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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篇演讲呼应，普罗柯比还表现了贝利撒留在达拉斯战胜波斯人后约束士兵不要追击（《波斯战记》1.14），因为对他来说，打赢就足够了，而波斯人被逼到绝境的话有可能会转身击退戒心不足的追兵。（“他们害怕逃跑中的波斯人一旦被逼到死角，便会对他们无意义的追击发起反扑，他们认为保全胜利果实就够了。”*）同样地，一名同时代的匿名理论家告诫人们，哪怕有两倍于敌的兵力，也不要将其完全围住，因为敌军看到所有退路都被堵死时可能会爆发出新的勇气。2大约半个世纪之后，以大获全胜的统帅身份登基的莫里斯（Mauricius）皇帝在《战争的艺术》一书中建议尽可能避免野战，哪怕是形势占优的情况下，而应该通过小动作疲敝敌军。3普罗柯比（1.17）笔下贝利撒留的波斯敌人也表达了同样的原则。萨拉森酋长阿拉门达鲁斯（Alamundarus）对波斯王进言：“打仗不应该依赖运气和偶然，哪怕己方的力量远远强于敌方，而应该运用谋略和计策，静待敌军动向。直接冲入险地绝不能确保取胜。”（“没有必胜自信的人不会刚开战就寻求会战，哪怕自诩在每一个方面都超过敌军，而是会努力用欺诈和谋略去迂回打击敌人，因为直面对手是危险的。胜利从不是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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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面还会碰见这种观点。它们从16世纪到18世纪曾发挥了巨大的，有时是决定命运的作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19世纪，直至今天仍然有不少人关注。当然，亚历山大、汉尼拔、恺撒都不是依据这些原则才发动战争的。这三位统帅中，没有一个相信战胜已经逃跑的敌人不是真正的胜利；也没有一个相信自己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避免己方损失上。亚历山大追击波斯人时没有约束手下，而是一直追到马匹力竭倒地。汉尼拔几场大战的基础都是将罗马人团团围住。恺撒的取胜之道是在阿莱西亚切断维钦托利的退路，他在伊莱尔达对阿非利努斯和彼得雷乌斯也是如法炮制；法萨卢斯会战取胜后，他没有放跑敌人，而是迫使其全部投降。这三位统帅的最高原则是：击败和摧毁敌人，尽管该原则在汉尼拔身上仅限于战术层面的决战，而不能延伸到战略行动的层面，最终决定战争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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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贝利撒留是不是完全与那三位大征服者背道而驰，按照前面提到的原则行事，这个问题还不能马上回答。以摧毁敌人为目标的战略基本原则简单明确，表述起来容易。但是，消耗战略的原则包含两个对立面，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解决。就连在这方面下了大功夫的腓特烈大帝都不能为自己的观念给出一个完全清晰的、全面的理论表述。因此，我们不能狭隘地依据普罗柯比笔下贝利撒留的话，或者同时期其他理论家的言论来评判贝利撒留。文献对其行动动机和细节的记载不够扎实，不足以让我们得出完全可靠的结论。贝利撒留的名声是基于他击败了汪达尔人和东哥特人。他打败并降服了这两个好战的部族，将其国王格里马和维蒂吉斯献俘于君士坦丁堡。两场战争都没有引发大型会战，但从中得不出关于贝利撒留战略的结论，恰恰是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在回避会战。直到托提拉接受会战时，纳尔西斯才终于对东哥特人打了一场歼灭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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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比说，贝利撒留对波斯人打了两场真正的会战。第一场发生在530年，当时波斯人试图阻止罗马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尼西比斯（Nisbis）城以北、山脉向平原过渡地带的达拉斯修建要塞。贝利撒留在精心预备的防御阵地迎战，付出惨重损失后将波斯人击退，但没有追击（《波斯战记》1.14）。如果这次胜利果真如普罗柯比所述般巨大，那么不追击无疑就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横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追击行动必然会战果丰硕。但此战有没有那么重要，它会不会仅仅是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遭遇战，或许是值得怀疑的；按照普罗柯比的说法，波斯的兵力两倍于罗马，也就是5万对2.5万。普罗柯比后来又说（1.16.1），波斯人甚至没有放弃达拉斯附近的阵地，其对北边（亚美尼亚）和南边（叙利亚）的罗马领土的劫掠不可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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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入侵叙利亚引发了第二场会战，地点是幼发拉底河畔的卡林尼康（Kallinikon，亦称尼柯弗瑞姆，Nicephorium）。