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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猛的进攻一下子打垮了步行作战的骑士。不光在后面牵马的士兵被吓得逃跑了，就连还在马背上前进、尚未展开和发起进攻的骑士也被溃兵裹挟。公爵与一大批贵族和骑士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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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引发恐慌的托词可以归入马拉松会战以来便司空见惯的叛变故事一脉。从形势来判断，还在马上的骑士逃跑即便不值得称赞，也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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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克尔里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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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不偏不倚的学者精神，比尔克里取得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成果，那就是发现了温克尔里德传说的起源。翁特瓦尔登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Arnold von Winkelried）是16世纪初的一位著名瑞士雇佣兵。他死于1522年的比克卡会战（battle of Bicocca），当时他正试图突破已经采用瑞士战法的国土佣仆（lansquenet）[159]的矛林阵。比克卡会战是瑞士人第一场彻底的惨败，伤亡比之前的所有胜仗加起来还要多。国土佣仆在歌中嘲笑瑞士人在此战中的耻辱。瑞士人则以夸耀先前武功的歌谣回应。这些歌谣中不免有移花接木和混同拼合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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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传说层累的过程。最早90多年的歌词中连温克尔里德的一件事迹都没有提到，名字或类似事件都没有。实话说，它们不可能包含这种内容，因为当时没有适当的条件。一份1476年制作的早期苏黎世编年史抄本首次插入这样一段记载：瑞士人在森巴赫战况不利，手持长矛的贵族老爷击倒了装备较短斧枪的瑞士人。这时一名忠义之士抓住许多支长矛，将对方推倒，好让联邦军上前用斧枪攻击敌人。同时，忠义之士喝退了后面的敌军。这段话没有给出主人公的名讳，也没有说他阵亡。当时广为人知的森巴赫战歌（收录于1480年的《鲁斯编年》，Chronicle of Russ）依然完全不包含此事。直到50年后（1531年），经过无数次修改而且经常重写的战歌中才再次出现了关于温克尔里德的歌词。那是比克卡会战后的第九个年头。但歌中最初的称呼是“一位温克尔里德”，然后是“一位出身温克尔里德家族的翁特瓦尔登人”，最后在丘迪的第2版（约1570年）歌词中写为“阿诺德·冯·温克尔里德”。到了这时，比克卡会战已经过去了很久，于是把主人公搬到森巴赫，将惨败的悲伤记忆换成瑞士人最辉煌的胜利已经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了。比克卡会战的阵形很快也随着主人公一起转移了，在丘迪的版本中，害死温克尔里德的国土佣仆的整个阵形乃至工事都被搬到森巴赫。两场战斗之间的穆尔滕会战（1476年）留下的鲜明回忆肯定也为生动的歌词做了一些贡献。在穆尔滕，勃艮第人的炮弹打断了树枝，树枝落在瑞士军阵的前方。这个情节也被安到了根本没有火炮的森巴赫会战上。就连战前的祈祷词都能看出这首歌的晚出；词中不提圣母玛利亚一事足以证明它来自宗教改革时期。在之前的时代，圣母玛利亚不可能漏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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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众心理、文学史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上述过程同样是重要而有意义的，正如从考据方法的角度看。与《尼伯龙根之歌》一样，歌中混在一起的情节事实上可能隔着好多代人，从1386年一直到宗教改革传播开来以后。但一名军事史研究者若是轻信了这些记载，那会造成多么大的混淆啊！传说故事将国土佣仆的战术安到了骑士身上，可谓南辕北辙。此外，国土佣仆的战术与瑞士人并无分别。于是，瑞士人的传说将自己的战术说成是敌人的战术。火炮和祈祷文格式也与森巴赫时期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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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用矛尖朝外的紧密阵形交战的不是骑士，而是瑞士人，那么温克尔里德多少有史实为证的功业也是由骑士创下的。最早的一件是1271年由约翰·冯·温特图尔（Johann von Winterthur）写下的，讲的是哈布斯堡家族的一名骑士试图突破一队伯尔尼军队，结果死于阵中。21289年的施洛斯哈尔德（Schlosshalde）会战也有一则类似的故事，说哈布斯堡国王鲁道夫的一个儿子奇袭伯尔尼军并将其击败。此战的主人公是路德维希·冯·洪堡-拉珀斯维尔（Ludwig von Homberg-Rapperswyl）伯爵。1332年，奥地利骑士施蒂林格·冯·雷根斯堡（Stülinger von Regensberg）在一场面对伯尔尼人和索洛图恩人的战斗中创下了同样的英勇壮举，将敌阵击破，虽身死却为己方赢得了胜利。3在格朗松会战（battle of Grandson）（1476年）中，勃艮第人吉永堡（Chateauguyon）骑士同样是拍马冲入敌军主力当中，但没能突破敌阵，反而被杀。