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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西会战10年后，爱德华三世之子——黑王子爱德华对法国人取得了一场非常类似的胜利。但是，我们首先要再次排除文献中给出的巨大数字。根据卡尔·兰珀（Karl Lampe）得到公认的专著8，英军有1600名至1800名骑士、2000名弓手和大量步兵；法军则有3000名骑士。凭借骑士数目的优势，法军向着正深入卢瓦尔河并劫掠两岸大片土地的黑王子前进。王子退到一处合适的地点才停下。国王犹豫要不要进攻，因为援军正在陆续赶到，而且他以为王子或许是粮草不济才被迫撤兵。和谈开始了。接着，王子佯装后撤，诱使法军前锋立即发起进攻，结果遭到英军箭雨袭击，又被英军骑士击退，逃窜过程中还将恐慌情绪传给了后方扎营的法军主力。为了挽救荣誉，约翰国王命令法军骑士下马步战。在抵抗了敌军很长一段时间的进攻后，国王和随从成了阶下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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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莫佩尔蒂会战（battle of Maupertuis）是黑王子精妙地挑起和实施的一场防守反击战。与法国封建骑士相比，英格兰佣兵（尽管有一半骑士征自加斯科涅）更听从统帅指挥。因此，法国人的全部勇气都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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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让库尔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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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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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略背景来看，阿让库尔会战（battle of Agincourt）比莫佩尔蒂会战更接近克雷西会战。这一次，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还是在诺曼底登陆，向弗兰德斯进发。法军再次试图阻止其渡过索姆河，并在河口处堵截成功，亨利被迫向上游多走了100多千米，来到一处河水拐向北流的地方，那里几乎已经到了河源。法军不得不绕着河弯走，英军则可以走较短的内线，赶在法军前面渡过了河。1346年，英军渡过索姆河后停下脚步，转身列阵等待追击的法军，从而发动了会战。1415年，法军沿着与英军平行的路线向北多走了五日路程，赶到前面堵住敌人去路，英军被迫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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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场会战的态势与克雷西恰好对调，从战术角度看更是极有意义。英军在克雷西采用的下马骑士与弓手混编战术的强项在于防守；但现在的问题是，该战术在攻势中何以成功？法军将阵地选在两片森林之间的狭窄地带，有记载称其宽度不超过500米。亨利五世似有犹豫，可能还摇摆了半天的时间，不知要不要冒险进攻。但他估计告诉自己，如果他试图绕过法军，法军会再次列阵于英军前方，或者攻击行军中的英军，同时法军的援军也会增加，所以最好立即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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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此战的首要任务是说明英军何以战胜英勇的法国骑士，即便英军这一次完全没有克雷西和莫佩尔蒂会战取胜的有利条件，而且包括法语文献在内的史料一致认为英军兵力远少于法军。前人论述都没有破解这个谜团。我的论述以弗里德里希·尼特（Friedrich Niethe）的专著为基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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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点是：我们是否要接受法军占据数量优势，而不认为英军兵力更多。当然，史料众口一词地记载，法军人数大得多，但就连我们掌握的法语文献也对战败方也不是友好，而是敌视的态度。没有任何记载是代表奥尔良派（或阿马尼亚克派）的观点，所有文献都来自对立派系。此外，我们之后讨论胡斯战争时还会了解到，甚至己方作者在战败后有时也会夸大兵力，而事实显然表明阿让库尔会战就是如此。假如法国人真觉得自己的兵力足以发起进攻，那他们应该在亨利渡过索姆河后立即行动，当时两军正在佩罗讷对峙。但法国人放任亨利离开，只是挑动对方来一场骑士战斗，用这样笨拙的计策试图留住对方。此举唯一的解释就是法国人想争取时间，因为有大批部队还没到位。但亨利恪守英国战术，没有选择出击，于是两军几乎并排走了5天。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赛跑；如果亨利领先，他既可以不经一战就前往属于自己的加来，也可以效仿先辈的克雷西故事，转身迎击法军。但如果法国人占先，他们就会迫使英军打一场违背自身战术的进攻战。亨利的部队之前已经连续走了14日（10月8日从阿芙勒尔，Harfleur启程），现在国王一天休整时间都不给，又展开了艰苦的行军。最后法军脚程更快——但代价是援军在这样的行军条件下赶不上来。王军司令德阿尔布雷（d’Albret）或可聊以自慰的是，向北行军至少拉近了与布拉班特公爵的距离，后者正率援军赶来。毫无疑问，法军列阵于阿让库尔时每个钟头都在盼着公爵到来。但我们知道公爵直到最后一刻才抵达战场，而且只有他一人，手下骑士并未参战。上述各点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在英军渡过索姆河之后的6天里，法国人没有大批援军加入，因而在阿让库尔兵力占劣势，而非如文献所说占优势。至于亨利为何仍然对进攻心存犹豫，英国战术的防守性便足以解释。尼特估计英军兵力约为9000人，内含1000名骑士，法军兵力则在4000人至6000人之间。