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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军队来说，皇位频繁迅速更迭总是意味着一种类似人体发烧生病的状态，即便整体还是健康的，却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力量的丧失。军团意识到自己有选择皇帝的权力，而且选择皇帝能够奠定自身的地位。尽管有扰乱发生，但每次扰乱结束后，罗马国家元首的头等大事就是维持和恢复军纪。做到这一点有一个起码的条件：哗变事件之间有相当长的间隔期，以便权位坚固的铁腕皇帝能够让臣民感受到自己的权威。在帝国的前两个世纪，皇帝们都做到了。然而到了现在，打击接踵而至，士兵们不再感觉自己依赖皇帝，反而是皇帝感到自己要倚仗士兵。不断有人称帝，也不断有皇帝被杀，内战成了常态，君主更替频繁，这些情况摧毁了之前一直维系着罗马军队这道坚固长城的水泥，也就是罗马军队实力的根基——纪律。试图维持和恢复军纪的皇帝——佩蒂纳克斯（Pertinax）、波斯托慕斯（Posthumus）、奥勒良、普罗布斯——都因此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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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期偶然发生的自然过程和内战同又引发了一场经济灾难，让罗马军事体系卷入旋涡并最终被其吞噬。所有高级文明共有的一个要素是：铸成货币的贵金属会为社会机体注入经济动能。如果没有大量金银储备，古代文明和罗马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正如缺少铁一样。尤其是，一支大规模的常备军只有在货币经济的基础上才能维持。抵御帝国周边蛮族的边防军团是靠内地行省缴纳的税金维持的。而到了3世纪，贵金属变得匮乏起来。我们从文献中不能直接获知其何以发生。贵金属因长期手持、抛光、遗失、隐匿、火灾、海难导致的自然磨损数量一向不在少数。不过，据普林尼记载——这一观点得到了流传至今的古硬币的验证——极大量的金银流入印度和中国，罗马与两地之间存在着规模虽大但几乎是一边倒的贸易。我们发现提比略曾抱怨当时的罗马人用货币来换取异族人的珠宝，而到了韦斯巴芗年间，每年来自东方的商品金额不少于1亿塞斯特斯[29]（合2200万马克）。4因此，从奥古斯都到塞提米乌斯·塞维鲁的两个世纪中，从罗马帝国流入印度和东亚的贵金属价值约为40亿马克。5据中国史书记载，一名大秦王安敦的使者曾来到天朝，或为安东尼·比乌斯年间的一名罗马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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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贵金属也流入了蛮族地区，特别是日耳曼人地区，贵金属起初是作为军饷，后来则是贡金。这些贵金属是回不来的。无数迹象表明，上述损失都没有得到补充，因为从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地中海沿岸已知且已开采的矿藏都已经枯竭。当然，即便在当代，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可用的贵金属供给来进行贸易。我们已经懂得了如何通过各种形式的信贷、纸币、银行券、外汇和支票来补充贵金属供给。尽管如此，要不是南非意外发现了新的大型金矿，现在的贵金属供给（我指的是1914年之前）可能还是会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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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技术角度看，罗马人有没有能力发现替代货币的现代交换手段，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就不深入探讨了。迦太基人据说一度使用过皮革制成的货币。哈德良时期，出现了银行体系的雏形，即公办汇兑所。6但是，大规模运用这些手段和组织形式，确保信用纸币的兑换能力和防止假币所要求的技术前提都是古人没有的，就连我们也是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实现的。无论如何，完全不考虑技术前提条件的话，当时还有一个重要得多的、事实上是不可或缺的发行、堪用信用货币的条件，那就是有利于信心形成的稳定政治局势。恰恰在罗马人最需要稳定政局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它。争取主导地位——同时也是生或死的问题——消耗了皇帝的全部实力，也占据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除了不断贬值货币，他们找不到解决之道。奥古斯都时期的第纳里是纯银币，尼禄掺入了5%至10%的合金，图拉真15%，马可·奥勒留25%，到了公元200年前后的塞维鲁时期更是到了50%。60年后的加里恩努斯（Gallienus）统治时期，取代第纳里币的安东尼安努斯（antonianus）币通常只有5%的含银量。7奥古斯都时期的1个第纳里合德国的87芬尼，戴克里先时期就只值0.8芬尼到1芬尼了。[30]金币铸造早在马可·奥勒留时期就大大放缓了；卡拉卡拉时期改铸小币，而且产量很不规律，以至于黄金完全失去了通货的性质，只能称重计值。8以货币为基础的财产和法律关系受到冲击并解体。随着衰退卷土重来，货币短缺的问题对更迭频繁的皇帝们来说愈发紧迫。9基于传统关系和制度的税金再也收不上来了。埃拉伽巴路斯（Heliogabalus）一度要求用黄金纳税，但可用的黄金同样不足。10他的继承人亚历山大·塞维鲁为了能征到税，将税额降低到了过去的三分之一。