兵。日耳曼人被击退后虽化整为零，但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利用装备轻便的优势，迅速从一处制高点撤下来，占据后方近处的另一个制高点。暴雨再次降临，增加了罗马人进攻平缓沙丘以及在潮湿的森林地面上前行的难度。日耳曼骑兵在关口中没有用处，阿米尼乌斯大概从一开始就让他们不要进谷，而去骚扰后方的敌人，阻滞意图包抄的敌军纵队。罗马人是在往前走，但并没有冲破关隘，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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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攻势最终停滞了。倾盆大雨不仅妨碍行动，更令士气沮丧，心志低沉。罗马大队刚刚后退一步，日耳曼百户就从四面高处冲下来，将其彻底赶回了营寨，从此回天乏术。骑兵离开了，希望从别处越过大山。瓦卢斯和一批高级军官自杀了。一名掌旗官见军旗已经保不住了，他至少要保住军团的荣誉，于是带着鹰旗一起跳进了沼泽，以免它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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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部在掌营官凯戎尼乌斯（Ceionius）的带领下无条件投降。投降谈判期间，瓦卢斯的忠仆们想要将主人尸身火化，以免受辱，最后将烧了一半的尸体下葬。但阿米尼乌斯把尸体刨了出来，割下首级后送给了马克曼尼王——马罗波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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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更晚的作者告诉我们2，阿米尼乌斯有一次将战死敌人的头插在矛上，摆上城头，以震慑罗马守军。这段话讲的大概不是德伦山谷中的最后一座营寨，因为被围困的守军早已知道了情况。不过，它有可能讲的是这场战役中发生的事，也许是展示给威斯特伐利亚隘口营寨的留守部队或者阿里索堡的守军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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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突破日耳曼人的包围圈、穿过德伦谷或翻越大山逃脱的罗马人去了阿里索堡，在那里遭受了长时间的围困。粮草终于耗尽时，他们试图用智慧对抗日耳曼人的戒备。在一个风暴肆虐的漆黑夜里，意志坚定的老战士、掌营官兼首席标枪手L.凯厄迪西乌斯（L.Caedicius）率领守军突破包围圈，最后还用计策躲过了追兵：他们用号声引起了日耳曼人对即将到来的罗马援军的恐惧。3一千多年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的条顿骑士团守军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城堡。当时，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城堡守军在敌境中穿行70英里（约113千米），最后安全抵达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参见第3卷第三篇第7章）。分散在日耳曼内陆的其余罗马守军和分遣队全部落入起事者手中，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瓦卢斯的3个军团被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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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条顿堡森林会战的了解全都来自溃兵的报告，就连战场的名称——尽管它位于日耳曼地区中部——大概也起源于罗马人，而非日耳曼人。没有一部中世纪编年史和历史书提到过条顿堡森林的名字。它的唯一来源就是塔西佗的一段话（“saltus Teutoburgienesis”，《编年史》1.60），之所以能进入现代地理，是因为17世纪的学者。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来理解它、澄清它的源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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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伦山谷东南方约4英里（约6.4千米）处有一大一小两道圆墙，大的在山顶，小的在山顶以下几百步的坡上，感觉像是早期日耳曼工事。4小的可能是酋长驻地，大的则是给群众避难用的，也就是避难要塞。这种避难所平时无人居住，但在紧急情况下能收容整个区域的人口。许多地方都有此类遗址，最大的一处大概是孚日山脉圣奥蒂勒山（Mount Saint Odile）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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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堡”（Teutoburg）一词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人民堡”（Volksburǵ），它的词干（Teuto）与附近的提特马勒斯（Tietmallus，今代特莫尔德市）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Tiet）是相同的。专指名称经常是逐渐从这种一般性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本例中，条顿堡或许不是日耳曼人而是罗马人的叫法。罗马人问当地人，山上那一圈比酋长城堡高的大石墙是什么，听到的回答是“条顿堡”，于是就用这个词来指代罗马行军大道穿过的那片森林山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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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条顿堡也叫“大堡”（Grotenburg），大圆围墙的中心竖立着阿米尼乌斯（亦称赫尔曼）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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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的选址是正确的。如果它曾经是塞格斯特斯的堡垒，塞格斯特斯从这里带着图斯内尔达（Thusnelda）[12]投奔罗马人——这种设想是可能的——那选址就再正确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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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战还有两件遗物。