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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哈德接着写道，交战后国王在奥格斯堡城内过夜并派出信使，命令他尽快传达占领所有渡口、拦截匈牙利人逃窜的命令。奥托很可能在战场上就已派出信使了，而且估计是立即从得胜的骑士——尤其是巴伐利亚骑士——中择人执行这项任务。那么，堵截逃窜敌军的地点或许就在伊萨尔河（Isar）或因河（Inn）[23]。会战几天后，匈牙利酋长确实落入巴伐利亚公爵亨利手中并被绞死。一处或可置于相同背景下理解的记载出自同时期的圣加仑编年史，书中说波希米亚人也遇到和歼灭了一伙匈牙利人，并俘获了乐勒国王（King Lele）。8此事也可能发生在莱希河上：胜利的德军还没等匈牙利人渡河就出现了，匈牙利人要么强行突围但没有成功，要么避而不战，想要在河流上游渡河，结果在那里遭到波希米亚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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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是认真研究这些细节，就越会认清：不仅所有细节都指向同一个决定性的战略要点，即德意志军从东边来，而且影响深远的会战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该战略决定的。现在，我们突然看到了德军从西边而来的看法是多么庸俗：勇猛的骑士们立下大功，却仍然被一整个公爵领地中自私短视、按兵不动的行为所玷污。尼切（Nitzsch）在《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中说，文献中奥托一世的形象不是一名真正伟大的战士，而是一个祈求神灵保佑的人。魏茨（Waitz）在《德意志宪制史》（Deutsche Verfassungsgeschichte 8：174）中提到，在所有德意志皇帝中，阿努尔夫、亨利一世、亨利三世和洛泰尔表现出了军队统帅的重要品质。他没有将奥托一世包括在内，而布雷斯劳（Bresslau）在《德意志大传》（Allgemeine deutsche Biographie）中明确否认奥托具有伟大统帅的品质。如果莱希菲尔德会战是在莱希河左岸打响，这种看法就是正确的。但现在看来，勇猛骑士的做派成了伟大统帅的风范，王师中洛林军的缺席也成了卓越的计策。两代人之前，面对围攻巴黎的诺曼人，率领来自全法兰克王国大军的“胖子”查理一无所得，奥托的父亲也曾向匈牙利人纳贡。教士史学家们或许不理解局势，后世学者重复着时人赋予奥托的“大帝”称号时可能也只是鹦鹉学舌而非确实感到这个称号的分量。但我们现在可以说，作为世界历史上少数几位享有“大帝”美名的帝王，他是实至名归的。让我们把自己放到国王在马格德堡接到报告说巴伐利亚突然遭到敌人入侵的情境中。这不只是行动起来的问题，更要最快和最果断地行动起来。不经长时间准备就集结附庸出兵是多么困难啊！他要将多瑙河以南的施瓦本和巴伐利亚——从黑森林和阿尔卑斯山调兵——与波希米亚、萨克森、法兰克尼亚联合起来，与此同时，敌军正穿行于这些地区。理想的集结地点在哪里？赶到敌军正面拦截难道不是最符合逻辑的做法吗？尽管会损失一些时间，但将萨克森和洛林的部队一同调来，集合整个帝国的兵力难道不是最安全的做法吗？匈牙利人一看到逼近的德军力量之盛就避而不战，让整场大动员无用武之地，这种可能性要如何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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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肯定在当时的马格德堡都有人提出来，我们现在都知道他们得到的回答了。国王决定不从遥远的萨克森和洛林调兵，比如集结点不设在内卡河下游，而设在巴伐利亚境内多瑙河北岸莱希河口与阿尔特米尔河（Altmühl）之间的某处，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军必须赶在匈牙利人前面退到这片区域。公爵和派出的信使被命令以最快的速度行动，有可能正如一份加洛林王朝文献中所记载：如果命令上午到达，军队则必须于当日傍晚开拔；如果命令傍晚到达，军队则必须于次日上午开拔。不从命者会受到严惩（“terrible imperium”：“可怕的命令”）。9国王立即带着侍从骑士和萨克森亲兵向集结地域出发了。发给洛林的命令是守住莱茵河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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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战役计划下，如果匈牙利人不能在决战中击败德军，那便在劫难逃了。真正来检验战略制定是否正确的唯有会战。假如莱希菲尔德会战打输了，马上就会有批评者跳出来说，奥托国王为什么不等到全帝国的骑士都集结起来？他为什么要切断匈牙利人的退路并攻击其身后，逼得敌军背水一战？难道不应该给敌军留一条退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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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一世之所以是伟大的统帅，不仅是因为决策明智、兵行神速、手下大附庸忠实服从，而主要是因为他敢于向敌人发起挑战，并在那样的状况下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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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亨利四世皇帝征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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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特鲁特河畔洪堡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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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年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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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战有3份详尽的记载：一份是兰贝特·冯·黑斯菲尔德（Lambert von Hersfeld）[24]写的；一份是布鲁诺写的1；还有一份是英雄史诗。