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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和11世纪，拜占庭帝国国势再兴。保加利亚人被一劳永逸地击败了。巴西尔二世（Basil II，1025年去世）剜掉了所有战俘——据说有1.5万人——的眼睛，每百人中留一人只挖一只眼睛，让他领着其他人回家。当这群可怜人被带到君主面前时，他一下子晕了过去，两天后就死了。拜占庭帝国从哈里发手中夺回了奇里乞亚和安条克，亚美尼亚也被并入帝国。当时的帝国西起亚得里亚海，东越幼发拉底河。我认为，这次拜占庭帝国国运转盛与货币经济再次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有关。我们又看到了许多征收税赋的记载，11税收让招募雇佣兵成了可能。尽管位于欧洲的西部省份仍然在征收只能用于本地的实物税，但在亚洲，税款又可以转运到中央金库中了。12但是，比内地的些微变迁更重要的是敌人方面的变化。保加利亚人逐渐失去了蛮勇之气，另一侧的阿拉伯人也是如此。而当形势发生变化，新的敌人出现时，拜占庭帝国的中兴马上就结束了。在东边，帝国惨遭塞尔柱突厥人打击；在西边，帝国为抵御诺曼人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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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看来，我们对拜占庭军制是非常了解的，因为有一系列详尽系统介绍各时期帝国军事制度的著作，还有许多时人写时事的详细战争或会战记述。莫里斯皇帝（602年去世）和人称“哲学家”的利奥六世皇帝（911年去世）留下了详尽而成体系的著作，尼基弗鲁斯·福卡斯（960年去世）则留下了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但我们研究得越深，就越会怀疑这些著作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在研究古代史时就发现，古典时代流传下来的成体系的理论性著作绝对不是可靠的历史文献。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是，上述作者依然在复述着各种关于马其顿方阵的理论，仿佛从来没听说过罗马军团及其战术似的。然而，不只是这些记载，李维对古罗马支队战术的描述、撒路斯提乌斯（Sallust）对征兵方式的描述，还有一大部分韦格蒂乌斯的文字要么是离谱的误解，要么是纯粹的臆想。拜占庭的情况也一样。进一步考察会发现，不同著作之间互相矛盾的。这些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材料不能视为对实际做法的记录，而是毫无真实依据的臆想和理论，是复述和阐发当年亚历山大学派对马其顿方阵的理论总结。16世纪拿骚的威廉·路易（William Louis of Nassau）[39]和17世纪的蒙泰库克利（Montecuccoli）[40]都借鉴了利奥皇帝《战术》一书的许多内容，18世纪的利涅领主（prince of Ligne）将这本书和腓特烈大王的条令编成一本集子给手下的将军看，还说利奥和腓特烈都比恺撒厉害，因为恺撒只是立下了榜样，其余两人则总结了条令。13我们已经看到，利奥皇帝完全配不上这样的夸赞。韦格蒂乌斯的名声也是同理，此人的见识其实非常有限。（参见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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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的战争和会战记述——例如布林尼乌斯（Bryennios）[41]和安娜·科穆宁（Anna Komnena）[42]——同样荒诞到了极点，但通过比较印证，我们还是足以确定一个事实：与西方一样，罗马军团那样有纪律的步兵在希腊帝国也是不存在的。不管是西方还是东方，军队的中坚力量都是数量相当有限的重装骑兵。尼基弗鲁斯·福卡斯的一句话可以用来衡量其他一切相关证词：“一名统帅只要有五六千名重装骑兵和上帝的援手就圆满了。”此语与历史证据是相符的，只要我们通过严格考证就能排除掉一切无法确证的记载。尼基弗鲁斯·波顿尼亚茨在描述米海尔三世皇帝（Emperor Michael III，1071-1078）组建长生军一事时也说过，长生军的主要训练内容是运用武器和骑马的技艺。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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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军队和西方军队的第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外来蛮族雇佣兵在东方发挥的作用要大得多，而西方军队是用自己人打仗的；另一个区别是，弓骑兵和重装骑兵在东方军队中的比例相当大。1071年拜占庭军队在曼奇科特（Manzikert）被塞尔柱突厥人打败后，本土军人的地位大大下降，帝国几乎完全依赖异族雇佣兵。雇佣兵也失败了，君士坦丁堡便落入十字军手中（1204年）。希腊帝国光复后，旧的军事制度随之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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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希腊帝国借以保全自身千年之久的军事力量基本上与3世纪后的罗马军队，以及查士丁尼征讨哥特人所用的军队是一样的。