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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要求十字军解放圣墓，却不要求他们一直在巴勒斯坦保卫它。一小批人愿意留下来，因此十字军东征也具有殖民活动的一面，但他们被穆斯林所包围，分散地控制着从埃德萨（Edessa，今土耳其东南部的乌尔法）到耶路撒冷的几块区域。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只是因为西方不时有生力军长途跋涉而来，能支撑一时是一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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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5年间西方一次次派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兵力为多少这个基本问题，与先前恺撒高卢军团和民族大迁徙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有两组彼此矛盾的数字：一组数字显示，十字军兵力多达数十万；另一组数字显示，在圣地战斗的只有几千人，其中骑士只有几百人，有时甚至总共不过几百人。汉斯·雅恩（Hans Jahn）有一本有关中世纪军队的专著，对十字军做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十字军的兵力是相当小的，与同一本书中的其他结论相符。1当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于1881年出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Geschichte des ersten Kreuzzuges）第2版时，他认为自己除了复述文献中给出的数字外没有别的办法，却完全没有考证其可信度。但是，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文献记载，十字军10万人“有锁子甲和头盔护体”（loricis et galeis muniti），共有60万“能战之士”（ad bellum valentium），还有无数非武装人员（富尔彻，Fulcher）或30万“战士”（pugnatorum，埃克哈德）。当从安条克突围时，据说十字军还有15万战士（bellatorum，奥德利克）。当我读到这支大军在多里莱乌姆（Dorylaeum）会战前在一日内通过了一座桥，然后还走了一段路时，我真是吃惊了。在一篇发表于《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47（1882）：423]的文章中，我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估计，这支军队最多只有10.5万人，其中约有1.5万人是真正的战士。为谨慎起见，我当时补充说，这个最大估计值并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朝圣大军的总兵力为6万人左右，其中1万人为全副武装的战士。现在看来，就连这无疑也是太高了，尤其是6万人的数字，1万的数字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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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黑尔曼（Otto Heermann）写于马尔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军队在东方的战争活动》（“Die Gefechtsführung abendländischer Heere im Orient in der Epoche des ersten Kreuzzuges”）（1887年）中就指出（第102页），一场在巴勒斯坦的会战投入的骑兵数目最多为1200人，步兵数目最多为9000人[1099年8月12日的阿什凯伦（Ascalon）会战]。战事结束后，基督徒的总兵力缩水到了260名骑兵和900名下马骑士，而且集结难度非常大。有三次会战提到有700名骑兵，一次1100名；相应的步兵数目分别为2000名和3000名。有一次文献记载的总兵力是8000人[1123年的阿什杜德（Ashdod）会战]，我怀疑这个数字可能是极大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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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凭借恺撒本人对厄波隆尼人的评论，他笔下的几十万高卢大军就可以丢掉了一样（第1卷），凭借这些数字，我们先前读到的几十万大军就都可以丢掉了。如果几百个骑士就能守住圣地，那么征服圣地的骑士肯定也只有几千人。但是，按照我们先前的认识，几千人这个数字与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军队，与查理曼的军队，与蹂躏欧洲大地最终占据塞纳河下游、英格兰和那不勒斯的诺曼军队是完全相符的。基督徒军队规模小，对手的兵力也不大。拜占庭已经失去了尚武精神。在哈里发国，阿拉伯人早就放弃了最初的蛮勇，哈里发沦落为象征性的宗教领袖，实权都在塞尔柱或库尔德酋长手中，而酋长手下的军事单位代表着一个高居于不好战的大众之上的阶层，其规模与西方的骑士阶层一样小。基督徒作者笔下的异教徒大军源于追求名望的幻想，正如他们笔下庞大的基督徒朝圣者队伍源于宗教热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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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战士数量很少，以至于在没有新的十字军东征从西方带来生力军时，叙利亚和埃及的穆斯林肯定要强大得多。因此，要不是基督徒能从专门的骑士团组织——先有圣殿骑士团和圣约翰骑士团，后有条顿骑士团——持续获得有分量的支援，基督徒无疑是坚持不了那么长时间的。