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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夸张是人类抹不掉的天性。如果一场失败惨痛到再怎样夸大都抹杀或掩盖不了的程度，那么对事实的歪曲就会朝相反的方向摆去：既然吹牛不再能带给人满足，那就沉溺于悲痛吧。胡斯军只进过一次勃兰登堡选帝侯的藩国；1432年，他们在贝尔瑙（Bernau）城下驻足一日，对这座墙壁坚固的城市发起进攻，没打下来也没有被打败，于是就撤了。28类似地，胡斯军只来过萨克森两次：一次在易北河右岸，一次在左岸，从没有走到瑙姆堡那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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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斯派从车营中获益巨大，德意志人便决定效仿。但两军以车营对战，于是都等着对方先动手，只是互相绕圈子那样有趣的戏剧性场面从未发生过。在奥西希，萨克森军立即发起了进攻；而1429年和1431年的两支十字军还没等波希米亚人过来就脚底抹油溜走了。但轮到波希米亚人侵入德意志时，那里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军队，只有要塞在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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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纯粹的防御战术也能用来发动攻势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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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和后世记述中的种种夸张虚构——用战车将敌人围住、复杂的阵形、行军途中将战车用锁链拴住、移动要塞——都可以追溯到一个最初的谬论：车营曾被用于进攻。它只不过是——也只可能是——一种防御工具，用来保护还不敢在开阔地带直面骑士的步兵。正是因为车营过于笨重，不能用于进攻，所以车营战术才没有取得进一步的发展，在战争艺术史上构不成一个发展阶段，而只是一段插曲。如前所述，当时最重要的原始文献，埃内亚·西尔维奥的著作中确实能找到车营进攻论的谬误。这位作者有能力收集到最优质、最准确的报告，却不觉得这种事情值得从史实角度出发去把握，去考证他那童话一般的叙述是否属实。按照当时的普遍精神——勇者就应该冲上敌人，主动进攻——西尔维奥以为鼎鼎大名、威力非凡的车营也是如此，并据此行诸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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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斯派未尝败过，比如，他们没有让德意志人创造出一种更强的战法来应对。但他们没能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政治体，一个与周围的整个世界相对的宗教国度，这一事实在胡斯派内部引发了反作用。起初在内战中战胜温和派，并保有领导地位达10年之久的两支塔博尔军最终让本国人民都感到无法忍受，于是，贵族和包括布拉格在内的各城市联合起来，召集了一支军队，1434年在利帕尼（Lipany）消灭了两支彼此对立的塔博尔派军队。双方以车营对峙，最后是圣杯派（Ultraquists）[145]壮起胆子出击，被打退（或者是诈败），于是将塔博尔派从车营中引了出来。接着，圣杯派骑士赶走塔博尔派骑兵后扑向敌军，击破敌阵，连同己方步兵攻破车营，砍杀了营中的塔博尔派。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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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兄弟团”或者“泽布拉基”（Zebracki）的塔博尔残部继续以佣兵团的身份存在了很久，贯穿于整个15世纪，辗转于德意志各地乃至波兰、匈牙利的领主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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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意大利雇佣兵、敕令军团和免税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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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战士分为三类：民兵、附庸、佣兵。三者之中，佣兵最强，而且越来越强，几乎要一统天下。但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主要讨论的四个国家——德意志、意大利、英格兰、法兰西——之间存在一些区别。佣兵制在英格兰兴盛最早，发挥的作用最强，但英格兰佣兵的主战场不是国内，而是法国。百年战争期间，英格兰国王与对手——法国卡佩王室的各大诸侯鏖战，同时迫使后者不断扩大佣兵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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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在13、14和15世纪同样充斥着私斗和内战，但程度不及法国和意大利，主要原因是德意志城市没有像意大利城市那样演变为独立城邦，而是保持了以经济为主，偏好和平的性质。