尽管有内斗和宗教争端，尽管兵变、宫廷政变、叛乱不断，尽管面临着四面八方的危险敌人——巴尔干半岛有保加利亚人（匈人），来自亚洲的穆斯林早在654年就第一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但帝国不仅坚持了下来，甚至多次取得大胜，还一度向东边扩展到了古罗马帝国的边界——底格里斯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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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为什么旧帝国西部的拉丁部分没有挡住蛮族，最终被蛮族统治，而东部的希腊部分则表现出了更强的生命力和韧性呢？说希腊部分由于组织更完善，因此在政治和军事上优于罗马地区的看法是无稽之谈。毫无疑问，拜占庭贵族豪门不时会出现卓越的战士，他们率领部下——不管是封建征召军人还是蛮族雇佣兵——创下英雄伟业。这些家族本身无疑也是有部分蛮族血统的，然后率先在拜占庭高雅了起来，正如亚历山大大帝时代以来，希腊世界愈发成为一个采用希腊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的民族混合体。但这种情况在拉丁化的西部地区可能还要更厉害，因此，东西方的差别不可能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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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移植到希腊人土地上的东罗马帝国国祚长久的首要原因在地理方面，也就是君士坦丁堡无与伦比的军事区位。罗马是一座建在中等河流旁边的内陆城市，承受不住兵力稍多的军队发起的奋勇攻击。皇帝们有时会离开罗马城，驻跸于更安全的拉文纳。君士坦丁堡则雄立于海涛之侧，三面环水，哪怕是面对兵力大得多的敌人，却几乎不可能攻破。援军和补给可以从两个方向运达，敌人很难封锁。如果罗马成了全世界的首都，那不是因为它有经济优势——它没有多少经济优势——而是通过政治和战争。因此，当罗马城不再是四方朝贡的都城时，就失去了自然资源的援助。君士坦丁堡是世界贸易体系中重要陆路和水路的交汇点，不只是一座都城，本身就有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防守。616年希拉克略皇帝在位期间，波斯人围攻过君士坦丁堡，没有成功；626年的阿瓦尔人，654年、667年、672年、717年、739年的阿拉伯人，764年的保加尔人，780年、798年的阿拉伯人，811年、820年的斯拉夫人，866年的罗斯人，914年的保加尔人，也围攻过君士坦丁堡，但都失败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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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君士坦丁堡被各路蛮族攻陷过，或者在700年前后落入穆斯林之手，就像当年罗马城被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夺取一样，那就意味着东罗马帝国的末日，就像西罗马帝国一样。但正因为帝都挡住了所有攻击，它才一次又一次地成为帝国收复故土的大本营。而当敌人暴露出弱点时，帝都甚至可以让帝国重新走向胜利与征服。拜占庭的历史无疑是世界史中最令人惊叹的兴衰交替历程。周边蛮族一次次横扫帝国，侵略劫掳，直抵京畿，他们有的来自北方，有的来自多瑙河以外，有的来自东方的阿拉伯地区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将小亚细亚整个打穿，还有跨海而来的各路海盗。这些战争消灭了大量人口，土地遂由蛮族所有。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当年立身于巴尔干半岛，其村庄南至伯罗奔尼撒，但帝国还是存活了下来，最后甚至将移民吸纳到了自己的机体和组织中，就是因为有君士坦丁堡坚守、维护和传承着古老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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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识的一个反例是，君士坦丁堡在1204年曾被十字军攻陷。但东罗马帝国坚持了下来，而且在半个世纪之后，地方势力将帝都夺了回来，从而复兴了古典意义上的帝国。但从两方面来看，这段插曲都可以视为例外情形。1204年的君士坦丁堡几乎是不设防的——内部陷入分裂，篡位者接连上台和垮台，谁都不能从地方引入援军。但十字军本身就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与威尼斯舰队联合，从海路封锁了城市。于是，尽管有种种天然优势，君士坦丁堡还是陷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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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势力坚持反抗，最终赶走敌人并不是因为希腊人在民族精神或军事素养方面更强，而一部分是宗教原因，另一部分是十字军本身性质的原因。如果征服君士坦丁堡的法兰克人还是蛮族异教徒，他们或许会一直统治这座城市。与西方人一样，希腊人会适应他们的统治，同时将征服者吸纳到自己的文化和教会中。但十字军遵照教宗额我略七世的精神，不仅将军事力量强加于希腊人身上，也将罗马教会强加于希腊人。若要服从罗马教会，希腊人就必须彻底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他们从宗教斗争中汲取了强韧的反抗力量，加上法兰克人早就失去了民族大迁徙时期日耳曼部落骨子里的剽悍，要应付希腊人的反抗更是难上加难。当然，十字军刚来时有威尼斯这个盟友，实力举足轻重。但十字军取胜后将一位佛兰德地区的伯爵立为统治者时，伯爵手头只有十字军的一小部分。威尼斯人独占被征服的帝国土地的八分之三，大封建主获得了大片土地，两方都不服从号令。