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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送入芝诺皇帝军中的1.3万人不可能只是哥特人中的一小部分。6这种解读不过是日耳曼人数极多的流俗之见的产物。协议是皇帝强力施压的结果,皇帝的目标是挑拨两名对立的哥特人酋长之间的关系。当他与其中一位立约时,那这一位肯定是两人中较强的一位。如果他只提供了哥特人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大部分哥特人马上就会与另一位狄奥多里克联手,将战争继续下去,而不是任由自己靠边站。只有安抚占决定性多数的哥特人及其首领,皇帝才有希望把这些正在帝国腹心劫掠肆虐的蛮族征召来,对其发号施令。如果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文献中1.3万人这个毫无疑问准确的数字,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将其视为一支分队的人数,反而不妨做一番猜想,也许这正是一种国土佣仆(Landsknecht)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的早期案例:雇佣兵队长为了把更多的钱揣进自家腰包而虚报兵额。7由于长期以来,并不是所有哥特人都追随这位狄奥多里克,所以他手下其实很可能只有6000人到8000人,尽管协议上写的是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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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来看,这个于史有据、重复出现的数字不仅排除了日耳曼大军数以十万计的概念,而且与我们对阿德里安堡西哥特军参战人数的估计,即1.2万至1.5万人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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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东哥特领导权后,阿马里家族的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Amalian)在意大利与奥多亚塞打了几年仗,军队纵横往来。有一次,东哥特人在帕维亚(Pavia)集结了全族的力量。如果他有20万战士,那全族规模就应该在100万上下。史家不以为意,用文献并没有说他们全在城内而是在一座城郊要塞的说法来自我安慰。8若想了解在一地供养20万人几周时间——哪怕在现代运输、公路、铁路、金钱、组织和补给齐备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那就应该读一读粮秣部部长恩格尔哈德(Engelhard)关于1870年梅斯(Metz)战役之前德军补给状况的回忆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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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勃艮第人。既然可以排除“8万说”了,我们就必须考察另一个数字是不是正确,也就是他们皈依基督教、击败匈人时只有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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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恩(Jahn)在《勃艮第史》(Geschichte der Burǵunder)一书中讨论了前一个数字,并据其得出了若干结论。10更谨慎的宾丁(Binding)只说到这个程度:“明确了解诸罗马-日耳曼王国时期日耳曼各部与罗马兵力的对比是困难的。”但如果对兵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8万人和3000人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在事件经过和勃艮第人所处条件方面就仍然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后一处记载(3000人)的文献价值当然很薄弱。苏格拉底·斯科拉斯蒂库斯教父让勃艮第人显得尽可能弱小的倾向昭然若揭,而且他本人对勃艮第人和事件发生的时代都没有准确的了解。他的叙述是用一句完全脱离历史环境的话结尾的:阿里乌斯派主教巴尔巴斯(Barbas)大约在同时去世,时为狄奥多西皇帝登基后的第十七任执政官,瓦伦提尼安登基后的第三任执政官,即公元430年。“大约在同时”这个表述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或许要做极其宽泛的解读,因为勃艮第人早在413年就皈依基督教了。11考虑到年代的模糊性,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即该事件的发生时间还要再晚几年,具体讲就是435年勃艮第人大败于匈人之后。据苏格拉底本人说,勃艮第人之前在匈人手下受了很多苦,被杀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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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苏格拉底听到或读到的这个事件其实发生在435年之后,那么3000人的数字就有现实性了。如果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虚构作家编出来的故事,其目的是宣扬基督徒面对异教徒以少胜多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反过来写,将异教徒的人数编得大一些。不管在当时还是其他任何时代,反过来的写法在心怀偏见的作者中间都是普遍的主流,不这样写反而令人好奇。比如,如果勃艮第人实际上有1万人,然后苏格拉底写1万名勃艮第人打败了3万或4万名匈人,谁会觉得不寻常呢?但是,他写勃艮第人只有3000名,这就只能解释为他有真凭实据。勃艮第人不是部落联合体,而是单个部落。他们被打败过两次——290年左右被哥特人打败,435年左右被匈人打败——文献中都描述为灭族之祸。12他们第二次被打败时的国王是冈特(Gunther),这件事留下的印象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由此也可见,他们败得有多惨痛。当这个部族定居在那片至今以他们为名的地区时,文献中说,他们是迁入部族的“残部”(reliquiae)。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必须说,我们没有正面的理由来质疑3000人这个数字,如果实际比3000人多,差别也不会太大,最多肯定不会超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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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与《高卢战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恺撒给出的高卢和日耳曼军队的兵员数目也有彼此矛盾的情况。当然,一方只包括一个数字,其他数字都属于另一方。学者们认为必须相信在其中占据多数的数字,于是为了将数字调和起来,他们便采取权宜之计,改动了不协调的那一段的文字。