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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勃艮第人要怎么用三分之一的奴隶耕种三分之二的土地？我们或许可以假设，勃艮第人自己带来了大量奴隶，可以填补耕种所需的缺额。但是，他们也可能进行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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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按照分地的前提条件和目的，只有大田产才符合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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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勃艮第人都能分到地，一个罗马大地主配一个勃艮第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尽管他们人数稀少，但做到一比一分配还是嫌人多，尤其是最初移居萨泡蒂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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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有日耳曼贵族和首领才能分到罗马人的地。编年史中讲勃艮第人与“元老”（“senators”）——按照当时的口语，元老就是贵族、大地主的意思——分地的那一段应该按照字面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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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掌握的材料能够解决罗马人要交出三分之二的农田，却只交出三分之一奴隶这个表面的矛盾了。一部分佃农的屋子也交了出去，交的时候已经无人居住，普通勃艮第自由民就搬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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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记载的移民分地模式完全不适合日耳曼群众：小田满足不了他们，大田他们又管不了。事实上，日耳曼人在农业方面仍然是完全不开化、不发达的。从过去氏族下的准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转向个体经营模式只能逐步进行，再加上他们起初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动力，所以推进得就更慢了。他们的主流思想只能是保持传统的战士生活状态，而不是尽快抛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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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让日耳曼人的组织适应罗马文明的问题。让这些粗野的战士在罗马人中间延续旧日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通过从文献中搜集到的资料，我们得到了一幅生动而又能够理解的新情势的图景。罗马地主先前供养蛮族雇佣兵花了大量的食物和税款，但每次打起仗都要准备遭到这些人最无情的劫掠，如今土地交了出去，负担也少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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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分成中等规模的群伙进驻大农庄，首领占有房屋、场院、果园、葡萄园、森林的半数，耕地及其上佃户农舍的三分之二。首领的同宗或属民及其家属则安置到原本就无人居住，或者专门清空的农舍中，想干活的时候就凭借自己的知识种一种地。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的本业是打仗，也期望以打仗为主要生计来源。如果某一年不打仗，他们就必须靠收成或积蓄生活。如果有仗可打，长官不会给他们发钱，但会提供给养和承诺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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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地位不仅包括个人的勇气和使用武器的本领，还要有依照命令出征的能力。除非去的地方紧挨着，否则出征都需要不能个人自备的补给装备。战士需要远超出个人携带量的口粮，需要备用武器，生病或受伤时还需要有人照料。个人拿不出这一切所需要的车辆和役畜。就连相当于中等地主的人也办不到。因此就需要一种掌握必要物资的常设组织，就像过去的氏族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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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车茹喜部及其同盟曾围困阿里索堡数周或数月时间，那么每个地区派来的一群人马都要在那里由氏族成员提供食物和补给，因为即便是只有五六次开拔、持续五六个星期的战役所需的补给量都是极大的。这样的组织同样活跃在迁徙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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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中可以得出结论，日耳曼人在定居后满足了这一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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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分给首领的田产不是完全的自由财产。当然，份地会传给后代，但不能任意出售或分割；继承的条件是男嗣不绝，女儿不得继承。勃艮第法典的某些表述似乎暗示了家族共有财产观念的存在。6个人不能任意出售份地，除非他有另外的田产。凡从国王处获赐田产者，都有义务竭诚忠君的义务（第一条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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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出结论：新生的日耳曼大地主对定居农庄的部落民有一定的扶助义务。当然，勃艮第和别处的法典里都找不到任何这种规定，但这可能一方面用不着专门规定；另一方面也很难写成法条。凡是古代氏族观念尚存的地方，不管它削弱到了什么程度，那里都会有传统的家长制村社精神。每一个定居在罗马庄园中的团体都保留了古代氏族的某些性质。遇有战事，不需要专门规定——按照日耳曼人的标准——分到一大部分田产和奴隶，由其直接支配的首领动用这些物资。没有专门的法律负责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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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这一因素在多大范围上、多长时间内实际有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但除此之外，现在又多了日耳曼人完全从罗马人手中接过来的官员系统。日耳曼国王在每个地区设置一名伯爵和僚属，负责将罗马人上交的物资发放给军队。在东哥特和西哥特王国，罗马税务系统得以保留，但市民完税时可以不纳钱币，改交粮食。在西哥特法律中，我们找到了关于上交谷物及各项物资的条文，还规定了对不实官员的惩处措施。7东哥特人那里也经常提及仓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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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地域的逐步扩张与我们的观念有着很深的关联。