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皇帝对手下骑士的统治力，与当年克洛维及其继承者对法兰克人的统治力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来自西方的征服者尽管占有帝都，最终还是被迫撤出希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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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8 阿拉伯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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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人将蛮族骑手纳入麾下并组建的骑兵部队中，很早就包含了阿拉伯人，也就是撒拉逊人。在克拉苏征讨帕提亚的战役中，一位阿拉伯首领就发挥了一定的作用。378年，瓦伦斯皇帝从东方带来对抗哥特人的就是阿拉伯骑兵，不过，他们在阿德里安堡被日耳曼人的冲锋打败，这预兆了后世的多场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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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待日耳曼人一样，罗马人一开始想要降服阿拉伯人。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埃及总督埃利乌斯·加卢斯（Aelius Gallus）出兵征讨阿拉伯人（公元前26年至25年）并夺取了一座大城镇，但因饥饿和疾病而损失惨重，于是罗马人再也没有在这个方向采取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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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西边的日耳曼人一样，阿拉伯人是作为雇佣兵被带入文明世界的，尤其是在查士丁尼前后罗马人与波斯人交战期间。最终，阿拉伯人决定要自己掌权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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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过程与日耳曼人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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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战士精神，日耳曼人什么都没有，也什么都没带来。他们成为文明世界霸主时还是纯粹的野蛮人，在此期间对文明世界造成了很大的破坏。而阿拉伯人长期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野蛮好战的游牧民，也就是沙漠中的贝都因人；一类是文化水准颇高的城市商人。将两类人团结起来的是共同的民族、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宗教文化；为了缓和与驾驭贝都因人的敌意和凶狠性情，精明的麦加商人无疑会有意地扶持宗教。2犹太教和基督教造成了影响，并激发了他们的宗教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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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将这些成分与倾向整合为一个政治-宗教统一体。伊斯兰教不是基督教那样的宗教，而是以宗教力量为根基的民族性政治-军事组织。为了方便比较并认清两者的根本区别，我要打个比方：穆罕默德就好比身份是先知的阿米尼乌斯，将所有日耳曼部族统一在自己的领导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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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士、民族领袖和先知，穆罕默德从阿拉伯世界中一下子组织起了一支力量，以势不可挡的威力横扫了左右两侧——属于罗马的叙利亚和埃及，以及仍然在与罗马打拉锯战的波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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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落入日耳曼人手中的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古典文化在基督教会中保留了下来，而且西部形成了日益极端化的两极格局：一边是独立的教会；一边是独立的列国。教会和国家在伊斯兰教中是同一的：先知和他的继承者哈里发（代理人）既是精神领袖，也是世俗统治者；既是神意的解释者，也是军事统帅。贝都因人的军事实力长期以来为世人知晓和畏惧，命运（kismet）和天堂的教义更使其威力倍增，同时安拉的权威又确保了人们服从军令。就连虔信者都说：“最好的教理就是持剑助神。”3劫掠成性的贝都因人也乐于顺从一个将文明世界的财富撒到自己大腿上的精神权威。