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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战败了，60名骑士被杀，76名被俘。斯特拉斯堡只损失一人，而且起初只是被俘，后来才被恼羞成怒的主教部队杀害的记载，与会战的整体性质太不相称，不可采纳。假如勇士主教手下的骑士果真预料到自己会阵亡，但还是“为了自己的荣誉”而杀入敌阵，那么被杀的60名骑士就不会去白白送死。此外，这场战斗时间并不短，因为主教的第一匹坐骑死后换了一匹，第二匹死后又换了一匹，最后才骑着第三匹逃离。对斯特拉斯堡人来说，打了胜仗不流血会减损他们的名声。虚假记载的原因无疑是文本写于事件发生一代人之后。斯特拉斯堡当地对此战的口述史中特别强调屠夫比尔格林（Bilgerin）的命运，言语间透着义愤，说敌军将毫发无伤的他抓了俘虏，然后将其杀害。故事将重点放在比尔格林身上，掩盖了其他被杀的人，于是他最后就成了唯一的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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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7 条顿骑士团征服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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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字军、教会和西欧的历史中，骑士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本书也经常提到他们。但他们的意义不在于，比如书写了战争艺术史上特殊的一页，或者产生了别具一格的作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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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或许会以为他们发下了服从的誓言，有严格的纪律，因此表现上会与同时代的通常状况有所不同。但我们到处都看不到不同。恰恰相反，骑士团的团规最清晰地体现了骑士开战和战斗方式的特征。骑士团中被视为战斗人员的真骑士一直都太少了，不足以开辟新的战法。他们的意义和成就源于组织，而组织的力量源于拉丁教会各国为圣地征战而不断输入的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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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骑士团中的一员，条顿骑士团，在一个地方取得了无比重要的长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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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用了整整三百年时间——或者从亨利一世算起，是200多年——才彻底征服和同化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弱小的斯拉夫部落。记住这漫长的时间，那么对于波兰人无力征服北边的异教徒邻居——维斯图拉河（Vistula）和梅默尔河（Memel）之间普鲁士人，最后只得召唤德意志的条顿骑士团来帮忙一事，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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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转折引发的不同寻常的建国和殖民史，我们的了解并不很准确。直到100年后才有彼得·杜斯贝格（Peter Dusburg）[108]以求实精神记录当时的情况。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条顿征服期间的基本军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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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征服高卢凭借的是常备军，常备军立于高卢中央，以万钧之力击败和镇压每一次反抗。骑士团没有常备军。它也没有查理曼那样由附庸组成的军队，可以像大帝那样在必要时发动远征，配合政略逐渐消磨和挫败萨克森人的反抗。在征服普鲁士，顺便占据利沃尼亚（Livonia）和库尔兰（Courland）[109]的时期，这支德意志骑士团的直属兵力非常少。