贝利撒留尾随撤退的敌军，本无意发起进攻，但由于部下心切而被迫出战，结果被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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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上述事件中必须得出结论：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方面，波斯在这一战区都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罗马从来没有机会取得持久的、大规模的成功。这种政治与军事彼此制衡的关系正是消耗战略思想发生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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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四篇 向中世纪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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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古罗马-日耳曼国家的军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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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部族是作为军队迁入罗马行省的，而不是寻找土地的农夫。手握大权的他们创造了新的政治架构，建立了新的政治组织，他们自己在其中代表武装力量。他们的战士地位的基础是来自蛮族渊源的强横好战天性、氏族的凝聚力和个人的凶蛮勇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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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对这些军事价值的正确认知和估计，在一段时间内四处都有试图刻意隔离罗马人和日耳曼人，而使双方无法迅速融合，以及将日耳曼人孤立出来，而使其不遭受罗马人和罗马文明毒害的举措，从而延续宝贵的战士气概。当罗马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面临来自蛮族的威胁时；当哥特人和法兰克人从陆地或海上横扫帝国，而军团不再有能力将他们赶回去，保护内地平安时，当罗马人在3世纪下半叶发现，唯一尚存的对抗蛮族的力量只能到蛮族自身中寻找时，他们便试图将蛮族吸引到离自己尽可能近的地方——他们需要蛮族的服务。加里恩努斯皇帝的妻子就是日耳曼人，她叫皮帕拉（Pipara）。奥勒良皇帝允许手下军官与日耳曼人结婚。君士坦丁大帝开始将共和国的高级荣衔，甚至包括执政官的位子赐给日耳曼人；后来，他的继任者和侄子尤利安批判了此举。但我们在尤利安的继任者瓦伦提尼安身上又发现了背道而驰的行为：罗马人与日耳曼人通婚被专门加以禁止（36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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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哥特首领阿陶尔夫建立王国时，他本人迎娶罗马皇帝的女儿普拉西蒂娅（Placidia）为妻。但是，他的继任者禁止西哥特人与罗马人结婚，这项禁令延续了近一个半世纪。2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有利于在一国之内切实推行隔离政策：即便是日耳曼人皈依基督教之后，他们和罗马人也是分属不同的宗派；除法兰克人以外，所有的日耳曼部落都是阿里乌斯派的信徒。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似乎对维持本族人民在罗马世界内的战士地位尤其上心；哥特人仍然生活在异域，遵循着本族的律法；哥特人不许当文官，罗马人也不许从军。3当狄奥多里克的女儿阿玛拉逊莎想让儿子艾萨拉里克受教育时，哥特人向她抗议道：她教育幼王的方式不当，因为读写与勇猛不是一码事；害怕老师教鞭的人当不了战士；狄奥多里克从来不让哥特男孩上学，他本人完全不懂读书写字，结果打下了一大片王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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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是战士，职业军人的观念得到了极其严格的维持。在狄奥多里克的王国，只有哥特人要服兵役，但军役非常严苛。一份流传至今的档案显示，有一名战功卓越的老兵，他连武器都拿不动了，还是要专门打报告请求退伍，而且经过漫长而详细的退役原因调查后，国王才同意了他的要求。此人没有从军资格了，也就不再能拿到国王每年照例从税收中发给战士的赏赐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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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西哥特人大概在阿德里安堡会战胜利后居于色雷斯期间（378-395）仿照罗马军制改良了自身的军事组织。