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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罗马军没有直接正面攻击关隘有其合理性，也必须假定他们曾试图绕远通过这座绝非无路可走的山。根据历史记载，罗马人成功拿下了山谷入口处的前几座沙丘，将日耳曼人赶了下去。但沙丘后面还有沙丘。开阔丘陵地带的边缘与狭窄关口之间大约有1.5千米的距离，而罗马人越是深入，就越是暴露于来自真正的山上的两侧、居高临下的攻击。这正好体现了日耳曼人的勇武：纵然缺盔少甲，仍然能正面对抗阵形紧密的罗马重装步兵。日耳曼人被击退后虽化整为零，但并没有惊慌失措，反而利用装备轻便的优势，迅速从一处制高点撤下来，占据后方近处的另一个制高点。暴雨再次降临，增加了罗马人进攻平缓沙丘以及在潮湿的森林地面上前行的难度。日耳曼骑兵在关口中没有用处，阿米尼乌斯大概从一开始就让他们不要进谷，而去骚扰后方的敌人，阻滞意图包抄的敌军纵队。罗马人是在往前走，但并没有冲破关隘，只觉得自己被困在了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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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攻势最终停滞了。倾盆大雨不仅妨碍行动，更令士气沮丧，心志低沉。罗马大队刚刚后退一步，日耳曼百户就从四面高处冲下来，将其彻底赶回了营寨，从此回天乏术。骑兵离开了，希望从别处越过大山。瓦卢斯和一批高级军官自杀了。一名掌旗官见军旗已经保不住了，他至少要保住军团的荣誉，于是带着鹰旗一起跳进了沼泽，以免它落入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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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部在掌营官凯戎尼乌斯（Ceionius）的带领下无条件投降。投降谈判期间，瓦卢斯的忠仆们想要将主人尸身火化，以免受辱，最后将烧了一半的尸体下葬。但阿米尼乌斯把尸体刨了出来，割下首级后送给了马克曼尼王——马罗波多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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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更晚的作者告诉我们2，阿米尼乌斯有一次将战死敌人的头插在矛上，摆上城头，以震慑罗马守军。这段话讲的大概不是德伦山谷中的最后一座营寨，因为被围困的守军早已知道了情况。不过，它有可能讲的是这场战役中发生的事，也许是展示给威斯特伐利亚隘口营寨的留守部队或者阿里索堡的守军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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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突破日耳曼人的包围圈、穿过德伦谷或翻越大山逃脱的罗马人去了阿里索堡，在那里遭受了长时间的围困。粮草终于耗尽时，他们试图用智慧对抗日耳曼人的戒备。在一个风暴肆虐的漆黑夜里，意志坚定的老战士、掌营官兼首席标枪手L.凯厄迪西乌斯（L.Caedicius）率领守军突破包围圈，最后还用计策躲过了追兵：他们用号声引起了日耳曼人对即将到来的罗马援军的恐惧。3一千多年后，被普鲁士军队围困的条顿骑士团守军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城堡。当时，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城堡守军在敌境中穿行70英里（约113千米），最后安全抵达柯尼斯堡（Königsberg，参见第3卷第三篇第7章）。分散在日耳曼内陆的其余罗马守军和分遣队全部落入起事者手中，因此，从现实角度来看，瓦卢斯的3个军团被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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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条顿堡森林会战的了解全都来自溃兵的报告，就连战场的名称——尽管它位于日耳曼地区中部——大概也起源于罗马人，而非日耳曼人。没有一部中世纪编年史和历史书提到过条顿堡森林的名字。它的唯一来源就是塔西佗的一段话（“saltus Teutoburgienesis”，《编年史》1.60），之所以能进入现代地理，是因为17世纪的学者。但是，我们今天应该来理解它、澄清它的源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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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伦山谷东南方约4英里（约6.4千米）处有一大一小两道圆墙，大的在山顶，小的在山顶以下几百步的坡上，感觉像是早期日耳曼工事。4小的可能是酋长驻地，大的则是给群众避难用的，也就是避难要塞。这种避难所平时无人居住，但在紧急情况下能收容整个区域的人口。许多地方都有此类遗址，最大的一处大概是孚日山脉圣奥蒂勒山（Mount Saint Odile）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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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顿堡”（Teutoburg）一词最有可能的含义是“人民堡”（Volksburǵ），它的词干（Teuto）与附近的提特马勒斯（Tietmallus，今代特莫尔德市）的名字的第一个音节（Tiet）是相同的。专指名称经常是逐渐从这种一般性名称中衍生出来的。在本例中，条顿堡或许不是日耳曼人而是罗马人的叫法。