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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上述场景出自英雄史诗《法王腓力行传》，其中的个人因素或许不能太当真。但如果这些因素属实，那就更加说明当时步兵的弱势。一份编年史盛赞布拉班特佣兵，说他们的武艺和勇气与骑士相当（“pedites quidem, sed in scientia et virtute bellandi equitibus non inferiores”：“他们当然是步兵，但作战的见识和勇气不亚于骑士”）。然而，他们的行动纯粹是防御性的，而且尽管他们人数相当多，但任务不过是为几名骑士提供一定程度的保护。至于他们是直接被骑士击溃了，还是之前就被射手消耗过，我们只能略过不谈。要点在于：哪怕是这支在文献中被誉为精锐的部队，它在战斗中也不发挥任何独立、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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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上，我们大概不能把话说得这么满。我认为可以做这样的假定：上述情景只是战斗的最后一幕，仗已经打输了，战败方的士兵只是想临死前多杀几个人罢了。而在战斗的开头，他们完全有可能随骑士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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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文献的明确记载，奥托皇帝中军步兵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击退法国市镇派出的射手，从骑士中间冲将进去，直到腓力·奥古斯都国王面前，还把他从马上拉了下来。许多学者认为是步兵孤军深入，骑士止步不前，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而是步骑共同发起的总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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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豪森毫无真凭实据地认为，奥托的军队（包括英格兰人在内）兵力与法军大致相当，皇帝落败的首要原因是跋涉疲惫。但我不相信皇帝真的绕了一大圈，也不认可巴尔豪森主张的战斗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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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恩赫沃德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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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7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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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辛格（Usinger）在《德丹关系史》（Deutsch-dänische Gesc-hichte）（第428页）中整理了相关文献。有可信度的文献都完全看不出博恩赫沃德会战（Battle of Bornhöved）的经过。丹麦文献将丹麦国王瓦尔德马（Waldemar）的失败归咎于迪特马申人（Dithmarschen）的背叛，他们站在丹麦一边，却突然从背后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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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科尔纳（Hermann Korner）[125]和兰贝克（Lambeck）[126]的《汉堡史记》（Rerum Hamburgensium libri）（2.37）对此战的记载中颇有神话色彩：正当吕贝克市长发誓时，阳光突然照射得丹麦人目不能视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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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塞（Hasse）发表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历史杂志》[127]（Zeitschrift für Schleswig-Holsteinische Geschichte）第IIV卷的《博恩赫沃德会战》（“Die Schlacht bei Bornhöved”）一文没有得出任何军事方面的重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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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派托山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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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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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00名德意志骑兵的支持下，锡耶纳人在阿派托山会战（Battle of Monte Aperto）中打败了佛罗伦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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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的记述（3：3：289）可指摘之处甚多，特别是他根据文献得出佛罗伦萨一方有3万名步兵和3000名骑兵，这数字显然是太高了。随着战斗的进行，发挥作用最大的是分为4队，每队200人的德意志骑兵。要是敌军真有3.3万人，那么4支各200人的队伍是不可能决定整个战局的。文献中说佛罗伦萨一方有1万人被杀，1.1万人被俘，这肯定也是极大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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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认为步行作战的市民主要充当射手，这个观点可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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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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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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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蒙·德·蒙福尔为首的英格兰男爵击败了国王亨利三世。一同指挥王家军队的还有亨利之弟、曾被德意志人选为国王的康沃尔伯爵理查（Richard of Cornwallis）和亨利之子，即后来的国王爱德华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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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都有步兵和骑兵，但文献中未提到步兵发挥积极作用。此战似乎是一场骑兵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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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文献中夸大到无可救药的兵力数字——一边有4万人，一边有5万人（科勒认可这些数字，3：3：303）——奥曼（第415页）做了精彩的剖析并正确地予以驳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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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林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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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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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林堡伯爵继承权爆发了一场争执，形成两大对立联盟：一方以布拉班特公爵约翰为首；一方以科隆大主教齐格弗里德为首。两人是争夺下洛林主导权的老对手。战后不久，伊安·凡·黑吕（Ian van Heelu）为纪念胜利者布拉班特公爵而创作了一部韵体编年史，详尽描述了这场战争以及最终决定胜负的瓦林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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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在这场会战中发现了最了不起的战术现象。公爵的部分兵力（贝格伯爵的骑士）等到后面才参战这一事实被说成是最天才的将领也不过如此的壮举（第176页），还是一种后来进入德意志地区的战法的起点，因此愈加重要。当然，他在下一页就写到同样的事情在米雷和塔利亚科佐就发生过；再往下看几句还会发现，这种战法可以回溯到12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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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会战绝对没有什么新战法。由于骑士单位的一种机动方式和双方步兵采取的行动，它确有可观之处。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可能是：尽管有军旗战车坐镇，大主教的步兵还是没有守住阵脚，对面的科隆市民和山民则向着大主教骑士的侧后推进。但这一点尚不明晰，因为黑吕这唯一的详尽文献显然将聚光灯打在布拉班特公爵身上。理查德·雅恩（Richard Jahn）敏锐而细致地进行专门研究（1907年通过于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试图通过黑吕的诗句来建构会战的图景。但我还是不免怀疑，一场骑士战斗中怎么会有如此复杂的谋划和行动。即使作者从诗句中读出的“战术”可能有点过头了，但站在今人的角度，从战术视角出发尝试重构这场会战，详尽而富有时代气息地叙述了一场骑士战斗，无论如何是非常有价值的。雅恩的研究做得非常用心，对主题具有值得赞赏的了解和完整的把握。尽管我在前面提出了一些保留意见，但我衷心推荐学者以雅恩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和榜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够达到对中世纪战斗的更完整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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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吕说骑士分成了多个konroots，雅恩将其解释为真正意义上的骑兵中队编制。但由于骑士的观念与这样严整的阵形截然相悖，所以“konroots”应该并无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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