直到成为三地的统治者之后，它才成为一股强大势力。奇怪的是，任何时期的骑士团成员数目在文献中都没有记载，因此无法确定。213世纪时肯定不过几百人，最多不超过1000人。骑士团的力量源于一个事实：骑士团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崇高思想，是教会与骑士的有机结合，而且作为教会和骑士的捍卫者，骑士团身后不仅有德意志，更有整个西方世界的支持。一边是教廷颁布通谕，发表布道鼓动十字军；一边是诸侯和骑士好战的天性和对冒险的渴望。这两个因素为骑士团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强大兵力，最终使之有能力完成了当年耗尽皇帝和国王的力量，吓得波兰不敢动手的功业。以耶路撒冷为目标的十字军东征没有带来长久的政治成功，但从这条大河中分出的流向波罗的海一角的小溪却结出硕果，对世界历史造成了延续至今的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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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们首先在维斯图拉河畔的波兰边境荒地建立了坚固的托伦城堡（Thorn）（1230年或1231年），接着顺维斯图拉河而下，建立了其他要塞：库尔姆（Kulm）、马林维尔德（Marienwerder）和埃尔宾（Elbing）（1237年）。之后，他们沿着弗里斯泻湖（Frisches Haff）东进，在岸边修建了拜尔加（Balga）（1239年）。有学者认为骑士团沿边境行动是为了包围普鲁士人，但这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从不曾计划由两个基地分别出发，采取协调一致的战略行动。决定性的因素是这些据点都邻水，彼此之间能保持联系，还能通过水路与德意志地区相连。他们一旦顺着诺加特河（Nogat）抵达波罗的海，就与德意志海港建立了联系；埃尔宾在一定程度上是吕贝克的殖民地。因为领地新发现的厄尔士山银矿而成为诸侯首富的迈森藩候亨利（Margrave Henry of Meissen）拜访过骑士团。在一次十字军征讨中，他为骑士团提供的“朝圣”号和“弗里德兰”号两艘战舰比他提供的骑士贡献还要大，让骑士团得以控制弗里斯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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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滨城堡出发，骑士团开始在内地修建堡垒，最重要的是雷登（Rheden）、巴尔滕斯坦因（Bartenstein）和勒塞尔（Rössel）。这种步步为营的策略——与查理曼征讨萨克森时完全不同——并不来自某条抽象的战略原则，而是与骑士团的特殊状况和强项相适应的。骑士团本身的实力不足以发起攻势，但十字军经常来到这里，而且常常是带着骑兵随从的大诸侯——迈森藩候、勃兰登堡藩候、图林根领主、不伦瑞克公爵（Duke of Braunschweig）、梅泽堡（Merseburg）的一位主教、安哈尔特（Anhalt）地区的一位诸侯。每一次援军都被用来打击异教徒，向内地推进一步，建立永备工事。骑士团就这样以城堡为基地依次征服了维斯图拉河沿岸的普鲁士人、波梅萨尼亚人（Pomesanians）、波吉萨尼亚人（Pogesanians）和厄莫兰人（Ermelanders）。据文献记载，1236年在索尔格河（Sirgune，又称“Sorge”）畔也有过一次战斗，但我们或许会怀疑它重不重要，乃至是否发生过。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是修建城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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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一切殖民征服活动中，决定性的因素往往不是通过突然袭击和欺骗敌人就能轻易成功的初次征服，而是有效地处理随之而来的起义。一旦被征服民族熟悉了外来的统治者及其带来的变化和压力，他们马上就会揭竿而起。1242年，征服后的第十二年，第一场大起义爆发并持续了11年，直到1253年才结束。骑士团不是凭借野战军和野战坚持下来的，而是因为普鲁士人打不下来坚固的据点，所以没能将骑士团赶走。远方的战士一次又一次前来援助骑士团，一起发动攻势，还帮助他们深入内地，在克里斯贝格（Christburg）修建了一座新的守备后勤基地。最后在教宗特使列日的雅各布（Jacob of Liège）的斡旋下，骑士团与部分起义军缔结和约（1249年2月7日），和约文本保存至今。后来冲突再次爆发，骑士团甚至在克鲁肯（Krücken）打了一场大败仗（1249年11月23日），54名骑士团成员被杀。但最后所有起义军还是接受了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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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团立即恢复了扩张活动。