瑞士人的记载——其中多次不无钦佩地提及敌方事迹——中将他称为查特古（Tschättegü）。除了比克卡会战中的阿诺德·温克尔里德外，文献中唯一创下同样壮举的联邦人士是乌里佣兵头领海尼·沃勒本（Heini Wolleben）。据皮克海默（Pirkheimer）[160]记载，海尼在1499年的弗拉斯坦茨会战（battle of Frastenz）中用长矛压下帝国军的多支长矛，为部下打开了通道，但自己却被火枪击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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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但我们可以肯定翁特瓦尔登的骑士世家温克尔里德家族有人参加了森巴赫会战。至少一次有人试图保留阿诺德·温克尔里德的森巴赫阵亡者身份，因为他的名字大概确实名列《施坦斯年鉴》（Jahrzeitbuch von Stans）中的阵亡名单首位，结果这是不成立的。4这份名单只存在于1560年前后编制的抄本中——那时讲述温克尔里德“壮举”的虚假歌词已经成了瑞士人的常识。每名抄写员都觉得应该把他的名字加到死者名单中，当然，他的名字有可能只是偶然被遗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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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多芬根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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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芬根会战（battle of Döffingen）（1388年8月23日）通常被认为与森巴赫会战存在对应关系。假如符腾堡伯爵（count of Württemberg）在此战中像另一场会战中的哈布斯堡伯爵一样被杀的话，那么下施瓦本公国的领主统治和骑士制度就会像上施瓦本公国[161]那样终结。因此，在这里打断对瑞士军事史的讲述，插入一段对多芬根会战的探究是恰当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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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势浩大的城市联盟早在1月就集结起军队，1388年一整年都在四处焚烧抢掠敌对领主的村庄，尤其是符腾堡公爵治下。施瓦本被夷为平地，用柯尼希斯霍芬（Königshofen）[162]的话说，在45英里至55英里（约72.4千米至88.5千米）的范围内，除了城市和要塞以外，地上没有一座村庄，没有一座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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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腾堡农民带着财产进入魏尔（Weil）附近坚固的多芬根墓园避难，遭到城市联军围困。接着，艾伯哈德伯爵（Count Eberhard）到场，还有行宫伯爵鲁普雷希特、巴登藩候鲁道夫（Margrave Rudolf of Baden）、纽伦堡城主腓特烈、维尔茨堡主教（bishop of Würzburg）和厄廷根（Oettingen）、黑尔芬施坦因（Helfenstein）、卡岑埃尔恩伯根（Katzenellenbogen）三位伯爵也赶来会合，于是对联军发起进攻。编年史记载联军有700至800个枪队和1100名至2000名步兵2；贵族军有600至1100个枪队和2000名农民，或者2000名至6000名步卒。3这些数字并无真凭实据。这么多诸侯只征召了600个枪队，似乎是相当少了。若要发动决战，39城联盟——包括纽伦堡、奥格斯堡、拉蒂斯邦、乌尔姆、康斯坦斯和巴塞尔——当然能集结起一支庞大得多的军队。但既然这支部队一直在野外，那么2000人至3000人的数字应当很接近实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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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开始时，艾伯哈德伯爵之子乌尔里希伯爵和大部分骑士都下马了，文献中没有写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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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奇（Bitsch）和罗森费尔德（Rosenfeld）两位领主带着100个枪队生力军抵达，奠定符腾堡伯爵的胜局时，乌尔里希伯爵和一大批贵族已经被杀了。有人指责纽伦堡和莱茵地区的佣兵带头逃跑，甚至谴责纽伦堡军首领海嫩贝格伯爵（Count von Henneberg）有意叛逃。4尽管柯尼希斯霍芬特别提到许多农民也被杀了，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农民在会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不管是墓园中被围的农民还是艾伯哈德统率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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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统帅背叛的记载没有多少可信度，属于众多用来解释战败原因的故事之一5——尤其是文献中还说海嫩贝格伯爵曾在森巴赫统率没有下马的哈布斯堡骑士，然后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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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的《纽伦堡编年》中有一处特别值得注意：“符腾堡伯爵艾伯哈德骑马立于阵后，鞭打驱策步卒自卫，于是城市同盟输掉了战斗。”