2但是，前两份有倾向性且有多处要点相互矛盾，而第三份纯属文学作品。兰贝特和布鲁诺声称，亨利四世军队的行动完全出乎意料，如天降神兵扑向萨克森人，但我们不知道此说在多大程度上是为失败找借口。兰贝特说萨克森人慌乱之中只有几个人来得及穿盔甲，从“营门”中夺路而出，好像他们有罗马人那样的坚固营寨似的，此说无疑可归为夸口修辞。大批萨克森人估计还在温斯特鲁特河北面，在对战况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得知战败的消息了。尽管如此，战斗大概还是从中午一直拉锯到晚9时，即便是在那时也只是因为亨利一方有生力军加入才分出胜负。布鲁诺对这方面的记述很可能要更准确。他说战况虽然激烈，但胜负是在很短时间内决出的，因为萨克森一方只有3名酋长阵亡，而国王的军队已经损失了8位将领。兰贝特说施瓦本与巴伐利亚贵族被杀者甚众，毫无疑问，此说的谬误程度不亚于参战者只有数人未受伤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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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战似乎肯定是一场骑士之间的战斗，地位最高的领主在最前方交手。北面边区藩侯乌多（Margrave Udo of the North March）挥剑重创表亲施瓦本公爵鲁道夫（Duke Rudolf of Swabia）头部——后者反对亨利四世，自称国王——多亏头盔结实鲁道夫才捡了一条命，而且据说他被打得遍体鳞伤。王师帐下的巴伐利亚藩侯恩斯特（Margrave Ernst of Bavaria）重伤身亡。在萨克森一边，苏普伦堡伯爵格布哈德（Count Gebhard of Supplinburg）身亡，他的儿子是后来的洛泰尔皇帝。我们不清楚在皇帝一边有没有步兵上阵。根据兰贝特的说法，在战斗期间萨克森步兵留在营中。这应该不是萨克森人的本意——除非这些“步兵”只是辎重队，否则为什么要把他们带上战场呢？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骑兵冲了上去，而且胜负决出得太快了。布鲁诺记载道，在战斗打响前一大批萨克森军就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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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曾认为，惨遭屠戮的步兵是被征召来的农民。《萨克森战争之歌》（carmen de bello Saxonico, M.G.SS.，15.2.1231）详尽描绘了萨克森骑士是如何打动了老百姓，让他们参军；而老百姓又是如何被尚武精神所感染，农夫和牧羊人都将生产工具改造成武器，抛下自家田地上战场。但按照兰贝特的记载，萨克森人在御前军事会议上被描述为一群不好战的人：“一群无能的乌合之众，习惯种地，不会打仗。他们之所以违背自身的习俗和传统参战，并非是受尚武精神的鼓动，而是因为害怕领主。”（“vulgus ineptum, agriculturae pocius quam militiac assuetum, quod non animo militari sed principum terrore coactum, contra mores et instituta sua in aciem processis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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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些记载，但萨克森领主要带着民兵打野战一事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萨克森战争之歌》是一部满篇编故事的诗歌作品。这一点在结尾处尤其明显，其中描绘了取胜后的国王如何蹂躏整个萨克森，夺取城镇和城堡。萨克森人几乎被洗劫一空——“房屋、牲畜或财产”（domus aut pecus aut res）。事实上，国王率领大军从哈尔茨向东进发，最远只到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接下来他带着少数随从去了戈斯拉尔（Goslar），但7月1日就掉头返回了。3如果按类似的方式给大规模征兵的记载榨一榨水分，那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解读：除了骑士，萨克森领主还带了一批用得上的人。但尤其重要的是，为了加强兵力，他们或强征或招募了数目超乎寻常的步兵，为这些并未证明自身能力的人提供装备并将其带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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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贝特声称，当地地形不允许国王的全体部队同时发起进攻，因此各单位是一个接一个排列的，其中国王在第五梯队，波希米亚军在末尾。无疑应该否定此说，因为温斯特鲁特河以南的地形并不会妨碍骑兵单位部署为宽阔的正面。这一描述可能是基于对行军序列的记述。赖谢瑙修道院修士贝特霍尔德（Berthold of Reichenau）在报告（M.G.SS.，V）中说萨克森阵亡者有8000人，这当然是不经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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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与反王鲁道夫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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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亨利四世在意大利与教宗额我略七世寻求和解到卡诺莎（Canossa）城堡悔罪的机会，反对他的德意志诸侯聚会于法兰克尼亚的福希海姆（Forchheim），并将国王的姐夫（或妹夫）施瓦本公爵鲁道夫选为国王（1077年3月15日）。