罗马人问当地人，山上那一圈比酋长城堡高的大石墙是什么，听到的回答是“条顿堡”，于是就用这个词来指代罗马行军大道穿过的那片森林山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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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条顿堡也叫“大堡”（Grotenburg），大圆围墙的中心竖立着阿米尼乌斯（亦称赫尔曼）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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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碑的选址是正确的。如果它曾经是塞格斯特斯的堡垒，塞格斯特斯从这里带着图斯内尔达（Thusnelda）[12]投奔罗马人——这种设想是可能的——那选址就再正确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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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战还有两件遗物。1868年，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附近地下9英尺（约2.74米）处出土了一件精美绝伦的银器，它无疑被放在瓦卢斯的桌子上，作为战利品分给了一名车茹喜酋长。波恩博物馆收藏着战友兄弟为纪念第18军团百夫长M.凯利乌斯（M.Caelius）所立的墓碑，凯利乌斯在“瓦卢斯战争”中被杀，墓碑上有墓主和两名忠实仆人的肖像，铭文中写道那两名仆人没能将主人的尸身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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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日尔曼尼库斯与阿米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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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没能马上报条顿堡森林的一箭之仇。诚然，罗马唯一堪此重任的统帅提比略迅速赶到了莱茵河，但他不适合投入一场长达数年的战争。由于他的皇位继承权能排在奥古斯都的孙辈前面完全是凭借收养关系，因此老皇帝去世时，他必须亲自在罗马才行。于是，提比略只能确保莱茵河一线，将部队补充满员和重振士气而已。直到5年后，听到奥古斯都驾崩，提比略上台的消息后，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的侄子兼养子日尔曼尼库斯才开始复仇会战，要重新征服直到易北河为止的日耳曼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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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日尔曼尼库斯征战史的了解完全来自塔西佗。塔西佗的记载尽管全面，却依然不充足。除了修辞花哨，以至于忽略和抹杀了客观合理性，它还有一个令人烦心的特点。虽然塔西佗花大力气全面描述了日耳曼人，但他对日耳曼地理的认识显然很模糊。《日耳曼尼亚志》中写道，现实中居于北海海滨、威悉河口的考契人与住在黑森（Hesse）的卡狄人是邻居，尽管两个部落之间还有一个大部落——车茹喜人，更别提其他不太出名的部落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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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塔西佗记载，公元15年，罗马军从埃姆斯河沿海岸返回莱茵河的途中来到了威悉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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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年，日尔曼尼库斯率军在埃姆斯河畔登陆。这段话之后紧跟着的一句是：“扎营期间，他接到报告说，安格里瓦利人在后方发起了叛乱。”但安格里瓦利人（Angrivarii）明明住在威悉河沿岸。曾有学者试图订正这个明显的谬误，有人将前一段话（公元15年……）里的“威悉河”改为荷兰境内的一条小河——翁西尼斯河（Unsingis，今亨泽河，Hunze），有人将后一段话（公元16年……）里的“安格里瓦利人”替换成“安普西瓦里人”（Ampsivarii）。但剩下的内容就很难这样修改了，并带来了无法解决的困难。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塔西佗确实犯了这些错误，而且从心理角度看，这些错误并非不可思议。它们与塔西佗的整体视角紧密相关。他关心的不是真实的、客观的关系。对他来说，偶尔混淆两条日耳曼河流或两个日耳曼部落的名字没什么要紧。当然，我们马上就能发现。目前的大体趋势是承认塔西佗在第一段话里漏记了公元15年，罗马军撤回莱茵河之前曾派人侦察过威悉河口一事；第二段话则漏记了公元16年，罗马军从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后又折返一事，因为他觉得这段经过与不平常的大事件无关。上述变通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就塔西佗的资料作为军事史料来源的可靠性而言，这些解读并不能让人更放心，甚至会让人更不放心，因为这样一来，问题就从偶尔走神变成了根本不上心。一支大军从埃姆斯河去威悉河后又折返，即使途中没有发生战斗，那也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是关注整体战略局势的作者绝不会漏记的事。不论如何，我们研究这些战役时必须首先懂得一点：尽管第一流的史学家留下了详细的记载，但我们仍然没有一份对这些事件的客观可靠的记述，而且如果我们真能做到的话，一定要做出大的订正才能取得融贯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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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恺撒的情况下，他首先与高卢人半心半意地和平共处了一段时间，之后集结优势兵力在野战中击败了高卢的军队，征服了高卢的城镇，通过这种方式镇压了高卢的起义。