对战术和战略情况的客观分析表明,恺撒恰恰是在那一段说漏了嘴,道出了真相(第5卷,第34章),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个观点,不能将其余的数字都视为有意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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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兵力概念中,历史上所有时代的人都一样。1829年,迪比奇翻越巴尔干山脉时,一名被派出去侦查的奥斯曼军官对帕夏长官回报道:“数清森林里有多少片叶子都比数清敌军有多少个人容易。”事实上,迪比奇手下有2.5万人。这段记载出自毛奇写的《1828-1829年俄土战争史》第345页及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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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时,阿米阿努斯用薛西斯进军的情景来描述他们的兵力。他说,古时候波斯王不能一个个地清点军队人数,在德里斯科(Doriscus)只能按单位来计算的日子好像回来了;自那以后从未有如此不可计量的大军绵延多个省份,将平原和大山都遮住了。既然我们已经证明,给阿米阿努斯及其同时代人留下不可计量之印象的哥特大军只有不超过1.5万名战士,算上所有被派出去的部队可能有1.8万人,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作者将其比拟为薛西斯进军或许也就可以接受了。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出结论,波斯王麾下的战士没有210万人,没有80万人,没有50万人,也没有10万人,可能只有1.5万到2.5万人。文献学家信古不疑,但既然阿米阿努斯已经不算是古典作者了,对他加以批判怀疑就比对希罗多德要更容易。如果我们首先在考察阿米阿努斯时习惯了怀疑,之后再用其他时代的分析和心理标准来评判希罗多德及其同时代人士时,心里就会少几分亵渎先贤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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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从现有的结论再推进一步,回溯到我们日耳曼人最早期历史中发现的数字,并在两个时代之间建立关联。人们一贯假设日耳曼人口在400年间有了显著增长,而且正是人口增长推动了“民族大迁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在迁徙期间,日耳曼人也不是很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还和以前一样。自始至终,日耳曼人的首要营生都是打仗,而不是种地。如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那必然也会建立城市。但他们还是像阿米尼乌斯时代那样没有城市,而且只是很松散地依附于土地,因为他们主要是放牧打猎,农业成分很小。由于食物产量提升得很少,人口也不可能显著增加。全族总人口可以通过将领地扩张到黑海而倍增,但单个部落的人数、人口密度不可能显著提高,不会超过每平方千米4.6人这个数字多少。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蛮族部落中很少——高生育率被同样高的死亡率所抵消——通常不会导致文明水平的提升,而是不断带来对外的压力:与相邻部落开战,与罗马开战,但吸收剩余人口的首要因素还是参加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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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支军队和单个部落的人数估算而言,一个令人烦心的因素是“部落”概念的不确定性。对早期来说,我们能够从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部落数量推算出,一个部落的面积平均约为2000平方英里(约5180平方千米)。在这样大的范围内,一个人能够在一天时间内来到部落大会的会场,而由6000人左右组成的大会仍然能进行统一的讨论与决策。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土地大得多、人口多得多的个别部落。在那种情况下,部落整体是由酋长和长老会议代表的。不过,这种整体就很松散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氏族在长老或者一大批氏族在酋长的带领下都可能分道扬镳;同理,几个小部落或部落分支也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单元。“民族大迁徙”时期也是如此。韦德米尔酋长(Prince Wedemir)带着一部分东哥特人加入了西哥特人;一部分鲁吉人(Rugii)加入了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分成了斯林加部(Silingae)和奥斯丁加部(Asdingae),当他们渡海去阿非利加时还有阿兰人和哥特人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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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我们遇到的林林总总的部落,任何平均数目或通常数目都是得不出来的。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任何一个大迁徙时代的部落兵力都不会超过1.5万。1.5万名战士加上妇孺,总数至少就有6万,再算上奴隶就是7万左右。要统一行动,这样一群人的规模就已经太大了,必须分成几批或者几路。由于战士只能短暂地离开家人和大车,所以领导者必须极其用心和谨慎才能将几乎全部战士集合在一起,大多数情况很可能只能集结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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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将3世纪前中期的罗马帝国人口估算为9000万。这是最小值,我们大可以假设人口多达1.5亿。如此庞大的人口竟然会被一个个男丁数目不超过0.5万到1.5万的蛮族部落击败,这果真是可以想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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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世界史上意义最重大的结论莫过于:这就是事实。直到现在,对兵力的极度夸大让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模糊感觉到尚存疑点的学者们甚至曾从相反的方向摸索解释,试图通过缩减罗马的人口数来解释罗马人的落败,但那不是事实。当罗马帝国被规模很小的蛮族军队击败时,它依然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兵力。