1868年，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地下9英尺（约2.74米）处出土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银器，它无疑被放在瓦卢斯的桌子上，作为战利品分给了一名车茹喜酋长。波恩博物馆收藏着战友兄弟为纪念第18军团百夫长M.凯利乌斯（M.Caelius）所立的墓碑，凯利乌斯在“瓦卢斯战争”中被杀，墓碑上有墓主和两名忠实仆人的肖像，铭文中写道那两名仆人没能将主人的尸身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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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日尔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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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没能马上报条顿堡森林的一箭之仇。诚然，罗马唯一堪此重任的统帅提比略迅速赶到了莱茵河，但他不适合投入一场长达数年的战争。由于他的皇位继承权能排在奥古斯都的孙辈前面完全是凭借收养关系，因此老皇帝去世时，他必须亲自在罗马才行。于是，提比略只能确保莱茵河一线，将部队补充满员和重振士气而已。直到5年后，听到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上台的消息后，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的侄子兼养子日尔曼尼库斯才开始复仇会战，要重新征服直到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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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日尔曼尼库斯征战史的了解完全来自塔西佗。塔西佗的记载尽管全面，却依然不充足。除了修辞花哨，以至于忽略和抹杀了客观合理性，它还有一个令人烦心的特点。虽然塔西佗花大力气全面描述了日耳曼人，但他对日耳曼地理的认识显然很模糊。《日耳曼尼亚志》中写道，现实中居于北海海滨、威悉河口的考契人与住在黑森（Hesse）的卡狄人是邻居，尽管两个部落之间还有一个大部落——车茹喜人，更别提其他不太出名的部落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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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5年，罗马军从埃姆斯河沿海岸返回莱茵河的途中来到了威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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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年，日尔曼尼库斯率军在埃姆斯河畔登陆。这段话之后紧跟着的一句是：“扎营期间，他接到报告说，安格里瓦利人在后方发起了叛乱。”但安格里瓦利人（Angrivarii）明明住在威悉河沿岸。曾有学者试图订正这个明显的谬误，有人将前一段话（公元15年……）里的“威悉河”改为荷兰境内的一条小河——翁西尼斯河（Unsingis，今亨泽河，Hunze），有人将后一段话（公元16年……）里的“安格里瓦利人”替换成“安普西瓦里人”（Ampsivarii）。但剩下的内容就很难这样修改了，并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塔西佗确实犯了这些错误，而且从心理角度看，这些错误并非不可思议。它们与塔西佗的整体视角紧密相关。他关心的不是真实的、客观的关系。对他来说，偶尔混淆两条日耳曼河流或两个日耳曼部落的名字没什么要紧。当然，我们马上就能发现。目前的大体趋势是承认塔西佗在第一段话里漏记了公元15年，罗马军撤回莱茵河之前曾派人侦察过威悉河口一事；第二段话则漏记了公元16年，罗马军从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后又折返一事，因为他觉得这段经过与不平常的大事件无关。上述变通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就塔西佗的资料作为军事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而言，这些解读并不能让人更放心，甚至会让人更不放心，因为这样一来，问题就从偶尔走神变成了根本不上心。一支大军从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后又折返，即使途中没有发生战斗，那也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是关注整体战略局势的作者绝不会漏记的事。不论如何，我们研究这些战役时必须首先懂得一点：尽管第一流的史学家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然没有一份对这些事件的客观可靠的记述，而且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的话，一定要做出大的订正才能取得融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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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恺撒的情况下，他首先与高卢人半心半意地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集结优势兵力在野战中击败了高卢的军队，征服了高卢的城镇，通过这种方式镇压了高卢的起义。高卢有大量耕地，而且总有几个忠于罗马的部落，有能力为罗马进军班师供应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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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耳曼，任务就完全不一样了。日耳曼人没有城镇，如果有的话，罗马人将其夺取和摧毁后，日耳曼人就有可能过来商量。就连恺撒都没有能力迫使维钦托利直接交战，日耳曼人在原始森林和沼泽中就更容易回避与罗马交锋了。但罗马大军完全不可能就地自给，这一点必须再次特别强调。当地人口稀疏，主要以畜牧为业，农业成分很小。因此，日耳曼没有大量可供征收或购买的粮食。如果日耳曼人不应战，罗马人就别无选择，只能搜寻和烧毁日耳曼村落。但这对日耳曼人算不上大的损失。毕竟，如果有时间提前转移家产的话，他们本来就会经常换地方住。最严重的损失是牲畜被俘，但抓到牲畜并不容易。罗马人不能将大军分成小股部队去搜查树林，寻找日耳曼人的藏身处和财产。这样的小部队肯定会被日耳曼人伏击。就连几千人的队伍都会遇到数量占优势的敌军，然后迷失在走不到头的地形中。于是，罗马人发现自己面对着一项极其特殊的战略任务，一项我们这本军事通史在前面的讲述中从未遇到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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