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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认识到车营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武器。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女人》（Phoenician Women）（第450行）中写道，一方用车辆组成堡垒抵御对方。在日耳曼人携家带口地迁徙时，车营无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阿德里安堡就是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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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世纪，车营同样不时见于史册。随行车辆平时可作为轻便的营地屏障，如有必要可用来堵路，这样的想法并不稀奇。有一份1413年（早于胡斯战争）由文策斯劳斯国王（King Wenceslaus）手下战将豪耶廷的哈耶克（Hajek of Hodjetin）发出的波希米亚军令中就对战车和车营做了规定。现在，胡斯运动突然又将这种传统的营地工事发扬到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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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运动具有宗教和爱国双重性质，是一场捷克民族主义运动。战争刚爆发时，布拉格市发布公告称德意志人是“捷克人的天敌”7。日什卡在一份檄文中宣称，他拿起武器不只是为了挽救神的律法真意，更是为了解放波希米亚和斯拉夫民族。8部分贵族、布拉格和许多其他城市的政府也加入了运动。但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觉醒的市民和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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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市民和农民征召兵的战斗力是何等低微。骑士把他们的队伍击溃，一点儿不当回事。纵使宗教热情与爱国热情的结合有着无俦的威力，能够在个体心中唤起澎湃的勇气，却还是无法将集体的战斗力提升到能打赢职业军人的程度——正如为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妻子和子女而战的意识没能让法兰克王国和盎格鲁-撒克逊王国的百姓成功抵挡维京人，也没能让罗马人战胜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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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波希米亚人起初也不能在野战中打赢西吉斯蒙德国王率领的德意志平叛军。国王兵临布拉格城下，试图发起围攻但失败了。十字军内部的不和让他无可作为，波希米亚人保卫家园又相当坚决，国王只得撤走。与他对抗的不只是无序的群众，还有为数不少的波希米亚贵族领主，后者才是运动的领导者。战争第一阶段的大量战斗——德意志军还打赢了不少场——除了波希米亚领主和骑士得到了众多为这场宗教爱国运动而拿起武器的市民和农民的支持，给人的印象与中世纪晚期的其他战斗并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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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战局很快进入僵持，胡斯派获得了适应战争并在实战中开创新战法的时间。最初支持运动的保守派很快就与激进派闹翻。激进派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占据上风，而且发展出了新的战法。但他们仍然没有大举进攻的能力。直到战争开始后的第八年（1427年），胡斯派才开始侵入德意志。这一过程与后来的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相当类似。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之所以能击败普奥联军的入侵，更多是凭借向共和国投诚的王室旧军和要塞堡垒，而非动员起来的志愿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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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派领导人的首要任务是让士兵能顶住骑士冲锋。胡斯军的兵器是有什么就用什么——长矛、斧枪、斧头、刺棒、连枷——而且基本没有头盔、身甲、盾牌一类的护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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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将车营用来防御并付诸实施的人很可能就是日什卡，一位久历战阵的贵族。一开始很可能就是把普通的农家大车聚在一起，但后来就有专门制造的战车了。战车有结实的木板保护；车轮之间挂着长条木板，免得敌人爬进去；车队还会带着铁锁链，可以将车连起来，以免个别车辆撤出战斗时露出空当。一辆车配4匹马。每当有敌人在附近，战车就会尽量以多列平行纵队行进，方便迅速组成方阵。他们备着铲子、斧子和鹤嘴锄，必要时用来开路；当然，只有在最终选定阵地时才会这样做。战车前方经常会挖一道沟，土就扬到车轮上用来掩护。车的前后各有一扇打开的暗门，暗门一开始大概是用特殊的盾牌盖住的。只要有可能，车营都会在山脊上列阵，守军手持远程武器立于车后——标枪、投石器、石块、弓弩。每辆配10人的普通战车之间是火器车，当时军队使用火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10德军若要攻击这样的车营，骑士们先要下马，穿着沉重的盔甲爬山坡，期间不断遭到射击，尤其是来自火器的射击。即便他们来到了战车面前，要突破也不容易，白白蒙受损失又不能给敌人造成任何严重的杀伤。但是，一旦发现敌军有任何混乱或后退的迹象，整装待命的胡斯军预备队就会拿着近战武器从暗门里冲出去——当然，只有在群众被宗教热情点燃、斗志充盈、满怀自信和对头领的信任，而头领经过历练、成竹在胸、掌握驭众之道的情况下，这样的壮举才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注意和明白一点：并不是随便一支其他时代的农民起义军都能凭借临时拼凑的车营击败骑士军队的。