这个精神权威为沙漠之子固有的战斗威力加上了纪律的要素，竟能达到禁止战士饮酒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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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阿拉伯军制的文献——尽管它出自14世纪，但仍然可以追溯古老的传统4——这样描述信士的顺从（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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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本·伊沙克（Ibn Ishâk）在《战记》中写道：神遣者要离开卡夫拉谷（Wâdil Cafrâ），听说古莱什部落的人正要来攻打他，便向众人征求意见。阿布·伯克尔（Abu Bekr）先说了一番漂亮的话，接着是奥马尔（Omar），也讲得不错，接着米克达德·本阿姆罗（el-Mikdâd ben Amr）起身发言：“啊，神的使者啊！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我们都跟着你。我们不会像以色列的子孙那样说，‘去吧，你和你的军队，去打吧。我们要留下来’。我们会说，‘去吧，你和你的军队，去打吧，我们会与你和你的军队并肩战斗’。以遣你来的神的名义，如果你要我们一同去比尔德季马德（Birk el-Gimâd），我们就同你一路打过去，直到你到那里。”神遣者答道：“说得好！”并祝福了他。接着，他转身说道：“你们也是，向我建言吧。”他指的是辅士（Ancâr，投奔穆罕默德的麦加市民），因为他们人数很多。接着，赛义德·穆艾德思（Sa’d ben Mu’âds）说：“神遣者啊，你说的好像是我们。”“当然。”他答道。赛义德接着说：“我们信奉你，相信你对我们的一切教诲都是真理。作为回报，我们发誓听从你，顺从你，这是确认过的。所以去吧，神遣者，不管你受命要去哪里，我们都会跟随你。以遣你来的神的名义，如果你要我们追随你渡海，我们会和你一起跳进去，没有一个人会不跳。如果你要我们明天就迎敌，我们绝无异议。我们在战争中是坚定的，在战斗中是可靠的。神也许会通过我们向你展现让你喜悦的事物。那么，与我们一同进发吧，在神的祝福下。”神遣者对赛义德的发言表示满意，话语里激情澎湃：“起来！将好消息传开，因为神已经许诺我两派一心。以神的名义！我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的人广布四方。”奥马尔说：“以掌握着我生命的人的名义，他们绝对会将敌人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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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穆罕默德之前，阿拉伯人像日耳曼人一样被分成许多部落，甚至比日耳曼人的还要多，因为随着城镇的发展，部落中还产生了社会阶层对立。先知凭借自己的制度将所有部落和阶层结合为紧密的统一体，由此不仅带来了强大的内聚力，还创造出一个极其庞大的协作集团。日耳曼部族从来没有合作过，我们还知道横扫罗马帝国的哥特人、勃艮第人和汪达尔人的军队人数是非常少的。与日耳曼地区一样，阿拉伯人口稀疏，但如今这片广大地域上的所有部落和阶层都紧密团结起来，组成了一支由一人掌握的军事力量。据说，穆罕默德于630年亲自率领3万人征讨拜占庭帝国，但这支军队在边境停了下来，没有取得任何成果。5阿布·伯克尔[43]的统帅哈立德（Chalid）率领1.8万人征讨波斯。6在636年被波斯人击败的桥上会战（Bridge Battle）中，阿拉伯人据说只有1万人。7哪怕是在637年击败波斯的卡德西亚（Kadesia）决战中，根据“最古老、最可靠的文献”8，阿拉伯人也只有0.9万到1万人；稍后的贾柏莱（Dschabula）会战中是1.2万人。9从查士丁尼征战史中常见的兵力规模判断，这些数字并非不可思议。在攻陷泰西封后有6万人分到战利品的事实也没有否定这些数字。卡德西亚会战后确实有援军抵达，但我们首先就要怀疑指挥官在上报战果时会远远超出真实情况。从我们对十六七世纪德意志雇佣兵队长的了解来判断，这些极其贪婪的贝都因人报上去的数字大概夸大了3倍到4倍。尽管如此，按照最近的学者的看法，击败波斯的阿拉伯军队可能不止1万到1.2万人。但我们必须特别考虑一个事实：并非所有穆斯林军队都在境外作战，还有兵力相当或更多的军队正在叙利亚与希腊人打仗。634年，在耶路撒冷以南发生的艾德沙那迪恩（Adschnadein）会战中，阿拉伯人第一次击败希腊人，据当时记载有2.5万至3万人，尽管这个估算数字当然是不确切的。10为了确保优势兵力，他们从幼发拉底河前线调来正与波斯人对战的3000名骑兵，这批人自带淡水，穿过沙漠赶了过来。即便这个数字有点太高了——从远方调来3000名骑兵一事就是证据——但希腊帝国早就没有能力在任何地点投入对等数量的兵力了。回想当年查士丁尼之所以能派贝利撒留率领1.5万人征讨汪达尔人和哥特人，只是因为他能与波斯长期维持和平。阿拉伯文献中反复提到希腊人和波斯人占有极大的数量优势，数十万大军被打败，丧命于信士的剑下。11当然，这些记载与古希腊人讲波斯大军被米提亚德、保萨尼亚斯和亚历山大打败是一个道理。事实上，在这些战例中，占据数量优势的总是胜利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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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将好战的沙漠部落全部收服，拥有了取之不竭的兵员，能够同时向四方派出多于敌人的兵力。他们不是一不发饷就哗变的雇佣兵，而是神的勇士。为了在征服的土地上获得最丰厚的报偿，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忍受匮乏和自我约束。因此，他们能够穿越荒凉的的黎波里去征服迦太基和整个北非，最后将西班牙也拿下，直到卢瓦尔河才遇到打败他们的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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