10他认为亨利没有步行矛兵，除了披甲骑士以外只有弓箭手，后者除了弓以外也会携带一些近战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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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既然计划取守势，于是让部分骑士下马，与弩手和步兵混编。但在一场纯防御战中，这种阵形会让自身毫无保护地暴露于大量英军弓手之下，所以两队骑士没有下马，留在两翼策应，一旦英军弓手真要上前，骑士便可发起反击，将其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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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阵形看起来布置周全，其实有根本性的缺陷。它的基本假设本身是相当正确的，即弓手在开阔地带挡不住骑兵的攻击。但问题是还要看两军兵力。预定攻击弓手的骑兵单位只是法军一部，前进时却会遇到英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己方主力在防守阵地消极等待。因此，法军作战计划的结果是分散兵力。战略形势让法军不得不采取守势。假如法军射手与英军相去不远的话，那么尽管法军总兵力较少，还是能够取胜的。但法军射手实力很弱，11同时防御战这种形式也大大不利于装备近战武器的军队。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英军射手走到足够近的地方时步骑齐出，主动进攻。法军似乎有一种必须尽量坚守的先入之见，所以没有这样做。不过，正因为一味防守在英军远射武器面前毫无胜算，法国人才留了部分骑兵用来进攻。而在当时的情势下，这种进攻不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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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妥当的做法大概是前几天行军时发起进攻，因为法军的构成根本不适合防守。亨利也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为每名弓手配了一根约2米长的尖头粗棍，一旦敌军骑兵逼近就按栅栏的样子插在面前，迅速形成一道屏障。我们接下来会看到，英军现在尽管处于攻势，但这个权宜办法还是派上了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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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每当骑士与射手一同参战时，射手身后总会跟着马上的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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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亨利国王命令骑士下马，与射手站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他就把已经在防御战中检验过的战法用到了攻势当中。变化的原因要到两个兵种的数量关系中去寻找。亨利手下的弓手大概有骑士的8倍多。如果骑士留在马上，那么从他们开始冲锋的那一刻，弓手就不能参与战斗了。当弓手的数目使其只能充当辅助兵种，胜负完全取决于骑士时，那样做是可以接受，也是符合逻辑的。但到了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弓手数量占全军的大头，骑士就必须与弓手紧密协作，而这就要求骑士必须下马，不管身穿重甲行军是多么难受。为了让骑士不至于完全喘不上气，他们前进途中停下来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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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英军进入敌军射程之内时，弓手把尖头木棒插进面前的土里。我们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可能做到的，因为法国骑士随时可能发起攻击，而弓手能射箭的时间很短，一秒钟、一支箭都耽误不起。此外，木棒也会妨碍英军自身继续前进。但既然两份彼此独立的文献都记载了此事，我们也只能相信它，然后这样来解释：法国人执迷于防守，于是给了英国人足够多的时间从防守战术转换为进攻战术。另外，栅栏估计并没有插满全军正面，只是在两翼骑兵对面插了几段，可能还要靠后一点，没有真正进入法军射程。接着，英格兰中军上前，向法国步兵射箭，逼迫骑士进攻并将其引向靠后布置、有栅栏保护的英军侧翼，再以弓箭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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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情况如何，数量庞大的英格兰弓手和下马骑士一起击退了几百名法国骑士的冲锋，一如当年的克雷西会战。然后，正当法军骑士或无人战马（其中很多都受伤了）冲回后方，在刚刚开始往前走，甚或还站在原地的己方步兵中间造成混乱和气馁时，英军坚决地杀入敌阵，就连弓手都掏出了近战武器。法军抵挡不住，被英军冲锋打垮。面对英军射来的箭雨，法军弩手刚开战就撤到了后排。失败的骑士在进攻和后来的步战——下马骑士身穿重甲，根本跑不掉——中都有许多大贵族战死或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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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拉米斯会战和塔利亚科佐会战一样，关于此战也有人（沃尔辛厄姆）[132]说盔甲严密的法国骑士行动不便，因此被轻装上阵的英军轻松击败，于是我们必然得出穿盔甲的人战斗力不如不穿盔甲的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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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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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西会战后，英格兰的弓手和下马骑士混编战术似乎只适用于防守。