他们的平民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定居在农庄里，只是暂居而已，就像他们以前在莱茵河畔或者东边的日耳曼内陆一样。只要国王和酋长要求迁往别处，他们绝不会反对。在这个过程中，国王是得利的，他的权力和收入都增多了；贵族家的幼子也得利了，他们或者已经有定居的农庄，或者即将从国王处获赐农庄。最终，勃艮第王国的面积大概有4.3万至5.4万平方英里（约11万至14万平方千米），分成30个左右的伯爵领或者说大区。因此，一个伯爵平均不会超过200名战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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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战士已经不再是普通氏族成员的身份了，而是为新的领主或国王派来的伯爵服务。日耳曼移民过程中获得了庞大的产业，绝大部分好处都归了一小撮人。我们可能会问：普通自由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状况？是有些不尽合理，但是，那么多战士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大领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领主服务，从而保留了战士地位，进而间接地分享了田产所得。因为领主们正想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氏族观念和凝聚力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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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人的观点，罗马人交出了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二用来安置日耳曼人，这就是一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产权革命。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秉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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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存在涉及全部产权关系的大变革，当时实际出现的是一种适应以物易物经济状况的新军制。我们甚至不必假定在那些确实交割土地的地方，财产被任意剥夺的地主们一定就蒙受了损失。“三分之二耕地、一半农舍、三分之一奴隶”这一基本表述未必适用于罗马人的全部产业，毕竟，罗马人的产业有许多种类，分布在许多地区。因而，仅就指定给移民居住的农庄或村庄这种说法才算准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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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描绘的图景中，瓜分土地时可能会考虑具体情况，只分富豪地主的产业，从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因此，损失是容易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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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地主若是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没收，他承受的不只是巨额经济损失，更是灭顶之灾，他的整个社会地位都会改变；而少了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产业的大地主仍然能保住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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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屋大维要把退伍士兵安置在意大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整片地区的大量平民赶走，再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士兵。与此相比，将土地分给蛮族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损失大概还算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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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作者曾写道，罗马人在蛮族统治下的日子比以前还要好，因为罗马治下的税收负担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如果此言属实，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不仅直接交出去的土地并不是很多，而且几乎所有赋税都是本地就能筹集到的农作物。远距离上贡带来的负担太大，以至于最终变得不可能了。但考虑到贵金属供应不足，改纳钱币也很难。此外，如果和平协议能保障罗马人不受周边蛮族与同胞的劫掠，那么情况确实会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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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达巴德王时期的一首诗写实地描绘了罗马贵族对日耳曼“客人”（hospites），这些在自家庄园里扎下了根，要与自己长久共同生活的人有怎样的感受。这首诗是主教兼诗人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寄给一位朋友的，以表未能写诗庆贺友人婚礼的歉意。诗的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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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长毛中间，耳中尽是日耳曼人的语言，还要摆出庄严的仪容，夸奖贪吃不厌、头发上沾着脏兮兮黄油的勃艮第人唱的歌曲时，即便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我又怎么能写得出婚礼贺词呢？还能说什么呢？我的诗情已经因此枯竭。塔利雅从蛮人的里尔琴旁逃走，因为她看见身边有一名七尺大汉，于是把六音步都忘到了脑后。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真是幸福啊，不用大早晨就被散发着大蒜和洋葱味道的十样东西（是饭锅还是咯咯笑）搅扰。你不会有天刚亮就有一群连阿尔喀诺俄斯的厨房都喂不饱的大汉冲过来要吃的，就像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保姆的丈夫一样。不过，缪斯女神现在一言不发，插科打诨都没词了，所以这篇东西就不要叫它讽刺诗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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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文人的笑话或许不错，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在宴席上放声高歌的七尺大汉。如果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能屈尊记下一首被他嘲笑的日耳曼歌谣，或者哪怕是客人们对冈特王之死的一点追忆，对参加对抗阿提拉的卡塔隆平原大战的一点记述，我们都会欣然丢掉这位诗人的全部诗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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