胡斯军战术的成就不仅需要宗教和民族基础，以便形成良好的秩序、领导、组织、信赖和信任，也需要懂得如何组建和运用农民军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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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内亚·西尔维奥记载了重装士兵是如何在进攻高地上的车营时轻易丧命，这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典型通俗历史叙事。11他将失败归咎于胡斯军的一个花招：妇女们将袍子铺在战车前方的地上，下马骑士走上去时马刺会被缠住，然后倒地被杀。这则小故事让我不禁想起波利比乌斯笔下一则罗马人讲述的故事，说高卢人赤身裸体，手持软剑；只不过在这里高卢人蠢笨，罗马人狡诈（参见第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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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军运用火器取得了巨大战果，于是有人认为日什卡改良了火器技术。但我们看不到有这种情况；关键点要到别处寻找。胡斯军在火器数量或样式方面并不优于对手。火枪露天放在专门制造的火器车上，用铁条固定在结实的木台上。每次组成车营时，枪口都会朝外，但在这个位置上既不能抬高，也不能偏转。12装填复杂而缓慢。这种武器根本不能在行军和进攻时使用，却恰好适合胡斯军，因为他们的战术以等待敌人进攻为基础。敌人靠近便火枪齐发，这自然会造成深刻的印象，大概比实际效果还要厉害得多。因此，胡斯军火器的优越性主要不在武器本身，而在战术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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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波希米亚年鉴中是这样描述1423年的霍日采会战（battle of Hori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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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什卡与众人驻扎在圣戈特哈德教堂附近，方便将火器布置在高地上，骑兵来攻时必须先下马，而且不仅没有地方拴马，盔甲也比步卒更沉重。他们爬上去冲击马车时已经没劲了。日什卡率众拿着火器以逸待劳，敌人冲击战车前会惨遭收割，等他们被打退了，日什卡又会放出生力军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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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鉴对1423年日什卡在匈牙利的战斗也给出了类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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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每当敌人开始攻打他，骑兵下马后步行发起冲锋，他们总会被他打倒。骑战和步战是两门不同的本领，骑兵不熟悉步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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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份编年史的话说，日什卡也渐渐通过“拣选”组建了一支骑兵，挑出塔博尔派中最精锐的人，“如同骑士的士兵”，将被俘骑士的装备配给他们。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发挥重大作用，也不能独自对抗敌军，但依然起到了支援步兵和扩大战果的作用。他们通常在车营内面朝后列队，当步兵从前门杀出时，骑兵也由后门而出，环绕车营，或攻击敌军侧翼，或发起追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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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派作战的关键是出营时机要恰当。出营过早的情况曾多次出现，困于车营阵前的敌军那时尚未动摇，胡斯军在营外又没有任何保护，于是被敌军打垮。更有甚者，敌军会利用诈败将胡斯军引出车营，然后再用专门预备的伏兵将其击败。141427年，孤儿军（Orphan Army）一部在纳霍德（Nachod）经历过这样的事；1431年，塔博尔派在奥地利境内的魏德霍芬（Waidhofen）也经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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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派教徒会在野战和留守之间轮换的记载是不正确的，正如罗马人当年对古日耳曼人的类似记载也是不正确的。相反，真正善战的那一部分教徒逐渐从最初的群众运动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体，成了一支常备军。对运动热情最高的人携妻带子聚集于波希米亚南部的卢日尼采河畔（Luschnitz），作为神的军队，他们建立了一座营地，从《旧约》中取了一个名字：塔博尔[144]。除塔博尔派以外，布拉格城也编成了一支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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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什卡在世时，塔博尔派就有过一次纠纷。1424年日什卡去世后，内部不和就成了常态。忠于日什卡的一派自称“孤儿”，因为日什卡死后，他们就失去了父亲。人称“牧师”或“秃头”的普罗科皮乌斯成了另一派的领袖，也就是狭义的塔博尔派。布拉格军始终保持着民兵的本色，但塔博尔派的两支队伍染上了终日群聚、互为兄弟的团伙色彩，不断向职业军人的方向发展，职业化的种种好处是有了，坏处很快也来了。他们代表了真正的胡斯派军事体系和胡斯派战争艺术，让全世界惊恐不已，在传说中活跃至今。两支军队都会不时从胡斯派占主导的村镇中征召专门的民兵，以此壮大实力。相对于当时被称为“大塔博尔”的正面作战军，地方征召的部队名为“乡团”，或者“老塔博尔”。15把所有队伍都算上，我们能分出5支部队——2支是常备军，3支是民兵，但从来没有五军合战的情况。一支部队的兵力估计有5000人到6000人，基本不会多于此数，但大概有时会远小于此数。