但是，恢复教藉的亨利刚回到德意志，大批伯爵和主教就加入了他，以至于鲁道夫不得不立即退出南德意志，与萨克森人联合起来。萨克森人对国王怀有旧恨，他们鼓起精神，支持鲁道夫。尽管占决定性多数的巴伐利亚人、施瓦本人和法兰克人支持国王，但这些贵族不愿意立即追随国王参战与篡位者一决胜负，而希望通过和平协议来解决王位争端。无论和平协议的条件如何，鲁道夫肯定要放弃对王位的主张，于是他集结全军和一支萨克森部队向内卡河进发，途中还有策林根家族的巴伐利亚公爵韦尔夫（Welf of Bavaria）和克恩滕公爵贝特霍尔德（Berthold of Kärnten）加入。尽管有援军相助，他的力量还是不足以迫使亨利决战。他不得不撤军，冬天和来年春天他在谈判中度过，打了几次草谷，有几座城堡被围攻了。直到仲夏鲁道夫才第二次尝试一战决胜，而且又是带着萨克森人启程，途中得到南德意志公爵们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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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利希施塔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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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年8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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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一路要穿过图林根，韦尔夫和贝特霍尔德两位公爵麾下的施瓦本军则集结于莱茵河与内卡河之间。但这一次，亨利国王也有一支足够庞大的军队。他迎面向萨克森人推进，两军在图林根与法兰克尼亚边界处的梅尔利希施塔特（Melrichstadt）附近相遇。根据布鲁诺的详尽记述（贝特霍尔德的记载是混乱不堪的无稽之谈），这是一场纯粹的骑士间的战斗，双方都有一部分人取胜，另一部分人败逃。这种情况在好几次战斗中都发生过，但骑士之间的战斗有一点特别重要：骑士一旦开始逃跑就不可能拦得住。哪怕是纪律严明的骑兵也很难做到，骑士就更难做到了，不仅有心理上的原因，更因为骑士不可能通过阻击行动来辨清形势，重整旗鼓。除了极特殊的情形，骑士是不能打防御战的。面对进逼的敌军，他们要么迎战，要么撤退。在承认梅尔利希施塔特会战失败并屈膝投降的萨克森人中就有鲁道夫国王。他是公认的勇士。事实上，他并没有战败，因为他的对手亨利也逃离了战场，而且由腓特烈行宫伯爵统率的一支萨克森部队最后占据了战场的主导权。尽管如此，鲁道夫还是一路退回了萨克森。他手下的一些诸侯在途中被农民劫杀，还有的被俘后交给了亨利国王。就连取胜的腓特烈行宫伯爵手下的萨克森部队也只能是拿上战利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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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一份文献《普尔德年鉴》（Pöhlder Annals）记载，鲁道夫国王发现自己在己方取胜前就逃跑一事后郁郁而终，此说或有确切依据。4尽管亨利国王仗打输了，但他似乎达成了将两支敌军分隔开来的战略目标。现在，我们的预期是他会转向施瓦本军，特别是波希米亚公爵率领生力军前来与他会合了。然而，不管是因为手下败逃的骑士一路跑回了老家，还是有其他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亨利刚开始的行动只是去了一趟巴伐利亚。到了10月份，他终于在那里集结了一支新的军队，目标是毁掉敌方在施瓦本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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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骑士战斗的特点。我们不能像吉泽布雷希特（Giesebrecht）那样一带而过，他说亨利之所以撤军，是因为亨利不这样的话就会被夹在两支敌军之间。萨克森人毕竟已经撤走了，而且就算他们很快去而复返，国王在这段时间内也能击败两位南德意志的公爵。弗洛托（Floto）的《亨利四世传》（Leben Heinrichs IV）同样与真相离得很远。他说国王不能追击萨克森军的原因在于，先前在内卡河畔击败民兵的南德军会追赶他。这正中国王的下怀——追击萨克森人时，国王随时可以转身迎战。亨利的做法绝不能用战略原因来解释。除非有我们一无所知的其他原因发挥了作用，否则正确的解释只能在骑士军队的性质中寻找：哪怕只是打了半场败仗，亨利的部队却已经打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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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拉希海姆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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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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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尔利希施塔特的战斗对双方都没有立即带来结果，但最终占据上风的是亨利四世国王。因为鲁道夫的力量显然不足以采取战略攻势，而且这场争斗也不能通过谈判解决。这两点说服了国王的拥护者们，他们现在愿意向国王提供他足以采取攻势的支持。他甚至发动了一场冬季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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