这一点对它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史都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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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卷中,我们确信就连最优秀、严守纪律、战术素养高超的罗马军团老兵也只能与同等数目的日耳曼军队打个平手。马略和恺撒之所以能征服日耳曼人,只是因为巨大的数量优势。但是,单凭数量优势仍然不足以取胜。我们现在要承认这一点。即便在三四世纪,罗马帝国依然能够轻松拿出10倍于敌的武装人员来对抗蛮族入侵者。我们或许也应该问一问,当时已经出现的以物易物的经济体系能否为这么多人提供给养,不过现在权且将其放在一边。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一旦常备军,也就是有纪律的军团消失了,匆匆征召聚集起来的市民和农夫就绝对打不过蛮族。我们很难想象凶暴的哥特人、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和伦巴第人给和平的罗马人留下了何其骇人的印象。古代文明沦为尘埃,人民惨遭屠戮。罗马人告诉我们,哥特人将农夫拉犁的右手砍掉,伦巴第人在祭坛上玷污修女。但男人们、父亲们、兄弟们却无力保护财物、声誉或自己的身体。西哥特人逼近比利牛斯山时,有几位罗马贵族拉着手下的农夫试图挡住山口。13奥弗涅(Auvergne)居民英勇地抵挡了尤里克(Euric)国王一段时间。14当汪达尔人夺取阿非利加,威胁意大利时,瓦伦提尼安皇帝多次颁布敕令号召罗马人民自卫,这些敕令后来收录于法典之中,传承至今。第一份敕令首先承诺不会将罗马公民强征入伍,但公民仍然有协助修建城墙、守卫城墙与城门的义务。第二份敕令接踵而至,将可怕的盖塞里克已经从迦太基扬帆起航的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并非孤立无援,因为皇帝已经派遣埃提乌斯(Aetius)和西吉斯乌尔德(Sigiswuld)率军前往,但敌军不知何时就会登陆,鉴于信任公民保卫自身财产的力量和勇气,皇帝特允许公民自行武装,忠诚笃定,同心互助,保卫其土地与财物,此举不违背平时的公民法。15贝利撒留在罗马城被哥特人围困时,市民主动拿起武器支持。贝利撒留悦纳了他们的好意,但没有将其编入战斗部队,因为他担心市民会在战斗过程中被吓倒,影响到全军。于是,他给市民们分配了一个只能看、不能打的位置,摆出一支军队的样子,从而吸引一部分敌军兵力。16据我们所知,罗马人——哪怕只是被抓的壮丁——尚有胆量尝试与日耳曼人交战的例子只有这些了。面对日耳曼楔形阵或大队骑兵的狂暴突击,人数再多的罗马单位也会作鸟兽散,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白的。“越厚的草越好割。”阿拉里克(Alaric)这样回复试图凭借庞大数量吓退自己的罗马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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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当年恺撒的军团不愿出发与阿里奥维斯塔交手,他们感到的恐惧在“民族大迁徙”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迟来的合理化。之后几百年的种种事件一再要求我们从“职业军人无比优越于无纪律征召兵”的视角去考察,我们确定的“民族大迁徙”时期蛮族兵员数目再一次让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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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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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部落好战的游牧生活必然会对其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产生强大的影响。在他们的老家,由长老领导的氏族各自生活在村庄里,而长老也是共同体内自由人中的一员。一批这样的氏族构成了部落,部落上有一个或几个酋长家族,有战事则从中选择一人为公爵。这种简单的制度安排之前还能行得通,但面对现在的军事远征就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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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最古老的时候,从酋长或公爵的领地发展成王国也是常有的事,这种王国要么世袭传代,要么消散无形。如今,长久延续的君主制势在必行。日耳曼部落面临的战略使命总是与政治紧密相关,既有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也有与罗马帝国——罗马皇帝,或者争夺宝座的各路皇帝或伪帝——的关系。如果日耳曼人作为一个战斗单元、一支部队进入罗马或拜占庭之主麾下服役,那么该部国王就会以日耳曼酋长的身份被任命为罗马将帅,成为部落与帝国之间的纽带。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王就是奉芝诺皇帝的命令,以宫禁军总管(Maǵ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的身份进军意大利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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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新建立的君主国之间有着显著的性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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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尔王盖塞里克在位近半个世纪,但他没过几年就丢掉了自己只是皇帝属下阿非利加总督的伪装。建位称号的他有足够强的实力来创立完全独立的自家王朝。他发布的继位令当然不是基于长子继承权,但也明定了尊卑之分,而且确实得到了遵守。最后一位汪达尔王格里马(Gelimer)是他的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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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的实力当然不亚于盖塞里克,但他没有留下儿子,连女婿都没有。他将王位传给了外孙,由外孙的母亲摄政。但是,当幼王艾萨拉里克(Athalaric)未及成年就去世时,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保不住自己的太后之位,恰逢与查士丁尼皇帝的战争爆发,于是东哥特人就回归了纯粹的选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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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同样延续了选王制,中间只有几代世袭国王打断选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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