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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观察到，分给首领的田产不是完全的自由财产。当然，份地会传给后代，但不能任意出售或分割；继承的条件是男嗣不绝，女儿不得继承。勃艮第法典的某些表述似乎暗示了家族共有财产观念的存在。6个人不能任意出售份地，除非他有另外的田产。凡从国王处获赐田产者，都有义务竭诚忠君的义务（第一条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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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相信自己可以得出结论：新生的日耳曼大地主对定居农庄的部落民有一定的扶助义务。当然，勃艮第和别处的法典里都找不到任何这种规定，但这可能一方面用不着专门规定；另一方面也很难写成法条。凡是古代氏族观念尚存的地方，不管它削弱到了什么程度，那里都会有传统的家长制村社精神。每一个定居在罗马庄园中的团体都保留了古代氏族的某些性质。遇有战事，不需要专门规定——按照日耳曼人的标准——分到一大部分田产和奴隶，由其直接支配的首领动用这些物资。没有专门的法律负责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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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说这一因素在多大范围上、多长时间内实际有效。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它。但除此之外，现在又多了日耳曼人完全从罗马人手中接过来的官员系统。日耳曼国王在每个地区设置一名伯爵和僚属，负责将罗马人上交的物资发放给军队。在东哥特和西哥特王国，罗马税务系统得以保留，但市民完税时可以不纳钱币，改交粮食。在西哥特法律中，我们找到了关于上交谷物及各项物资的条文，还规定了对不实官员的惩处措施。7东哥特人那里也经常提及仓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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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地域的逐步扩张与我们的观念有着很深的关联。他们的平民不认为自己会长久定居在农庄里，只是暂居而已，就像他们以前在莱茵河畔或者东边的日耳曼内陆一样。只要国王和酋长要求迁往别处，他们绝不会反对。在这个过程中，国王是得利的，他的权力和收入都增多了；贵族家的幼子也得利了，他们或者已经有定居的农庄，或者即将从国王处获赐农庄。最终，勃艮第王国的面积大概有4.3万至5.4万平方英里（约11万至14万平方千米），分成30个左右的伯爵领或者说大区。因此，一个伯爵平均不会超过200名战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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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战士已经不再是普通氏族成员的身份了，而是为新的领主或国王派来的伯爵服务。日耳曼移民过程中获得了庞大的产业，绝大部分好处都归了一小撮人。我们可能会问：普通自由民为什么要忍受这种状况？是有些不尽合理，但是，那么多战士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大领主，他们中的许多人为新领主服务，从而保留了战士地位，进而间接地分享了田产所得。因为领主们正想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在这个过程中，古老的氏族观念和凝聚力瓦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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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前人的观点，罗马人交出了全部土地的整整三分之二用来安置日耳曼人，这就是一场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产权革命。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秉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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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存在涉及全部产权关系的大变革，当时实际出现的是一种适应以物易物经济状况的新军制。我们甚至不必假定在那些确实交割土地的地方，财产被任意剥夺的地主们一定就蒙受了损失。“三分之二耕地、一半农舍、三分之一奴隶”这一基本表述未必适用于罗马人的全部产业，毕竟，罗马人的产业有许多种类，分布在许多地区。因而，仅就指定给移民居住的农庄或村庄这种说法才算准确。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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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描绘的图景中，瓜分土地时可能会考虑具体情况，只分富豪地主的产业，从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因此，损失是容易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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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地主若是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没收，他承受的不只是巨额经济损失，更是灭顶之灾，他的整个社会地位都会改变；而少了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产业的大地主仍然能保住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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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屋大维要把退伍士兵安置在意大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整片地区的大量平民赶走，再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士兵。与此相比，将土地分给蛮族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损失大概还算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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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作者曾写道，罗马人在蛮族统治下的日子比以前还要好，因为罗马治下的税收负担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如果此言属实，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不仅直接交出去的土地并不是很多，而且几乎所有赋税都是本地就能筹集到的农作物。远距离上贡带来的负担太大，以至于最终变得不可能了。但考虑到贵金属供应不足，改纳钱币也很难。此外，如果和平协议能保障罗马人不受周边蛮族与同胞的劫掠，那么情况确实会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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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达巴德王时期的一首诗写实地描绘了罗马贵族对日耳曼“客人”（hospites），这些在自家庄园里扎下了根，要与自己长久共同生活的人有怎样的感受。这首诗是主教兼诗人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寄给一位朋友的，以表未能写诗庆贺友人婚礼的歉意。诗的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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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长毛中间，耳中尽是日耳曼人的语言，还要摆出庄严的仪容，夸奖贪吃不厌、头发上沾着脏兮兮黄油的勃艮第人唱的歌曲时，即便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我又怎么能写得出婚礼贺词呢？