但在阿让库尔会战，亨利五世将同样的战术运用于攻势。不过，那只是在这一场会战的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的。没有新战术从中发展出来。有人认为英格兰步卒已经在向现代步兵转化，因而爱德华三世应该被视为真正的开创者；这是不正确的。12恰恰相反，弓手骑士混编方阵尽管多次取得辉煌战绩，但一直只是插曲。现代步兵是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我们现在还没讲到的根源中发展出来的。归根结底，爱德华三世与亨利五世的弓手、矛手、骑士与中世纪的其他弓手、矛手、骑士并无区别。只不过由于弓手数量大大增加，骑士纪律性有所改善，这些兵种的某些特性被巧妙发挥到了极高的境界。骑士下马是这个过程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技术进步。因为骑士放弃了战马的威力，而且骑士射手方阵在开阔地形依然无法抵挡马上骑士发起的强力攻击。骑士步行实在是困难，以至于到了后来，统帅如果有这样的计划，就必须向骑士规定好前进途中停下来的频率，好让他们喘口气。大胆查理的管家奥利维耶·德拉马什（Olivier de la Marche）写道，勃艮第骑士有一次走得太累了，必须由侍从托着胳膊，免得摔倒在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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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到了14世纪下半叶，我们发现骑士下马作战成了惯例。马匹好像只是他们的交通工具，而不是作战的资源，除了上马追击敌人，或者去取回一直由侍从牵着的马逃命的时候。这种做法并非基于技术因素，而只能到最初导致防守方下马的心理因素的增强中寻找原因。骑士下马的一个结果是战斗的严肃性升高到了顶点。骑士在战斗中下马是自断退路之举，是摆明了要不成功便成仁。斗志上的提升大概足以弥补，甚至超额弥补物理上的劣势——尤其是骑士日少，士卒渐增，而士卒会因骑士下马而使士气得以提升，估计还有可能由此注入新的信心。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平民佣兵数量远远超过骑士以后，骑士的物理杀伤沦为次要因素。于是，不再直接利用骑士的精神力量，而将其间接用于提升大队平民士卒的士气便成为可取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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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勃艮第骑士也曾拒绝下马（比勒涅维尔会战，battle of Bullegneville 1431年）。最后在皮卡第人（Picards）和英格兰人的威胁下，统帅决定所有人必须下马，否则不论地位高低，一律处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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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骑士下马之所以在中世纪早期少得多，原因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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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讨论的心理因素是长期存在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在加洛林王朝或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同样可以运用。但释放这股力量有两个必要前提，首先是平民士卒，特别是射手的增多；其次是克雷西及英军之后取得的历次胜利带来的冲击。这个过程之所以发轫于英格兰，是因为英格兰骑士纪律性更强，更听从统帅号令，从而让统帅有能力开辟创新。而一旦取得巨大成功的下马骑士明显地标示出一种实践方法，那么所有人的观念自然会转到这个方向上。它不仅成为一种惯例，甚至成了一种模式，表明一个人的骑士精神可以脱离战马而存在。这大概就能解释为什么在阿让库尔会战的最后一刻，身边只有几名骑士的勃艮第公爵之弟法国贵族布拉班特公爵会立即下马，与其他人用同样的方式并肩作战，并随即被英军杀死。他的祖父法国国王约翰为纪念传说人物亚瑟王而创立星之骑士团（Order of the Star）。团规要求成员逃跑距离不得超过4个arpent[133]（个人估算）。15这条规定荒谬至极，现实中不可能执行，但它竟然能写进团规本身就表明，当时崇高武士的骑士荣誉观念已经近乎讽刺画。只要再往前走几步，它就达到日本骑士“侍”的切腹的地步了。为了理解骑士下马作战竟成为一种原则——甚至在进攻中也不例外——这样骨子里反自然的过程，我们必须牢记其中的过火之处。但这些做法说到底太违背天性了，并没有完全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仍然不时会看到一些马上交战，或者至少是有一部分骑士没有下马的会战。16至于有利于下马的自然条件——或是地形崎岖，或是骑士为步兵充当主心骨的欲望——在现实多久一次和多大程度达到，我们很难确定。因为文献往往会在骑士根本没有下马或没有普遍下马的场合说骑士下了马。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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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骑士下马只是一段重要的插曲，但我们仍然可以将其视为现代军队的先行者之一，因为它代表着某种向后世军官团的过渡。现代意义上的军官不再亲自拼杀，而只是通过纪律和榜样保证大部队作战。我们已经看到，骑士下马的首要原因当然也是这种对人群的心理作用。为此，他们放下了自己的一大利器，随之也放弃了一大部分个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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