圣殿骑士会规的前言中写道，世俗的骑士们以烧杀掳掠为能事，雨果·冯·帕扬（Hugo von Payens）创办的骑士团（1118年）则发愿服务教会与正义，传播真正的信仰，愿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上帝。1125年，亲历骑士团创建过程的明谷修道院长贝尔纳（Bernard de Clairvaux）这样描述圣殿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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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在故乡还是战场，他们都不缺少良好的纪律，以其服从性而饱受赞誉。他们东来西往，俱从大团长号令；身穿大团长发给他们的衣物，从不羡慕别人的衣物或饮食。他们衣食从不过分，只以满足基本需求为限。他们过着喜乐平和的集体生活，不蓄妻子，也没有私产，奉行教规圆满无缺，一室一心，用心维护团体的和谐，同一颗心、同一个灵魂仿佛同等地寄寓在所有人身上。他们从不呆坐，从无旁骛。在与异教徒交战的少数间隙，他们总是在修补损坏或磨损的衣物和武器，以免白吃面包。他们不下棋，反对打猎和驯鹰这两种别处流行的消遣方式。他们痛恨骗子、打油诗人、各种情歌，痛恨世间一切行虚荣和愚蠢之事的人。他们开战时从不鲁莽，而是谨慎镇定，正如真正的以色列子孙。但是，只要战斗开始，他们就会坚决地杀入敌军中，敌人在他们眼里就是绵羊。哪怕人数很少，他们也不知畏惧为何物，相信万军之主会伸出援手。因此，他们常常能一人驱逐千人，两人驱逐万人。他们比绵羊还要柔顺，又比雄狮还要勇猛，如此罕见的结合让人不确定该如何称呼他们——修道士还是骑士。但是，这两个称呼他们都配得上，因为他们既有修道士的柔顺，又有骑士的勇猛。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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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在考察现实情形时要在多大程度上拒绝这样理想化的描绘，但修会形式的骑士团和他们的誓言仍然是一个了不起的现象。尽管在具体军事领域，他们并没有带来进步，但之后我们还会有许多机会关注他们和他们的作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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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70008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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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三篇 中世纪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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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种姓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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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迁徙既不意味着一个强健、自然质朴、拥有正直传统的民族更新了一个堕落衰朽的民族，也不意味着日耳曼自耕农取代了罗马依附农，而意味着以市政官职、财富和教育为基础的罗马贵族被目不识丁，以彻头彻尾的战士体制为依托的日耳曼贵族取代。这种贵族与塔西佗笔下原始日耳曼部落的大人（nobility）[45]没有多少关联；纵观法兰克帝国，只有墨洛温王朝还保留了早期的酋长阶层。新贵族最重要的根基是这样一些家族：他们通过国王赏赐和战争财获得了大片田产，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伯爵或伯爵副手掌握了政府大权。但在法兰克帝国中，这批新贵起初并不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种姓。在当时的法兰克文献中，“nobilis”和“ingenuus”都是指自由民，本质上就是法兰克人，或者说战士。一小撮新贵就是从众多社会经济地位底下的酋长当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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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克森人中，古老的日耳曼“大人”以不同于法兰克人的方式继续存在。当查理曼击败他们时，他们形成了一个悬隔于下层群体的种姓，以至于“nobility”一词在萨克森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在狭义的法兰克王国境内。但这只是过渡阶段，随着萨克森“大人”也承担起法兰克伯爵的职责，他们也具备了治民者的特征。1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巴伐利亚，一部分原有的“大人”家族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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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归根结底，贵族意义上的“nobility”并没有明确的定义，也没有得到法律认可的权能。从加洛林帝国整体来看，他们是由掌握宫廷高位和伯爵领地的大地主组成的。下层大人则与自由民合流。于是，“nobility”的概念逐渐失去价值和含义，不再是战士的同义词：一方面是因为越来越多非自由民具有了战士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由民放弃战士地位，变成了农民。直到11世纪为止，不管身份是自由民或非自由民，战士在日耳曼-罗马国家都是社会地位低下、经济困窘的一群人，换句话说，他们与广大普通市民农民阶层没有两样。