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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里，罗马五度易手：536年入贝利撒留之手；546年被托提拉攻取；547年复归贝利撒留；549年为托提拉占据；552年为纳尔西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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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发现战争第一阶段的经过，也就是形势大起大落而没有战术意义上的决战，在整场战争中反复发生。直到战争末尾才发生了开战时就自然会预期到的事：尽可能集结最大兵力攻击、打败和消灭敌军的企图——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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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哥特王国与拜占庭同样内部虚弱。通过与波斯人议和，查士丁尼无疑有了先后对阿非利加和意大利发起大规模攻势的能力，但这段时间很短。与两个敌人的国土面积和城市规模相比，罗马人投入两边的兵力一直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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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提拉统治时期，哥特势力之所以能发生令人吃惊的恢复，是因为一大批罗马方的雇佣兵对拜占庭的体制，尤其是军饷不满，于是投向了哥特人。同样地，起初欢迎拜占庭人的意大利城市很快就对新的管理制度和税金索取感到幻灭，发现自己的日子在哥特国王手底下不仅不会更糟，反而可能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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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哥特战争的方略是由一个事实决定的：与要争夺的广大领土相比，双方可用的兵力都很少。哥特人要么根本无法占领意大利的无数要塞城市，要么占领得很不充分。市民们维持了一种与其说是中立，不如说是对两边均无好感，很容易随风倒，或者至少不排斥转换阵营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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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维蒂吉斯向贝利撒留进军时，后者自觉力量远不及对方，于是不愿意在开阔地应战，而宁愿被围困于罗马城中。1万名援军——实际数目大概就在1万左右——就足以扭转战局。因此，进行战争、决定战局的方式就只是围攻城市和让城市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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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提拉上台时，下令拆掉了所占城市的城墙。其他统治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希望通过修建工事来保护本国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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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现代学者表达了如下观念：“占据极大数量优势的哥特全族军队在罗马城墙下被打垮；这就解释了他们对一切城墙的仇恨，走到哪里，拆到哪里。”1但是，托提拉的举动绝非仅仅出于仇恨；相反，他是一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战略家。汪达尔王盖塞里克当年夺取阿非利加时也拆掉了全部城墙。日耳曼国王们的兵力不足以充分占据广大领土内的所有城市；市民不可信任，一旦为敌军打开城门，城市就变成了敌方的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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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中有一段相当类似的经历。1813年秋，反法同盟兵临莱茵河时，格奈泽瑙敦促大军继续前进，切勿拖延，不要被著名的法国三重工事地带吓退。他指出，众多的工事如今只会对拿破仑不利，因为他不再有足够的兵力守卫它们。如果守卫工事，他就没有军队用于野战；如果撤出守军，要塞马上就会落入同盟之手。在那个特定时刻，如果拿破仑有可能迅速拆毁大批工事，让守军充实野战军的话，那才是最有利的战略选择。看到托提拉正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是有战略洞察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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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要政治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哥特战争就会来回拉锯。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政治因素：不只是意大利本土居民的支持度问题，还包括拜占庭无力要求己方雇佣兵服从。当查士丁尼第二次真正派遣大军出征，同时夷平工事让哥特人自信拥有和集结了足以进行野战的兵力时，战争就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哥特人在决战中失败了，随之彻底输掉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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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煊赫武功的根基不是形成前所未闻的新兵力，而是对既有兵力进行既精明又顺应运势的编排。与帝国的辽阔幅员和丰富物产相比，这支兵力是很小的，它之所以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只是因为对手甚至更弱小。在这些辉煌胜利的同时，先后有匈人和斯拉夫人渡过多瑙河入寇，横扫巴尔干半岛，远及希腊，一路烧杀抢掠，帝国竟没有部队去打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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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在西部取得成功的一个特殊条件是同时期的东部处于和平状态。贝利撒留去阿非利加之前，帝国与波斯达成了和议。日耳曼人明白这一情况，于是维蒂吉斯国王在危急之中希望让波斯王库思劳（Chosroes）再次发起攻势。查士丁尼不得不预先付出极大牺牲，尤其是大笔欠款以重新安抚波斯，然后才能派纳尔西斯率领充足的军队对哥特人发起最后的决定性一击。但我要再说一遍，即使在另一个战区做了如此多的让步，集结起来的总兵力仍然不超过2.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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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士丁尼自信有能力击溃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各自驻扎的地方，他们不过是游离于当地、数量稀少的外族武士罢了。从一开始，他对波斯人就没有这样的意图。与罗马人一样，波斯人也有雇佣兵，特别是匈人雇佣兵。事实上，罗马佣兵确实经常叛逃波斯。尽管如此，波斯人的内核依然是占据本土的部族，这是他们的强项。于是，这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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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战争史上经常能遇到某些情势，这种情势让双方并不汲汲于相互摧毁，而只是想打消耗战，甚至是通过避免大规模决战的方式。伯利克里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首次以大手笔做到了这一点，后来“拖延者”法比乌斯（Fabius Cunctator）也是同样。现在，普罗柯比通过贝利撒留的演讲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战略的制定过程（《波斯战记》1.18）。