有人可能会想把这段记载与乌尔里希伯爵下马的记载结合起来——他率领一批骑士在排成紧密阵形的步卒农民前方，他的父亲在阵后大声叱骂，维持队伍稳定。施特罗默未提到战斗过程中突然到来的符腾堡援军，但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两方面因素都起了作用。换言之，步兵坚守阵形，骑士预备队一举决胜。6艾伯哈德驱策的不可能是骑士。因此，多芬根会战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布阵——由农民补充数量、由骑士稳住阵脚的大队步兵——思虑周全而有远见。而且这样的战术不是由瑞士人，而是由贵族采用的，因此更显得有趣。城市联军就是寻常的中世纪军事组织：贵族与佣兵参半的骑士，纯属辅助的步卒，还有与城市品格相符的佣兵，即便佣兵里面包含市民和市民子弟。联军中缺失的农民则由伯爵统率，与伯爵并肩作战。艾伯哈德可不可能是有意照搬了瑞士人在森巴赫的战术？毕竟每一位诸侯的府上、每一位骑士的圆桌旁肯定都会谈论多芬根会战中的骑士军队怎么会弱小到如此可耻的地步。最高统帅不让手下一马当先，反而骑马留后，这样的安排在整个中世纪都闻所未闻，与所有的骑士规范都相悖。假如真是如此，那肯定不是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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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由市的同盟在多芬根战败，伯尔尼和卢塞恩这两座小城反而战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两个同盟的政治品格完全不同。德意志自由市以贵族为主，希望靠佣兵作战，至少要以佣兵为主。事实上，瑞士城市也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尤其是伯尔尼，但贵族体制中融合了大量的民众成分，大型农业村镇的加入更为整个联邦带来民众的品格，以至于瑞士军队可以说是由民众征召而成的。即使城市同盟在多芬根取得了胜利，其也绝不会成为瑞士联邦，因为少了民众的成分。因此，多芬根会战并不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而只是表现了自由城市的军事力量本质上是多么脆弱。就连德意志诸侯也有农夫这一层民众成分，并在这批“坏脾气”的征召兵的帮助下击败了高傲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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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哈德伯爵到底有没有像上述记载中那样，以如此精明的方式来组织和运用手下的步卒，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揣测。文献记载相当不确切，不足以证实其事，而我们也缺乏核证不确文献的手段，即关于后续事态的记载。即便施瓦本贵族果真在多芬根会战中率领农夫取得了胜利，那依然无疑只是军事艺术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恰恰是这一点为整个假设罩上了疑云。如此巨大的胜利肯定会鼓励符腾堡伯爵故技重施，我们在日后的会战中也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要说蛛丝马迹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后会看到。但在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也就是胡斯战争中，这样的痕迹完全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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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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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瑞士荣光的三场大战都是由创始各州的农民打的：莫尔加滕会战只有他们自己，劳彭会战加上了伯尔尼人，森巴赫会战有卢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边山地社区也赢得一些小规模的类似胜利。格拉鲁斯（Glarus）挣脱了哈布斯堡统治。森巴赫会战两年后，它在奈福尔斯关卡击退了一支奥地利侵略军（1388年4月9日），具体战况只在传说故事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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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彭策尔市民反抗圣加仑修道院长（Abbot）的统治，向施维茨求援。后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挥官（从官）并率领辅助兵进军，正好碰上前来降服反叛农民的修道院长及其盟友。沃格林赛克（Vögelinseck）遭遇战（1403年5月15日）与莫尔加滕会战相当类似，因为修道院长的军队试图冲破关卡时也是侧面遇袭，约有200人被杀。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战况类似于沃格林赛克。只不过侧翼突袭没有发生在敌军关前交战之时，而是在敌军刚刚在无人把守的关卡打开一个小缺口，正要从缺口过关之际。文献中专门提到阿彭策尔人是用一阵石雨拉开战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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