一部分战士生活在国王、公爵、伯爵、主教和修道院长宫廷和府邸中，直接归领主调遣，或者戍守要塞；另一部分生活在乡下，靠封建制度下的小农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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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了这些关系，其中不仅笼统地提及战士阶层（militaris ordo）或骑兵阶层（equestris ordo）2，还区分普通战士（gregarii milites）和上级战士（primi milites）3，甚至会将战士分为一、二、三等。4尽管如此，这些词汇并不是专业术语，也不是法律概念。5我们甚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最底层都是非自由民：最底层肯定也有自由民，而非自由民中也有升至高位，荫及子孙，同时没有摆脱非自由民身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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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从下级战士阶层向上攀登的人都在靠近贵族身份——甚至可以说是掌权贵族。征服了英格兰、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诺曼人并不都是北欧血统，而是由来自于不同族源和依附于诺曼人组成核心的战士们。德意志国王在意大利权势的扩张为许多德意志骑士带来争取更高地位和更大产业的机会。在持续的东方殖民活动中，德意志人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统治者家族。法国人为十字军东征提供了最多的兵力，而这场行动同样包含殖民成分。西班牙人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向摩尔人所在地区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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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拥有大片田产的骑士非常少，现在依然如此。这里有一个证据：甚至在今天，旧德意志地区的骑士庄园数目也很少，绝大部分在殖民地区，或者按今天的叫法，是东易北河（Ostelbien）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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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骑士的持续扩张也提升了这个群体的社会地位。我们发现，过去只存在于事实层面的社会分化现在开始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了。过去变动的边界区域如今被界定为清晰的边界线。首先是上层“大人”形成了明确的分层，之后下层“大人”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这个过程从12世纪几乎一直持续到中世纪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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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寄居领主门下者，骑士阶层的经济基础都是封地。封地是不可世袭的，仅限附庸终身占有，领主去世时亦可收回（第2卷第四篇第4章）。但如果有合适的继承人，封地自然会传给他。从这种做法发展出一种世袭的主张，世袭的主张又越来越演变为一种世袭权利，于是巩固和提高了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康拉德二世传记的作者威博（Wipo）告诉我们，这位皇帝“不再褫夺先祖长期领有之封地，深得骑士（mmilitum）之心”。按照同样的思路，他在意大利正式颁布法律，规定封建领主不得将骑士封地分成生息或收租的地块（佃产），也不得对封地持有者提出超出常例的服役要求。骑士法庭的陪审团由地位相同的骑士组成，且有权向皇帝或行宫伯爵提出申诉。皇帝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可能与继子施瓦本公爵恩斯特（Duke Ernst）的连续反叛有关。因为施瓦本的附庸不听从公爵号令，皇帝在冲突期间一直占据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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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否认，”据说他们这样对公爵说，“我们明确发过效忠于你的誓言，除了那一个将我们赐予你的人以外，要为你对抗所有人。如果我们是国王也就是皇帝陛下的仆从，而他将我们赐予你，那我们就不能离弃你。但我们是自由人，认国王也就是皇帝陛下为我们的自由在地上的最高守护者，因此如果我们离弃他，我们就会失去自由，古人说，哪怕要赔上性命，勇者也绝不放弃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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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记载大概不是很可靠，因为勇者宁死也不放弃自由的说法引自撒路斯提乌斯的《喀提林阴谋》，施瓦本的伯爵和骑士们不可能了解这本书。但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也就是在封建国家的层级架构下，各个等级为彼此的地位和特权提供支持和担保。皇帝施政要咨询诸侯，诸侯施政要咨询骑士。这样一来，权力与自由就应当平衡。骑士对诸侯的权力发挥有限的影响，诸侯又对皇帝的权力发挥有限的影响。因此，维护骑士地位对皇帝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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