高卢有大量耕地，而且总有几个忠于罗马的部落，有能力为罗马进军班师供应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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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耳曼，任务就完全不一样了。日耳曼人没有城镇，如果有的话，罗马人将其夺取和摧毁后，日耳曼人就有可能过来商量。就连恺撒都没有能力迫使维钦托利直接交战，日耳曼人在原始森林和沼泽中就更容易回避与罗马交锋了。但罗马大军完全不可能就地自给，这一点必须再次特别强调。当地人口稀疏，主要以畜牧为业，农业成分很小。因此，日耳曼没有大量可供征收或购买的粮食。如果日耳曼人不应战，罗马人就别无选择，只能搜寻和烧毁日耳曼村落。但这对日耳曼人算不上大的损失。毕竟，如果有时间提前转移家产的话，他们本来就会经常换地方住。最严重的损失是牲畜被俘，但抓到牲畜并不容易。罗马人不能将大军分成小股部队去搜查树林，寻找日耳曼人的藏身处和财产。这样的小部队肯定会被日耳曼人伏击。就连几千人的队伍都会遇到数量占优势的敌军，然后迷失在走不到头的地形中。于是，罗马人发现自己面对着一项极其特殊的战略任务，一项我们这本军事通史在前面的讲述中从未遇到过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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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14年秋季，日尔曼尼库斯就在利珀河以南玛尔西人（Marsi）的地盘有过一次损耗巨大的行军。由于遭到了突然袭击，日尔曼尼库斯大胆地将部队分成4路，这样一来，按照最好的估计，他们能够通过和掠夺的区域宽度就达到了45英里（约72千米）左右。班师途中，罗马军遭到了前来支援玛尔西人的布鲁克特里人、图班特人（Tubantes）和乌西皮特人（Usipetes）的攻击。但秩序井然、筹备周全的罗马人击退了攻势，尽管4个军团加起来只有1.2万多人，再加上26个盟军大队和8个骑兵中队。如果将盟军估计在8000人到1万人，骑兵在1000人到1500人的话，那么全军大概就有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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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年的春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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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公元15年）春，日尔曼尼库斯侵入卡狄人的地盘，一直打到埃德尔河（Eder）。这次行动的出发点必然是美因茨（Mainz），罗马军队在莱茵河上游的大本营，从这里去埃德尔河的直线距离是150千米，或者90英里（约145千米）。一支在日耳曼森林中行军、一边采取最严密的安保措施、一边烧杀掠抢的军队日均直线行军距离大概不会超过5英里（约8千米）。因此，这次远征肯定要耗费5周到6周的时间。远征军由4个军团和1万名辅助部队组成，如果考虑到军团不满员的话，那么战斗人员总数就在3万人；要是加上辎重队的话，全军就是接近5万人。为5万人提供5周到6周的补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单是粮草就需要3000辆双轭马车运输，总长达27英里（约43千米）。2不过，有迹象表明日尔曼尼库斯在此次战役中用到了水运。塔西佗记载道，远征开始时，日尔曼尼库斯重建了一座由他的父亲建立后被摧毁的陶努斯山（Taunus Mountain）堡。通常认为这座要塞就是萨尔堡（Saalburg），这倒也不是全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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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道路大概是从美因河-尼达河谷（Main-Nidda）开始的，经过堡寨扼守的陶努斯关后进入兰河河谷。日尔曼尼库斯本人从美因茨出发时可能只带着一部分军队，其余部队和辎重一起从科布伦兹（Coblenz）启程走兰河水路。陶努斯山一路的主力对兵力远远不及日耳曼军的兰河偏师起到了间接保护作用。两路罗马军可能在抵达魏尔堡（Weilburg）之前就已经会师了。现在，罗马人可以通过兰河将给养便利地运到马尔堡（Marburg），接下来从马尔堡以北的兰河河湾出发，再走20千米便可直达埃德尔河。因此，美因茨到陶努斯山萨尔堡的直线距离是70千米，陶努斯山萨尔堡被赋予的使命是：确保罗马大军回程时关口畅通、囤积给养、尽可能阻碍日耳曼人在陶努斯山南北两侧的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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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的过程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但可能性也不大。对于从美因茨出发去征讨埃德尔河，“陶努斯山上”（in monte Tauno）还有另一处堡寨选址要有利得多。那就是弗里德贝格镇（Friedberg）。它所在的山脊仍然可以视为陶努斯山脉的一部分，而且后来罗马人以美因茨为起点、途经韦特劳地区（Wetterau）、通往埃德尔河的修建的大道就沿着这道山脊。山脊北坡陡峭，中世纪时期建有一座城堡。因此，这座堡寨相当于阿里索堡的翻版：与水路相通的前进补给点。由此去埃德尔河只有55英里（约89千米）左右——看起来不远，但对一支身处日耳曼地区的大军来说，需要异乎寻常的筹备和努力才能走完这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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