三军合战出现过几次，例如1426年的奥西希会战（battle of Aussig）和1428年的格拉茨会战（battle of Glatz）。161430年侵入德意志时，据说所有胡斯派的军队，所有波希米亚的武装力量都聚集在了一起；1431年，波希米亚大联军据说在陶什（Tauss）吓退了十字军。每逢大军聚集在一起，到了行军时总会再分开。我们已经知道数万大军在一条路上行军的种种困难了，放到这里只会难上加难：不仅随军妇孺特别多，而且除了装载粮草辎重的车以外，他们还有一批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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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悍勇之气占据上风，完全成为胡斯派的主流，其结果就是人未到，杀气先至，以至于德意志人只要听见远方有战歌传来，便会作鸟兽散。胡斯派到了这个地步，不管是内心还是外在，必然都肖似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行动，或者民族大迁徙时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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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车营战术的弱点显而易见。它本质上类似于英格兰国王发展出的战术——也就是说，它只适用于防御。事实上，它要弱于弓箭手加下马骑士的英格兰战术，因为它要笨重得多，而且甚至不存在可用于攻势的例外情况。但车营尽管笨重，尽管只能用于防御，但依然有其重要性：一方面是因为它有效利用了远程武器，包括不久前发明的火器；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赋予了出身平民、装备甚至包括刺棒和连枷在内的近战武器、没有装甲的步兵以有力而独立的地位。避身于车营之后，进而出营突击，最后赢得胜利——三步战法为胡斯军不仅带来了士气上的优势，更有进一步的影响——尚不足以形成一支组织严密、敢于在没有车营庇护的开阔地带直面骑士的步兵，这是肯定的——但足以使其在有利情势下偶尔发起攻势行动。考虑到对战双方的性质，这种行动已经能让胡斯军赢得关键决战，并不时为这群异端教徒带来不可战胜的名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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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在无数地方发现，错误的兵力数字为正确理解战争造成了极大的困难。胡斯战争也不例外。但不同于有人可能会认为的那样，问题主要并不是夸大胡斯军兵力，因为这种情况只是偶尔发生。更令人惊讶的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德意志编年史中夸大了被胡斯军击败的德军兵力。每当战败方承认自己输给了一支规模远逊的军队时，人们马上就觉得可信，这种倾向无疑是情有可原的。但此处无疑不是这种情况；在悲痛和对胡斯派的恐惧之下，德意志编年史作者沉湎于一种受虐般的快感，也就是夸大己方兵力，以此极言失败之惨痛。171421年经埃格河（Eger）入侵波希米亚的第一支基督教军队进至扎泰茨（Saaz），待日什卡率领波希米亚军前来时便不战而退。据一位亲历者称，基督军有10万骑兵和“车辆步卒”。18另一份文献与之大体相符，记载基督军估计有20万以上。19但一封偶然保存至今的信件中说，先锋官估算过这支部队的兵力，发现“我们约有4000名骑士和随从”20。这当然是一支大军，因为我们还要加上步兵。但扎泰茨人英勇抵抗了几周，有些围城军便自行离开，余部自觉无力与前来的波希米亚人一战，于是也撤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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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426年的纽伦堡帝国会议上，西吉斯蒙德号召集结一支6000个枪队的军队。诸侯回应说，德意志集结不了这么多人，波希米亚也养不起这么多人。21他们愿意提供3000到4000个枪队，其中1000个枪队由城市负责。但后者愿意出的兵力甚至连1000个的边都不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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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军败给胡斯军的最大一场酣战是1426年6月16日的奥西希会战。当时，德意志军前往救援易北河畔的奥西希城，该城忠于德意志，正被胡斯派围攻。援军几乎完全来自迈森和图林根，另有一支来自劳西茨（Lausitz）。有确切资料表明，德军主力的马匹和人数各为1106和8000，加上劳西茨的部队，总数不会超过1.2万人。关于胡斯军的总兵力，通行观点是2.5万人。尽管塔博尔派的两支兵力和布拉格民兵都包括在内，但这个数字或许太多了。不论如何，胡斯军的兵力都要大不少。萨克森女选帝侯曾训诫即将出征的战士，让他们“不要因为敌军势大而畏惧逡巡”。这话说得没有错，然而，编年史作者们却说萨克森军有10万人；马蒂亚斯·德林（Matthias Döring）宣称德意志军对波希米亚人有五比一的兵力优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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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兵力较少，但萨克森军依然试图强攻胡斯军的车营，甚至在一处成功突破阵地，但当普罗科皮乌斯率部冲出时，他们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而且损失惨重（3000人至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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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年，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一世再次率军侵入波希米亚，据编年史记载兵力达16万到20万。24温德克（Windecke）在《西吉斯蒙德传》（Leben Sigismunds）中提出了相反的看法；亲历此战的骑士海因里希·冯·施托费尔从军营中给乌尔姆市议会的报告中称军队规模“相当小”。当这支军队围攻小镇米斯（Mies）时，胡斯军抵进，于是尽管选帝侯和英格兰枢机主教勉力维持，但德军还是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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