11马克西米努斯·特拉克斯（Maximinus Thrax）对一切收入和公共娱乐活动的献礼征税，没收广场装饰和神庙供品——不仅是金银，连铜也不放过——用于铸币。12奥勒良曾试图强力整顿财政体系，结果在罗马引发了大暴乱，无论是他还是他的继任者们都没有能力解决财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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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今天，每当偶然有当时埋藏起来的财宝出土时，我们都能对3世纪的罗马财政状况有所认识。这些“财宝”常常是成千上万枚几乎毫无价值的小合金币。被藏起来的金银有可能已经不在罗马公民的钱箱里了。但在日耳曼地区，我们发现了全是优质旧币的财宝。蛮族懂得区分真钱和假币，军饷或贡品必须给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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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危机令罗马世界帝国欣欣向荣的经济活动放缓乃至停滞；这条庞大机体的动脉失去了血液，干涸了。在3世纪，货币经济几乎灭绝，文明世界又退回了以物易物。如果我们将货币经济和以物易物视为绝对的对立面，那就会得出错误的认识。两者并非截然对立，即便在最发达的货币经济中，以物易物的某些残余和元素依然存在。文明世界的经济生活于3世纪后退到以物易物，按照通行说法，这种状态持续了11个或12个世纪。但是，以物易物时人们从来不曾完全放弃使用货币，而只是一方大兴，另一方后退而已，使用“货币经济”和“以物易物”的字眼是为了简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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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认识到罗马帝国的经济要素需要巨量贵金属才能正常运行的话，那么文明世界在3世纪从货币经济退回以物易物就更容易理解了。几乎全部的军队都驻扎在边界上。行省缴纳的税金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本地；一部分会运到罗马，通常会常年存于国库；税金的大头会送去军营支付军饷。这些货币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回流到行省的过程很缓慢，而贸易是通过金币和银币进行的。士兵要求金银作为军饷。身居罗马城的皇帝或者将钱币存入国库，或者为了安抚平民而散发出去。奥古斯都年间，一年的军饷可能会高达5000万第纳里，军粮等补给品另算。他在安齐拉铭文（Monumentum Ancyranum）中自诩共将9.198亿枚塞斯特斯币（合2.5495亿第纳里或2500万马克）发给了公民。钱币必然会持续从阿奎塔尼亚、西西里、希腊等无驻军行省运往莱茵河、多瑙河和罗马，再由为士兵、宫廷、罗马公民供给所需的商人带回来。在运过去慢、卖出去也慢的条件下，需要连（有纳税义务的）最小的镇子和最偏远的村子都必须持有可观的钱币，如此整个体系才不会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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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的货币供给过少，以至于这套体系崩塌了。正是降低成色，表面上增加钱币数量的权宜之计最终导致了必然降临的危机，因为币值的不确定性既摧毁了行政法度，也让贸易陷入瘫痪。甚至早在蛮族入侵真正发生前的2世纪下半叶，罗马人就开始将钱币埋在地下，以免被税吏发现，近几个世纪以来出土的财宝就是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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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克里先（284-305年在位）凭借卓越政治才能重建稳定政权之后，也一度试图用强力手段恢复经济和财政秩序。他实施了全面的价格管制措施，在帝国境内的每一座城市刻石公告——因此，大部分公告以众多铭文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试图立法重新建立早已完全丧失的货币与货物之间的平衡。有人因此被判处死刑，但仍然拗不过自然经济规律的力量。尽管此事还有许多方面有待学者澄清，却足以表现出逐渐向以物易物演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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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收不到货币税，便愈发增加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劳役和实物税的比重。行会被合并为泾渭分明的世袭团体，以利公务。面包师烤面包，海员运谷物，矿工开矿，渔民捕鱼，乡民提供补给和操纵车辆，市议员安排公共娱乐活动和热水浴池。官员从公库中支取规定的实物报酬，包括谷物、牲畜、盐、油、衣物，只有少量津贴是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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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变动对军队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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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下滑趋势的最早迹象发生在塞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时期，他是作为反对意大利人统治的行省领袖上台的。