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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比奇（Bitsch）和罗森费尔德（Rosenfeld）两位领主带着100个枪队生力军抵达，奠定符腾堡伯爵的胜局时，乌尔里希伯爵和一大批贵族已经被杀了。有人指责纽伦堡和莱茵地区的佣兵带头逃跑，甚至谴责纽伦堡军首领海嫩贝格伯爵（Count von Henneberg）有意叛逃。4尽管柯尼希斯霍芬特别提到许多农民也被杀了，但我们还是不清楚农民在会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不管是墓园中被围的农民还是艾伯哈德统率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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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伦堡统帅背叛的记载没有多少可信度，属于众多用来解释战败原因的故事之一5——尤其是文献中还说海嫩贝格伯爵曾在森巴赫统率没有下马的哈布斯堡骑士，然后逃之夭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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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乌尔曼·施特罗默（Ulman Stromer）的《纽伦堡编年》中有一处特别值得注意：“符腾堡伯爵艾伯哈德骑马立于阵后，鞭打驱策步卒自卫，于是城市同盟输掉了战斗。”有人可能会想把这段记载与乌尔里希伯爵下马的记载结合起来——他率领一批骑士在排成紧密阵形的步卒农民前方，他的父亲在阵后大声叱骂，维持队伍稳定。施特罗默未提到战斗过程中突然到来的符腾堡援军，但我们当然可以假定两方面因素都起了作用。换言之，步兵坚守阵形，骑士预备队一举决胜。6艾伯哈德驱策的不可能是骑士。因此，多芬根会战的不寻常之处就在于布阵——由农民补充数量、由骑士稳住阵脚的大队步兵——思虑周全而有远见。而且这样的战术不是由瑞士人，而是由贵族采用的，因此更显得有趣。城市联军就是寻常的中世纪军事组织：贵族与佣兵参半的骑士，纯属辅助的步卒，还有与城市品格相符的佣兵，即便佣兵里面包含市民和市民子弟。联军中缺失的农民则由伯爵统率，与伯爵并肩作战。艾伯哈德可不可能是有意照搬了瑞士人在森巴赫的战术？毕竟每一位诸侯的府上、每一位骑士的圆桌旁肯定都会谈论多芬根会战中的骑士军队怎么会弱小到如此可耻的地步。最高统帅不让手下一马当先，反而骑马留后，这样的安排在整个中世纪都闻所未闻，与所有的骑士规范都相悖。假如真是如此，那肯定不是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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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由市的同盟在多芬根战败，伯尔尼和卢塞恩这两座小城反而战胜，我们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两个同盟的政治品格完全不同。德意志自由市以贵族为主，希望靠佣兵作战，至少要以佣兵为主。事实上，瑞士城市也不是完全的民主制，尤其是伯尔尼，但贵族体制中融合了大量的民众成分，大型农业村镇的加入更为整个联邦带来民众的品格，以至于瑞士军队可以说是由民众征召而成的。即使城市同盟在多芬根取得了胜利，其也绝不会成为瑞士联邦，因为少了民众的成分。因此，多芬根会战并不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战，而只是表现了自由城市的军事力量本质上是多么脆弱。就连德意志诸侯也有农夫这一层民众成分，并在这批“坏脾气”的征召兵的帮助下击败了高傲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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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哈德伯爵到底有没有像上述记载中那样，以如此精明的方式来组织和运用手下的步卒，这个问题只能留待揣测。文献记载相当不确切，不足以证实其事，而我们也缺乏核证不确文献的手段，即关于后续事态的记载。即便施瓦本贵族果真在多芬根会战中率领农夫取得了胜利，那依然无疑只是军事艺术史中的一段插曲，而且恰恰是这一点为整个假设罩上了疑云。如此巨大的胜利肯定会鼓励符腾堡伯爵故技重施，我们在日后的会战中也应该看到类似的情况。要说蛛丝马迹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我们之后会看到。但在我们以为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也就是胡斯战争中，这样的痕迹完全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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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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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瑞士荣光的三场大战都是由创始各州的农民打的：莫尔加滕会战只有他们自己，劳彭会战加上了伯尔尼人，森巴赫会战有卢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边山地社区也赢得一些小规模的类似胜利。格拉鲁斯（Glarus）挣脱了哈布斯堡统治。森巴赫会战两年后，它在奈福尔斯关卡击退了一支奥地利侵略军（1388年4月9日），具体战况只在传说故事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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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彭策尔市民反抗圣加仑修道院长（Abbot）的统治，向施维茨求援。后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挥官（从官）并率领辅助兵进军，正好碰上前来降服反叛农民的修道院长及其盟友。沃格林赛克（Vögelinseck）遭遇战（1403年5月15日）与莫尔加滕会战相当类似，因为修道院长的军队试图冲破关卡时也是侧面遇袭，约有200人被杀。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战况类似于沃格林赛克。只不过侧翼突袭没有发生在敌军关前交战之时，而是在敌军刚刚在无人把守的关卡打开一个小缺口，正要从缺口过关之际。文献中专门提到阿彭策尔人是用一阵石雨拉开战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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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年，瓦莱军（Valais）在乌尔里兴（Ulrichen）击败了一支伯尔尼大军，手段是趁敌人行军时发起攻击——又是一次莫尔加滕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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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各州的军事组织都是原始的日耳曼兵制，全境征兵，全民皆兵。征兵制的观念和痕迹广泛遗存于日耳曼各族，甚至在日耳曼与罗曼混合的民族中也有。但要论实际运用、实际效果和最终取得的大发展，唯有阿尔卑斯山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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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年，施维茨州当局做出决议，规定所有男子都要根据自身财力置办优良的武器装备。