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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征收不到货币税，便愈发增加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劳役和实物税的比重。行会被合并为泾渭分明的世袭团体，以利公务。面包师烤面包，海员运谷物，矿工开矿，渔民捕鱼，乡民提供补给和操纵车辆，市议员安排公共娱乐活动和热水浴池。官员从公库中支取规定的实物报酬，包括谷物、牲畜、盐、油、衣物，只有少量津贴是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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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变动对军队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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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下滑趋势的最早迹象发生在塞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年在位）时期，他是作为反对意大利人统治的行省领袖上台的。据说他增加了士兵的口粮份额，还允许士兵与妻子同住。诚然，他的举动一贯被简单地视为尝试争取士兵青睐以及纪律松懈的例证，但这位皇帝是一位经验丰富、精明强干的军人和政治家，若非有强大以至于迫切的理由，他不会做出这样贻害后世的让步。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两条让步，而是考察其内在联系的话，理由就很明白了。塞维鲁登基时确实提高了军饷——在他的治下，第纳里的合金比例达到了50%——但他很难按期向士兵发放货币军饷。因此，他提高了实物军饷，并允许他们通过与家人分享的方式利用分给他们的更多补给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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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新近发现的一份他统治时期的铭文相符：一名士兵在文中自称为军团的佃户。13我们知道亚历山大·塞维鲁曾下令，边防军人将份地传给继承人的条件是后者同样从军。14于是，15原先集体驻扎于军营堡寨之中、常年受军纪约束甚至被法律禁止娶妻的士兵们现在散居驻地之外，与妻子儿女生活在小屋中，以耕种为业，只是偶尔有事才集合起来（埃及军团早就是这样了）。不论这一情形在塞维鲁王朝时期的发展何其有限，它之后确实成了普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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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变化是罗马军团不复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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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世纪末的铭文中，曾被我们视为罗马军人典范的百夫长不见了；在后世的法典中，百夫长成了文官。与此同时，税吏也消失了。如前所述，两种变化之间有着至为紧密的联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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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的名号延续了很久。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有33个军团，5世纪初的官阶表《百官志》（Notitia diǵnitatum）则列出了大约175个军团，但从数目就能看出来，这些军团是一类完全不同的小型单位。早期诸帝统治期间，征兵尚有一个形式，但其实已经是募兵了，另外也有抓丁从军的情况。帝国幅员辽阔，不缺身体强健的青壮年。帝国可用的人口数比奥古斯都时期多得多了，但将新兵锻炼成军人，保证旧军团素质的军事组织却已经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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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军队曾由两个大相径庭的部分组成：一是或多或少罗马化的军团和同样逐渐罗马化的行省辅助部队17，其素质的基础是军纪；二是纯粹的蛮族，其军事价值在于未驯的野性。后者既不受最高统帅权威影响，也不受新经济条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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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第1卷提出过一个问题：一个罗马军团的军事素质与数量相等的勇猛蛮族战士的军事素质相比如何？我们的结论是，罗马一方不会因为军纪而大大超过对方。罗马军队的优越性更多在于战略层面，而非战术层面，因为罗马统帅能够在决战地点造成数量优势。如果最优秀的纪律严明的罗马军团是这样的话，那么，军纪不严的军团显然比不上蛮族战士。我们从恺撒战记——他本人多次提到这一点——就能知道新部队和老部队的区别有多大。自塞维鲁以降，靠种地生活、有事才集合的罗马军团士兵肯定还是会打仗，但已经不再是日尔曼尼库斯和图拉真的军团了。恺撒之前的罗马军团同样是打仗时才集合，但他们经常完不成任务，而且要在战争本身中才能坚强起来。他们与辛布里人和条顿人初遇时的情况就够糟糕了，我们也知道他们是怀着怎样的恐惧去征讨阿里奥维斯塔的。直到他们成长为羽翼丰满的职业军人时，他们才发挥出自己的全力。现在，他们抛弃了职业军人的身份，又捡起民兵的那一套，于是实力对比不仅朝着有利于敌人的一方转化，在帝国军队内部也朝着蛮族辅助部队转化——后者天然就是当兵的材料，罗马军队服役的经历和罗马人的防具刀剑更使其如虎添翼。如今，罗马军队中最优秀的部分不再是军团，而是蛮族，于是日耳曼人成了中流砥柱。这个潮流迅速席卷了整个罗马军事体系。在称帝者彼此攻伐的内战中，谁能将最多蛮族士兵带上战场，谁就最有希望打胜仗、取得皇位、挽救自己的性命。称帝者们争相招揽蛮族，不光是个体的雇佣兵，更有整个的部落。他们为其提供装备，率领他们杀入罗马帝国的心脏，想要靠蛮族的帮助夺取或夺回皇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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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罗马军队呈现出了完全不同于我们先前描述的面貌。戴克里先似乎建立了一套顺应形势变化的体系，后来君士坦丁完善了新秩序。此时，军队由4个特殊的部分组成：宫禁军（palatini）、随扈军（comitatenses）、假扈军（pseudocomitatenses）、边防军（limitanei）。从意大利人中间招募的旧禁卫军早已被塞提米乌斯·塞维鲁废除，代之以一支成员来自各军团的新卫队，于是调入卫队就成了对外省军团有功战士的奖赏。