据说他增加了士兵的口粮份额，还允许士兵与妻子同住。诚然，他的举动一贯被简单地视为尝试争取士兵青睐以及纪律松懈的例证，但这位皇帝是一位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军人和政治家，若非有强大以至于迫切的理由，他不会做出这样贻害后世的让步。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两条让步，而是考察其内在联系的话，理由就很明白了。塞维鲁登基时确实提高了军饷——在他的治下，第纳里的合金比例达到了50%——但他很难按期向士兵发放货币军饷。因此，他提高了实物军饷，并允许他们通过与家人分享的方式利用分给他们的更多补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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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新近发现的一份他统治时期的铭文相符：一名士兵在文中自称为军团的佃户。13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曾下令，边防军人将份地传给继承人的条件是后者同样从军。14于是，15原先集体驻扎于军营堡寨之中、常年受军纪约束甚至被法律禁止娶妻的士兵们现在散居驻地之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小屋中，以耕种为业，只是偶尔有事才集合起来（埃及军团早就是这样了）。不论这一情形在塞维鲁王朝时期的发展何其有限，它之后确实成了普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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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罗马军团不复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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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世纪末的铭文中，曾被我们视为罗马军人典范的百夫长不见了；在后世的法典中，百夫长成了文官。与此同时，税吏也消失了。如前所述，两种变化之间有着至为紧密的联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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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的名号延续了很久。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有33个军团，5世纪初的官阶表《百官志》（Notitia diǵnitatum）则列出了大约175个军团，但从数目就能看出来，这些军团是一类完全不同的小型单位。早期诸帝统治期间，征兵尚有一个形式，但其实已经是募兵了，另外也有抓丁从军的情况。帝国幅员辽阔，不缺身体强健的青壮年。帝国可用的人口数比奥古斯都时期多得多了，但将新兵锻炼成军人，保证旧军团素质的军事组织却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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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军队曾由两个大相径庭的部分组成：一是或多或少罗马化的军团和同样逐渐罗马化的行省辅助部队17，其素质的基础是军纪；二是纯粹的蛮族，其军事价值在于未驯的野性。后者既不受最高统帅权威影响，也不受新经济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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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第1卷提出过一个问题：一个罗马军团的军事素质与数量相等的勇猛蛮族战士的军事素质相比如何？我们的结论是，罗马一方不会因为军纪而大大超过对方。罗马军队的优越性更多在于战略层面，而非战术层面，因为罗马统帅能够在决战地点造成数量优势。如果最优秀的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是这样的话，那么，军纪不严的军团显然比不上蛮族战士。我们从恺撒战记——他本人多次提到这一点——就能知道新部队和老部队的区别有多大。自塞维鲁以降，靠种地生活、有事才集合的罗马军团士兵肯定还是会打仗，但已经不再是日尔曼尼库斯和图拉真的军团了。恺撒之前的罗马军团同样是打仗时才集合，但他们经常完不成任务，而且要在战争本身中才能坚强起来。他们与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初遇时的情况就够糟糕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恐惧去征讨阿里奥维斯塔的。直到他们成长为羽翼丰满的职业军人时，他们才发挥出自己的全力。现在，他们抛弃了职业军人的身份，又捡起民兵的那一套，于是实力对比不仅朝着有利于敌人的一方转化，在帝国军队内部也朝着蛮族辅助部队转化——后者天然就是当兵的材料，罗马军队服役的经历和罗马人的防具刀剑更使其如虎添翼。如今，罗马军队中最优秀的部分不再是军团，而是蛮族，于是日耳曼人成了中流砥柱。