还能说什么呢？我的诗情已经因此枯竭。塔利雅从蛮人的里尔琴旁逃走，因为她看见身边有一名七尺大汉，于是把六音步都忘到了脑后。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真是幸福啊，不用大早晨就被散发着大蒜和洋葱味道的十样东西（是饭锅还是咯咯笑）搅扰。你不会有天刚亮就有一群连阿尔喀诺俄斯的厨房都喂不饱的大汉冲过来要吃的，就像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保姆的丈夫一样。不过，缪斯女神现在一言不发，插科打诨都没词了，所以这篇东西就不要叫它讽刺诗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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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文人的笑话或许不错，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在宴席上放声高歌的七尺大汉。如果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能屈尊记下一首被他嘲笑的日耳曼歌谣，或者哪怕是客人们对冈特王之死的一点追忆，对参加对抗阿提拉的卡塔隆平原大战的一点记述，我们都会欣然丢掉这位诗人的全部诗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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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此处，我们主要考查的是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的分地定居情况。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日耳曼部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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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汪达尔人与其他人大不相同。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同于罗马的政治姿态。勃艮第国王愿意接受埃提乌斯分给他们的土地，认为自己归根结底是皇帝手下的军人，而且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他们依然自认是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兵将——至少他们自称如此。西哥特人也认为自己的王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盖塞里克则武力夺取阿非利加，并很快将它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王国。之后，他没有将部民分散到全境各地，而是集中于都城迦太基近郊的祖基塔纳（Zeugitana）地区；按照普罗柯比和维克多·维滕西斯的记载，他还赶走了所有罗马人。但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就会发现，有一种情况至少不是不可能发生：汪达尔人的经历与其他日耳曼部落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的地盘甚至比西哥特人还要大得多，但人数却很可能更少，大概不超过0.8万到1.2万名战士。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分散到整条北非海岸线上。肥沃的突尼斯地区足以养活他们，维持聚居也有利于备战。国王在偏远地区设置的民政官员只有小队人马作为依仗。问题在于，祖基塔纳到底是确实被征服者清空了，还是说也存在分地的情况，让罗马人得以保留一定的财产。我们手头的资料能提供的信息有限，因为两位作者都强烈敌视汪达尔人，不遗余力地抹黑他们，渲染他们的残忍和冷血。但是，他们的话也未必就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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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从奥多亚塞开始实施，后来东哥特人参与的分地行动似乎有一点很奇怪：当地的罗马人只需交出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都拿走了三分之二。但按照我们对条文的解读，这个差别就失去了意义：归根到底，分地的影响大小不取决于单个农庄被分走的比例，而在于被夺去的土地总面积。如果说在意大利，单个农庄被分走的土地比较少的话，我们依然不知道被分地的农庄数目是不是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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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比分地比例不同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文献记载东哥特人要交田赋。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不用交，这是当然的，因为分到的地就是给他们的报酬。11但是，狄奥多里克也给兵士发钱——当然不是定期的军饷，而是年赐。他有一次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像守财奴那样把收来的税据为己有，而是都散给了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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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经历，我们没有同时代人的可靠记载。根据保罗执事后来的记述，他们似乎只是将罗马贵族赶走并杀死，然后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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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罗马土地上的日耳曼部落只有当兵的。他们最早的定居点被视为兵舍。军队统帅，也就是日耳曼国王后来接管了民政，任命伯爵取代了之前的罗马文官，借此统治疆土。分地并不是这些变革中真正根本性、决定性的方面，就其作用而言，它一部分是减轻税负，一部分是供给食宿。谈及变革，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在日耳曼战法和军制的引发和推动下，整个日耳曼人的政治制度连同其法律、社会观念逐渐取代了罗马人的组织，或者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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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或许类同于日耳曼-古罗马混合政体的形成：我指的是普鲁士国家的行政机构。勃艮第人和哥特人一开始全民皆兵，为了满足军需才接管了民政和一部分田产；同样地，普鲁士文官体系也是从最初的军需部门演变来的。国王为每一个大区任命了一位伯爵，管辖面积大致相当于古代的一个日耳曼部落，由此取代了罗马的国家和地方当局。三十年战争之间和之后的勃兰登堡军队中负责行军、兵舍、补给的军官后来变成了地方管理委员会（Landrate）、战争委员会（Kriegskammern）和总督府（Generaldirektorium）。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都是从征收粮秣税款以供军需的活动中生发出来的——从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发展出了普鲁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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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700085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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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三篇 查士丁尼皇帝与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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