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德意志城市联盟——汉萨同盟（Hanseatic League）从来不曾大举交战。德意志城市之间的战争——有的是单个城市之间，有的是城市联盟之间——在激烈程度上还是不及意大利城市的彼此攻伐，或者城市与王侯间的战争。因此，哪里有仗打就去哪里的德意志佣兵大多效力于境外，参加英法之间的战争，尤其是意大利的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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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霍亨斯陶芬战争期间，意大利武士阶层就已经相当程度上转化为佣兵了。高傲的弗赖辛主教奥托曾鄙夷地提到出身工匠家庭的意大利骑士，但他的话其实没什么依据。发生于战争最激烈的年代、后来偶有复兴的民兵运动只取得了一时的成功。与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斗争既有市镇之间竞争冲突的成分，也有市镇之内派系斗争的成分。因此，混乱局势并没有随着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灭亡而结束，反而在归尔甫党和吉伯林党这两个古老的名号之下代代延续。如此一来，市民自然厌倦了政治事务，愈发强大而独立的佣兵和佣兵头领逐渐掌握权力，并脱离了当初借以崛起壮大的政治势力。佣兵组成了紧密的团体，有的是兄弟会形式，总领及各级统领均由选举产生；有的则是由“团长”（condottiere）单独招揽部下，而成员追随团长一人。这些佣兵组织及其首领辗转于雇主之间，以独立势力自居。类似于民族大迁徙时代的状况再次出现，那时日耳曼人或由首领统率，或结成氏族联盟横行乡间，有的烧杀掳掠，有的占地为王。正如当年统治罗马城的日耳曼佣兵领袖奥多亚塞和六七世纪的伦巴第公爵，14世纪的佣兵兄弟会总领或团长成了当初效劳的意大利城市的主人。米兰的维斯孔蒂家族（Visconti）、维罗纳的斯卡拉家族（Scala）、曼图亚的博纳科尔西家族（Bonacorsi）和后来的贡萨加家族（Gonzaga）、费拉拉的埃斯特家族（Este）、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Malatesta）和博洛尼亚的佩波利（Pepoli）家族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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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佣兵首领则满足于勒索。一位施瓦本骑士——维尔纳·冯·埃斯林根公爵（Duke Werner von Urslingen）将勒索发展成了一整套体系。维尔纳在意大利被叫作“瓜尔内里奥”（Guarnerio），公爵头衔源于其祖先在霍亨斯陶芬王朝时期当过斯波莱托公爵。比萨与佛罗伦萨争夺卢卡城时招来了他统率的佣兵团。交战双方的和约即将缔结时，比萨人琢磨着如何摆脱佣兵。他们想出的办法不是直接遣散，以免引火烧身，而是付给佣兵一笔遣散费，同时让他们去祸害敌人的地盘。佣兵对这项提议感到满意，于是决定不解散，组织起一支自由的军队，以维尔纳总领全军并设军校（constable）和军士（corporeal）（1342年9月）。他们自号为“大团”（la gran Compagna），半年间各地流窜，强迫居民交开拔费，不答应就放火抢劫，折磨落入他们手中的居民，逼他们交代财务藏在何处。大团长对请他约束手下暴行的抗议哀求置若罔闻，因为他自称“上帝、怜悯和同情的敌人”。凡是抢来的钱币、财物、兵器、马匹都要上交，然后按照明确的方案分配给众人，所以每名脱离组织的劫匪都能拿到一大笔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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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组织的大型佣兵团对法国的破坏几乎不亚于意大利。当时的法国成了周边各路土匪流寇汇聚的一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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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诺给佣兵的报酬从一开始不仅是军饷，还有一份战利品，尤其是俘虏的赎金。正常军饷越少，士卒就越会想办法自己赚钱。他们拒绝将先前派驻的城市交还给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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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佣兵团根本不为国王效力，而是依据中世纪封建领主的权利组建的。于是，佣兵团一旦出现就会自行发展，靠剥削所到之处谋生存，或者夺取险要之地，成为一方霸主。他们会单独敲诈各个社会团体和地方当局，承诺只要满足其要求，他们就会离开，否则就要劫掠城乡。若要他们出发攻打敌人，常常要先拿钱，后出征。但仗打完了，他们又凶相毕露，像维尔纳·冯·埃斯林根那样流窜抢劫，找到某位领主效劳，帮他对付敌人。布雷蒂尼和约（peace of Bretigny）（1360年）[146]缔结后，正当法国还不确定要如何送走这些“敲诈犯”时，同样受其威胁的阿维尼翁教宗乌尔班五世（Pope Urban V）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歪点子：号召他们去当十字军。他与查理五世皇帝和匈牙利国王路易谈好了过境事宜。此举对基督教再好不过了：西方不仅有了佣兵去抵御异教徒，本身也从这群保护者手中解放了出来。但佣兵团对提议不认同。于是，他们被驱逐出法国，带到阿尔萨斯、瑞士（1375年）和西班牙。2哪怕是原本在英军麾下作战的佣兵团，如今也会毫不犹豫地加入法国军队。