这番话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论点偏颇极端，以至于违背了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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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这位罗马统帅的士兵要求他攻击已经败退的敌军，与其进行会战，于是他这样对部下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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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啊，你们急着要去哪里？或者说，你们被何种激情所点燃，以至于想要让自己暴露于不必要的险境？敌人对你造不成伤害，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如今，命运已经赋予你们这样的好处，敌军已经被恐惧压倒了。享受手边的好处岂不胜于追寻天边的好处？波斯人怀着巨大的期待来打罗马人，现在，他们的全部希望都已破碎，于是就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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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逆着他们的意愿，让他们放弃撤退的想法，与我们进行会战，那么即便我们打赢了，也得不到更多的好处。打败了逃跑中的人，这有什么意义？但是，要是我们时运不济，我们就是自己扔掉了到手的胜利。我们不是被敌人赶走的，而是自己白白地浪费了成果，而且必然会让皇帝的土地更遭劫掠或无人守卫。还有一点是你们要考虑的，神会在危急关头相助，却不会站在自寻险境的人身边。此外，无路可逃的人是非常勇猛的，这是不由自主的反应，而我们则有许多不利于作战的条件。我们大部分是徒步至此，而且我们所有人都空着肚子。更不用说还有相当一批人没有赶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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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篇演讲呼应，普罗柯比还表现了贝利撒留在达拉斯战胜波斯人后约束士兵不要追击（《波斯战记》1.14），因为对他来说，打赢就足够了，而波斯人被逼到绝境的话有可能会转身击退戒心不足的追兵。（“他们害怕逃跑中的波斯人一旦被逼到死角，便会对他们无意义的追击发起反扑，他们认为保全胜利果实就够了。”*）同样地，一名同时代的匿名理论家告诫人们，哪怕有两倍于敌的兵力，也不要将其完全围住，因为敌军看到所有退路都被堵死时可能会爆发出新的勇气。2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以大获全胜的统帅身份登基的莫里斯（Mauricius）皇帝在《战争的艺术》一书中建议尽可能避免野战，哪怕是形势占优的情况下，而应该通过小动作疲敝敌军。3普罗柯比（1.17）笔下贝利撒留的波斯敌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原则。萨拉森酋长阿拉门达鲁斯（Alamundarus）对波斯王进言：“打仗不应该依赖运气和偶然，哪怕己方的力量远远强于敌方，而应该运用谋略和计策，静待敌军动向。直接冲入险地绝不能确保取胜。”（“没有必胜自信的人不会刚开战就寻求会战，哪怕自诩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过敌军，而是会努力用欺诈和谋略去迂回打击敌人，因为直面对手是危险的。胜利从不是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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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还会碰见这种观点。它们从16世纪到18世纪曾发挥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命运的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关注。当然，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都不是依据这些原则才发动战争的。这三位统帅中，没有一个相信战胜已经逃跑的敌人不是真正的胜利；也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避免己方损失上。亚历山大追击波斯人时没有约束手下，而是一直追到马匹力竭倒地。汉尼拔几场大战的基础都是将罗马人团团围住。恺撒的取胜之道是在阿莱西亚切断维钦托利的退路，他在伊莱尔达对阿非利努斯和彼得雷乌斯也是如法炮制；法萨卢斯会战取胜后，他没有放跑敌人，而是迫使其全部投降。这三位统帅的最高原则是：击败和摧毁敌人，尽管该原则在汉尼拔身上仅限于战术层面的决战，而不能延伸到战略行动的层面，最终决定战争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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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贝利撒留是不是完全与那三位大征服者背道而驰，按照前面提到的原则行事，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回答。以摧毁敌人为目标的战略基本原则简单明确，表述起来容易。但是，消耗战略的原则包含两个对立面，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解决。就连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的腓特烈大帝都不能为自己的观念给出一个完全清晰的、全面的理论表述。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依据普罗柯比笔下贝利撒留的话，或者同时期其他理论家的言论来评判贝利撒留。文献对其行动动机和细节的记载不够扎实，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完全可靠的结论。贝利撒留的名声是基于他击败了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他打败并降服了这两个好战的部族，将其国王格里马和维蒂吉斯献俘于君士坦丁堡。两场战争都没有引发大型会战，但从中得不出关于贝利撒留战略的结论，恰恰是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回避会战。直到托提拉接受会战时，纳尔西斯才终于对东哥特人打了一场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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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比说，贝利撒留对波斯人打了两场真正的会战。第一场发生在530年，当时波斯人试图阻止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尼西比斯（Nisbis）城以北、山脉向平原过渡地带的达拉斯修建要塞。贝利撒留在精心预备的防御阵地迎战，付出惨重损失后将波斯人击退，但没有追击（《波斯战记》1.14）。如果这次胜利果真如普罗柯比所述般巨大，那么不追击无疑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追击行动必然会战果丰硕。但此战有没有那么重要，它会不会仅仅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遭遇战，或许是值得怀疑的；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波斯的兵力两倍于罗马，也就是5万对2.5万。普罗柯比后来又说（1.16.1），波斯人甚至没有放弃达拉斯附近的阵地，其对北边（亚美尼亚）和南边（叙利亚）的罗马领土的劫掠不可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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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入侵叙利亚引发了第二场会战，地点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林尼康（Kallinikon，亦称尼柯弗瑞姆，Nicephorium）。贝利撒留尾随撤退的敌军，本无意发起进攻，但由于部下心切而被迫出战，结果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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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上述事件中必须得出结论：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波斯在这一战区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罗马从来没有机会取得持久的、大规模的成功。这种政治与军事彼此制衡的关系正是消耗战略思想发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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