6若干百户组成一个千户，由千户长（部落首领）统率；百户则分成若干个十户，由十户长统率。当他们到比利牛斯山两侧定居时，全部或许多千户被拆分，于是创建了五百户这个单位。但是，基于数目的军事组织现在与地理-政治性质的区划——以公爵为首的省和以伯爵为首的伯爵领——混同了起来，而且逐渐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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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再紧密共同生活而是远隔散居的部族不容易集结起来服兵役。失期者要面临重刑的威胁。为了供养军队，谷仓建了起来；凡是没有领到应得口粮者均可投诉，负责的官员要四倍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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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除了全族组成的军队以外，另一个战士群体也形成了，后者出现于《尤里克国王法典》中。尤里克国王（King Euric，466-484年在位）是狄奥多里克国王的儿子，在卡塔隆平原会战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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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佣兵体制在罗马帝国如何倒向了佣兵队长体制：将领成了为其个人服务的佣兵团首领。这种私兵还有一个叫法是“buccellarii”，其词源被认为是“bucella”，意思是“饼干”或“条块”，所以其实就是“吃面包的人”——它起初显然是诨名，后来失去了这层特殊含义，变成了通用口语的一部分，这是常发生的事。《尤里克法典》中出现了这个词和含义。学界已经认定“buccellarii”就是日耳曼人的扈从，并将其视为日耳曼制度渗入罗马制度的表现。希腊作者有时会用“paides”（小伙子）这个表达，一名敏锐的观察者发现，这个词是从日耳曼语里的“Deǵen”翻译过来的。“Paides”与武器意义上的“Deǵen”（刀剑）没有关系，或者与“ǵedeihen”（蓬勃成长）的词根有关，或者按照一种新的说法，与希腊语词“teknon”（孩子）的词根有关，因此，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它的意思都是“刚刚成年的人”或者“青年人”。这种形态无疑与古代的扈从制有一定的关联，但关系还是很远的。古代实指意义上的扈从与主人的私人关系要亲密得多，扈从与主人同桌吃饭，声誉与主人一同增长，要是主人当了国王，扈从便会出任要职。随着军事扈从群体的扩大，其成员也下降到了普通士兵（Krieǵsknecht）的层次，他们承担佣兵的职责，而“扈从”的本意，也就是与主人的私交友谊早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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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每当发现为日耳曼首领服务的buccellarii时，我们当然可以说他们仍然部分反映了备受尊敬的、忠于主公个人的扈从概念。《尤里克法典》规定，作为自由人，buccellarii有权另择主人，但必须交还从故主处获得的一切。据记载，长期以罗马总督身份管理西哥特王国，后来自称为王的狄乌蒂斯（Theudes）至少有2000名侍从。7当然，这2000人大多是哥特人。据估计，西哥特王国的日耳曼战士总数肯定不会超过2万人。因此，国王一个人手下就有2000人，这种军役形式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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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之后的法典中不再使用“buccellarii”这个词，但同样的概念由“in patrocinio constitutus”（“被庇护”）来表达。8西哥特人对该现象没有真正的术语，而是用长限定语来代称的做法指向了一个得到历史事件佐证的事实——那就是，西哥特人中间没有发生这一方向中的一个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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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信奉阿里乌斯派的部落中，明确隔离日耳曼人与罗马人的做法形成了一套简单而运行流畅的军事组织体系。我们大概可以设想，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和勃艮第人的情况都相差无几。但法兰克人的情形从最初就不一样。那里从未发生过分地，也不曾试图延续两大人群的隔离，从而维持军事实力。法兰克人没有皈依阿里乌斯派，而是直接加入了大公教会。那么，问题就是法兰克国王是不是一开始就将治下的日耳曼人和罗马人视为一体，从而拓宽了军事组织和兵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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