不管出身英格兰、弗兰德斯、德意志或是法兰西，他们都是彻底的国际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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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期间创立的佣兵团逐渐归于沉寂，佣兵们最终还是决定回家安居乐业。但随着新一轮战争的爆发，马上就出现了旧军无力保卫国土的情况；而当和平降临时，又无法摆脱新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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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之所以免遭佣兵蹂躏，原因当然是战场完全在法国境内。法国佣兵团只是偶尔波及德意志地区。在意大利，如前所述，部分佣兵首领最终建立了长久的统治。而在法国，全盘改革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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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佣兵团，法国国王创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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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建军发生于1439年。查理七世之前在圣女贞德的帮助下首次对英格兰取得大胜，于是在奥尔良召开的大型国会上，法国民族情绪日益高涨，国王深受感动，倡议实施重大军事改革。国会通过了维持一支由15个团组成、每团100个枪队、每队6人的常备军所需的税项，共9000骑兵。一位富裕的市民和精明的政治家雅克·克尔（Jacques Coeur）带头出资，推动建军计划。旧佣兵团的精锐被纳入新的“敕令军团”（compagnies d’ordonnance），参与征伐形同匪类的其余佣兵，并迫使其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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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近研究在总体方向上与文献记载差不多，但具体细节要复杂得多。常备军是慢慢才逐渐发展到上述形态的，而且之后仍然在演变。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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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国会最初并未批准长期征税，既没有达成建立平时常备军的明确共识，也没有规定全军共15团、每团100个枪队、每队6人的编制。这届国会只是否定了封建领主有维持军队并由地方供养的权利。从此之后，领主只许有城堡守军。除此之外，只有国王可以维持军队、任命军官、征收军费。军队长官要对部下负责；凡是不为国王服役的兵匪，人人均可捉拿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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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决议的道义感召下，得到地方豪族协助的各地渐渐聚集起大量资源，能够以足额军饷招募或编练出可靠的佣兵团，并逐渐击败其他佣兵团的抵抗。封建领主要被剥夺亲军，畏惧国王乾纲独断，而佣兵团自身也不希望被解散，因此两者都进行了抵抗。解决办法还是老一套——送出国境，送到洛林，送到阿尔萨斯，送到瑞士。瑞士巴塞尔附近爆发了血腥的圣雅各布战斗（engagement of Saint Jacob），人称“阿马尼亚克佣兵团”（Armagnacs）尽管取胜，却也付出了惨重代价（1444年）。他们在下一年流窜于德意志南部，打了几场仗，期间损失了部分兵力，余部后来被查理七世——在杰出的王军司令里尚（Richemont）的帮助下——收服。国王将首恶处决，同时宣布余者既往不咎、遣送回乡、各安本业。最早写明建军日期的敕令颁布于1445年，也就是奥尔良国会召开的6年后。有意思的是，最早颁布的奠基性敕令原文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我们不知道初始编制在多大程度上指导了日后的实际行动。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一点并不很重要。重点在于，尽管方方面面纷纷抱怨负担沉重、不堪忍受，但一套长期而明确的税制还是建立起来。就连最初有很大比例以实物形式由政府和地方供应的军需品后来同样换算为货币税，从而为定期发饷创造了可能，其他方面也随之有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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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真实的中世纪，人们不知常税为何物，或者至少是不希望设置常税。那时只有补充性质的临时特别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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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税收制度，法国国王无疑只得采取权宜之计，即行使传统的征兵权，要求全体法国男丁入伍，但同时许其纳税代役，这就将征兵转化为了估税。415世纪出现的常税为建立常设、常备、由军饷维持的军队提供了基础，从而排挤和取代了只在战时招募无法无天的佣兵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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