1254年，在奥托卡尔国王（Ki-ng Ottocar）亲自率领的一支波希米亚部队支持下，要塞柯尼斯堡（Königsberg）在普列戈尔河（Pregel）河口处建了起来。为了与库尔兰建立通路，骑士团之前就在库勒舍斯泻湖（Kurisches Haff）湖口处建立了梅默尔（梅默尔堡），在内陆建立了克罗伊茨堡（Kreuzburg）。接下来是库勒舍斯泻湖旁的拉比亚乌（Labiau）（它有可能是更晚才修建的），以及内地的普列戈尔河畔的威劳（Wehlau）。以上述及其他几处城堡为基地，骑士团完成了对东普鲁士的征服；那时当地的大部分居民已经不是真正的普鲁士人，而是立陶宛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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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后的1260年，当骑士团在杜尔班（Durban）大败于立陶宛（1260年7月13日），以利沃尼亚团长布尔夏德·冯·霍恩豪森（Burchard von Hornhausen）和元帅亨利·博特尔（Henry Botel）为首的150名骑士被杀后，第二次大起义爆发了。这一次，维斯图拉河沿岸的波梅萨尼亚区忠于骑士团，但内地的5个区——萨姆兰（Samland）、纳坦根、厄莫兰、波吉萨尼亚、巴尔滕——都起事了，起义军有完善的计划，也选出了头领或者叫公爵，领导人民坚定斗争了15年。与早年在罗马城生活的阿米尼乌斯一样，这些头领中的一位——纳坦根的亨利·蒙特曾在马格德堡受过教育，就连他的基督教名字很可能也是在那里取的。普鲁士人在正面作战中频频占据上风，尤其是在勒包（Löbau）一举全歼基督徒的军队，击杀副团长黑尔梅里希（Helmerich）和40名骑士团成员（1263年7月13日）。总体来说，两边交战的方式是不断出兵烧杀抢掠，普鲁士人一度兵临托伦城下，还毁掉了马林维尔德城。但与上次一样，最终决定胜负的还是对城堡的争夺。除克里斯贝格以外的全部内陆要塞都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尽管普鲁士人从敌人那里学到了一些攻城器械的用法，但攻城能力还是很弱。然而，通过在骑士团城堡外修建工事，轮流派兵驻守，封锁内外交通的手段，普鲁士人成功用饥饿将敌人赶出了城。正如当年阿里索要塞内的罗马守军和瓦卢斯残部曾面对日耳曼人在城内坚守数月，等到粮草耗尽又悄悄出城，行军90英里（约145千米）抵达莱茵河一样，普鲁士要塞的骑士团守军最后引开围城军的注意力，秘密撤走，这才保住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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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伊斯贝格（Heilsberg）和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的守军以这种方式逃回埃尔宾，魏伊堡（Wiesenburg，拉斯滕堡以北）的守军穿越荒野逃回波兰或萨森（Sassen）。发现他们要跑，巴尔滕头领迪万（Diwan）便带着13人，骑着专门为长途行动备好的马匹追了上去。他们最后追上了，但他本人在打斗时受伤，其他人就不再追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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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伊茨堡守军的运气就没有那么好了，他们趁夜逃跑时被发现并被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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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滕斯坦因在封锁下坚持到第四年，最后形势极其危急，其守军只有秘密逃亡才能活命。他们为逃亡做了巧妙的准备，数日间躲在墙内一声不出，好让普鲁士人以为城堡已经被放弃了。普鲁士人靠近时突然遭到射击，退走时损失惨重。守军撤退时分为两股：一股去了40英里（约64千米）外的柯尼斯堡；一股去了70英里（约113千米）外的埃尔宾。一名眼盲腿瘸的骑士留守，定期在指定时刻敲钟，以此欺骗因为最近的损失而更加谨慎的敌人，让他们以为城内依然有人把守。等他们终于认定德意志人真的走了以后，后者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两股守军分别成功抵达柯尼斯堡和埃尔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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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述所有要塞，骑士团都无力救援。