这项改革没有真正的军事意义，而只有政治意义，它代表着过去罗马和意大利对行省的主导地位消失了。18如果我们看到名为“宫禁军”的部队，他们其实和以前的禁卫军相差不大。但现在除卫队以外，又新设了“随扈军”，因为这支部队的职责是护卫皇帝。这是一项新举措，因为我们知道罗马军队之前几乎全部驻扎在边境。即便这样做削弱了边防，让蛮族有机可乘，正如有人批评的那样，但如今的皇帝不能没有一支庞大的直辖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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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边境依然有军队驻守，号为“边防军”，拉丁文是“limitanei”或“riparienses”。但是，他们能提供的保护作用很小，因为他们不是纪律严明的部队单位，在今天应该叫“边境民团”，也就是通过保卫边境的方式服兵役的农民。前面已经讲到，基本指望不上民兵与日耳曼战士交手——事实上，对设置第四类部队“假扈军”的解释正在于此。由于边防军本身大概只能对付土匪，所以边境上也驻扎了少量正规军部队。他们当然不负责护卫皇帝，但组织形式又类似于随扈军，于是有了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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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队分成不同类别解释了军团数目的巨幅增加。旧军团被解散，一部分原地定居，成为边防军，一部分仍然集中驻扎，成为假扈军，其余部分调入随扈军或宫禁军。这些分出来的新单位沿用“军团”旧名；不过，现在对一支部队有了一个更常见的简单称呼，numerus，意思是“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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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过去的罗马军纪在宫禁军、随扈军和假扈军，或者甚至只有前两类的各单位中得以维持，如果罗马军队的总数也有大的提升，那么我们所了解的这种新形态就绝不会表现出恶化的样子。我们就可以说：以前的禁卫军在宫禁军中，以前的军团在随扈军中延续了下来，这些职业野战军又得到了边境民团，即边防军的补充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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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不是这样。罗马军队各单位的总兵力是减少而非增多了，尤其是考虑到边防军平庸的战斗力。我们不能再将这些顶着“军团”名号的单位与古典时代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军团战士等量齐观，而应该将其视为训练水平和堪用程度不一的雇佣兵。蛮族成分越多，状况就越好。据说普罗布斯皇帝将1.6万名日耳曼新兵分配到了各个军团中，这样既能利用蛮族的战斗力，又不至于让打胜仗人的身份太过明显。蛮族品格中固有的勇悍被用来完成不再能凭借纪律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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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罗马军纪一同消散的是罗马人特殊的战法，即标枪和剑的娴熟结合运用。只有训练有素的单位才可能掌握这种战法。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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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现在也使用了日耳曼人的战阵，即野猪头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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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族辅助部队当年是罗马军队建制中的支援力量，现在却成了骨干与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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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基本情况从部队等级中也能看出来：蛮族人越多，战斗力越强；罗马人越多，战斗力越弱。祭祀铭文表明，从3世纪中期开始，马尔斯（Mars）与赫拉克勒斯（Hercules）在祭典中的地位变得突出，卡皮托利欧山（Capitoline）诸神则退居幕后。赫拉克勒斯相当于日耳曼人信仰的多纳尔神（Donar，即雷神索尔，Thor）。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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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主帅过去由元老担任，甚至于我们在整个帝国初期都能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尽管军队是由最严格意义上的职业军人组成的，但主帅本人却保持着政府文官的身份。贵为元老的司令不见了，军团长由一名全职军人担任，而且有时不是罗马人，是日耳曼人。现在，文官和军官必然要做一个明确的、一直通到顶层的划分，这是之前没有的。直到今天，人们通常认为这一变化是加里恩努斯针对元老院有意下的一步棋，但我们必须扭转这种看法。文武分途主要不是为了削夺元老职权，而是为了将文官政府攥在罗马人手里，因为军队的领导权已经开始落入蛮族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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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民族的军队正在日耳曼化。罗马军团最后没有被蛮族击败和推翻，而是被北方人的子孙取而代之。承认这一事实就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史中被称作“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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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700085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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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二篇 民族大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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