这个潮流迅速席卷了整个罗马军事体系。在称帝者彼此攻伐的内战中，谁能将最多蛮族士兵带上战场，谁就最有希望打胜仗、取得皇位、挽救自己的性命。称帝者们争相招揽蛮族，不光是个体的雇佣兵，更有整个的部落。他们为其提供装备，率领他们杀入罗马帝国的心脏，想要靠蛮族的帮助夺取或夺回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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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罗马军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先前描述的面貌。戴克里先似乎建立了一套顺应形势变化的体系，后来君士坦丁完善了新秩序。此时，军队由4个特殊的部分组成：宫禁军（palatini）、随扈军（comitatenses）、假扈军（pseudocomitatenses）、边防军（limitanei）。从意大利人中间招募的旧禁卫军早已被塞提米乌斯·塞维鲁废除，代之以一支成员来自各军团的新卫队，于是调入卫队就成了对外省军团有功战士的奖赏。这项改革没有真正的军事意义，而只有政治意义，它代表着过去罗马和意大利对行省的主导地位消失了。18如果我们看到名为“宫禁军”的部队，他们其实和以前的禁卫军相差不大。但现在除卫队以外，又新设了“随扈军”，因为这支部队的职责是护卫皇帝。这是一项新举措，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军队之前几乎全部驻扎在边境。即便这样做削弱了边防，让蛮族有机可乘，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但如今的皇帝不能没有一支庞大的直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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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边境依然有军队驻守，号为“边防军”，拉丁文是“limitanei”或“riparienses”。但是，他们能提供的保护作用很小，因为他们不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单位，在今天应该叫“边境民团”，也就是通过保卫边境的方式服兵役的农民。前面已经讲到，基本指望不上民兵与日耳曼战士交手——事实上，对设置第四类部队“假扈军”的解释正在于此。由于边防军本身大概只能对付土匪，所以边境上也驻扎了少量正规军部队。他们当然不负责护卫皇帝，但组织形式又类似于随扈军，于是有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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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队分成不同类别解释了军团数目的巨幅增加。旧军团被解散，一部分原地定居，成为边防军，一部分仍然集中驻扎，成为假扈军，其余部分调入随扈军或宫禁军。这些分出来的新单位沿用“军团”旧名；不过，现在对一支部队有了一个更常见的简单称呼，numerus，意思是“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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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过去的罗马军纪在宫禁军、随扈军和假扈军，或者甚至只有前两类的各单位中得以维持，如果罗马军队的总数也有大的提升，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新形态就绝不会表现出恶化的样子。我们就可以说：以前的禁卫军在宫禁军中，以前的军团在随扈军中延续了下来，这些职业野战军又得到了边境民团，即边防军的补充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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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不是这样。罗马军队各单位的总兵力是减少而非增多了，尤其是考虑到边防军平庸的战斗力。我们不能再将这些顶着“军团”名号的单位与古典时代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团战士等量齐观，而应该将其视为训练水平和堪用程度不一的雇佣兵。蛮族成分越多，状况就越好。据说普罗布斯皇帝将1.6万名日耳曼新兵分配到了各个军团中，这样既能利用蛮族的战斗力，又不至于让打胜仗人的身份太过明显。蛮族品格中固有的勇悍被用来完成不再能凭借纪律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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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军纪一同消散的是罗马人特殊的战法，即标枪和剑的娴熟结合运用。只有训练有素的单位才可能掌握这种战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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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现在也使用了日耳曼人的战阵，即野猪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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