但是，梅默尔堡、柯尼斯堡、拜尔加、埃尔宾等邻水要塞都岿然不动。起义军不敢冒险接近托伦和库尔姆。拜尔加，特别是柯尼斯堡都遭到强大敌军的围攻。在柯尼斯堡，普鲁士人甚至试图在普列戈尔河上修桥以封锁河道，但骑士团毁掉了桥，给养和援军通过水道送入城内，最后甚至成功解围。有一次，于利希和贝格两位伯爵赶走了普鲁士人（1262年1月22日）。1265年，不伦瑞克公爵和图林根领主抵达柯尼斯堡，让骑士团得以从城内重新发起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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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起义的结束方式似乎与第一次类似；普鲁士人并没有被真正打败，而是在等待时机。两位酋长（或者称公爵）——纳坦根的亨利·蒙特和厄莫兰的格拉佩（Glappe）被骑士团欺骗抓获并处以绞刑，其中可能也有同族背叛的因素。另一位酋长——巴尔滕的迪万在围攻申塞城堡（Castle Schönsee）时被杀。普鲁士人意识到，尽管他们对征服者造成了那么大伤害，夺取和摧毁了那么多城镇、村庄、要塞并将居民杀害，但还是不能赶走敌人。于是，领地位于东南角的苏道恩部公爵斯库曼（Skumand, the duke of the Sudauens）在奋战多年，一度将战火烧到库尔姆地区后决定放弃。万念俱灰的他率部出走立陶宛，但之后又返回，放弃异教信仰，承认了骑士团的统治。其他酋长也是这样做的。1283年，托伦要塞建成后的第五十年，骑士团终于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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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会问：罗马人当年有没有可能以同样的方式统治日耳曼，并引入罗马的政治制度。罗马人与条顿骑士团的第一个不同点在于，前者的任务要艰巨得多。毕竟普鲁士比日耳曼尼亚小得多，而且就算日耳曼尼亚人口稀疏，普鲁士只会更稀疏。甚至最深入敌境的据点离大海和维斯图拉河这两个安全的基本盘也不太远。在整场斗争中，波兰人一直是骑士团的盟友。尽管波美拉尼亚公爵（dukes of Pomerania）有时与骑士团关系恶劣，与普鲁士人直接结盟，但凭借军事实力和外交手段——公爵已经是基督教文化圈的成员了，前来参加十字军征讨的各地诸侯会出手干预——公爵最终被安抚下来。如果我们将德意志，部分程度上还有波兰和整个西欧，用于征服普鲁士并使其基督教化的资源加起来，那么与普鲁士一隅相比当然就显得极为庞大了。我们不能忘记，这场斗争总共持续了53年，而恺撒只用8年时间就征服并平定了莱茵河以西的庞大高卢全境。通盘考虑下来，恺撒征服高卢那样高烈度的速战速决成本更低。骑士团做不到是因为实力不济，而且外界资源总是一滴一滴地流入。于是，罗马人为什么没有用骑士团的方法征服日耳曼尼亚呢？答案是：如果他们对日耳曼尼亚志在必得且愿意投入必要的资源，他们肯定会用恺撒的方法。罗马皇帝绝不会用耗费巨大的骑士团的方法。第一次失败后，他们会立即发动全面战争。但我们已经知道为什么全面开战在日尔曼尼库斯被召回后便不复可能，以及为什么日尔曼尼库斯被召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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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8 英格兰箭术与爱德华一世征服威尔士和苏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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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箭在中世纪早期战争中的重要性很不清晰，从文献中看不太出来，就算能看出来其说法也是犹豫和多变的。对于最早的日耳曼人，史料中基本没有提到弓箭（第2卷），但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哥特人和其他日耳曼部族又好像广泛使用弓箭，以至于韦格蒂乌斯会说罗马人败在日耳曼人的箭雨下（第2卷）。加洛林王朝的法令中有弓箭的规定，但同时期的记述中很少提到弓箭，而且德意志骑士肯定是几乎只用刀剑枪矛的。另一方面，诺曼人在黑斯廷斯会战中对弓箭的运用极其熟练。但十字军与突厥人打交道时发现对方的射手素质更高，于是仿照突厥人组建了弓骑兵。我们知道撒拉逊弓箭手是腓特烈二世皇帝在意大利的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根据文献记载，在腓特烈的儿子和孙子与安茹的查理交手并失败的历次会战中，射手并未发挥积极作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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