2每年例行的全州大会上将为每个区选出三名检查员，负责考察各户的武器盔甲，判定其是否与住户的财力相符，并酌情予以处罚。在1362年的诸圣节上，乌里也通过了一部类似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城市的常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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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期最初定为14年，后来延长为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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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定，全体身体合格的施维茨男丁都参加了莫尔加滕会战。即便有人没上阵，肯定也守在边境，而且带上了离家两天、三天或最多四天所需的干粮。战场越远，战事越久，这种自带装备粮草的军制就越难以实行。于是，州当局要决定征召多少人，各个村镇分别要承担多少兵额，3然后具体征召哪些人由村镇自行决定。按照最古老的策林根法律，未报到者要被拆房。有时征兵似乎是由抓阄决定的。但因为有战利品可拿，所以通常应征人数会超过规定兵额，多出的人就作为“自由兵”一起进军。1494年，一批参加那不勒斯战役的普通士兵将100枚至300枚金币带回了家，这笔钱放到今天最高可值5万法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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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还要为征召兵和所需驮畜供应粮草。为筹措“出征开销”（Reiskost）而征收的税金经常引发摩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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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城市里，征兵征粮也是分散进行的。伯尔尼有17个兵厅（chamber），或者说军团，要为成员提供口粮，补全装备，尤其是要支付名为“出征钱”（Reisgeld），自1337年见于史册的现金军饷。各厅要对全市为本厅成员负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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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发放给士兵的口粮以外，当局还要采取措施确保有商贩随军出售食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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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战争期间，爱恩西德伦修道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给法王路易十一写了一封介绍瑞士情况的信。信中估算伯尔尼本城就能集结2万人，八州联邦能拉出5.4万人，算上依附从属者则共计7万人。这些兵力应该是实数。穆尔滕会战中，伯尔尼及属地确实将8000人左右派上了阵，大约占总人口8万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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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阵形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那一种——后面会返回来讲——长宽相等，四面均一的紧密方阵。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就是前一卷详尽讨论过的古日耳曼楔形阵或野猪头阵。它是自然形成的阵形，不仅方便步兵移动，受到骑兵威胁时也能自卫。四角在防守时多多少少会偏向圆角。瑞士人取其四面矛出如刺，将此阵命名为刺猬阵。中世纪别处也能发现这种阵形。它之所以没有更频繁地出现，当然是因为步兵极少独立作战。步卒总被认为是骑兵的辅助，要为骑兵散开阵形，除非摆出此阵是为了让骑兵能重整旗鼓。伯尔尼、卢塞恩与苏黎世市民惯用此阵无疑是因为农民的加盟。有迹象表明瑞士城市最初的军事组织与其他德意志城市别无二致，尤其是伯尔尼：骑士主战，步行矛兵和弩兵辅助。直到与林地诸州结盟，考察过林地诸州的战绩后，伯尔尼高层才明白这种战术的威力——不只是依靠散兵游勇性质的步卒辅助骑士，更要凭借紧密人群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人群不仅来自市民，也来自从属的农民。我们可以说，保留了部分古日耳曼战法的创始诸州农夫才是瑞士战法之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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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操练在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现实中肯定也没有。9每个人要自行练习简单的矛和斧枪握持及投石技术，还有比较难的射弩，这门技术需要大量练习，但有弩的人一般不会轻忽，如果他还用弩打猎的话，那就更加不会了。就连少年也会练习。1507年和1509年，乌里和卢塞恩的小伙子曾互相邀请参加弩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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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征兵文书中规定武器检查员要确保士兵“懂得如何使用携带的武器”10，但这很可能不过是禁止把那些不会使用的人登记为弩手，尽管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搞到一把弩。近战步兵只需要练好一条：靠近军旗，从长官规定的位置出发，夹在两侧战友之间，跟着前排往前走，因障碍物与队伍分开后要知道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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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随着鼓点行军的，因此有一定的节奏和步伐，“步随鼓点有常规”（“justis passibus ad tympanorum pulsum”）。11当然，它未必能够与受过训练的现代步兵相提并论。就连远古时代的日耳曼人对节奏步伐肯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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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皆有旗帜。战斗期间，所有旗帜会集中置于大方阵的中心。穆尔滕会战中的主力大阵共有27面旗帜。如此一来，旗帜在战斗中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在行军途中和营地中，每名士兵都被要求紧跟旗帜，擅自远离者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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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事当局的关联为瑞士普遍征召兵赋予军事服从的基础。在骑士军队中，封建领主或佣兵头领虽有权威，但服从的习惯依然非常薄弱。原因在于，这种武士完全以个人的武艺、勇猛和对荣誉的热爱为基础，战斗中根本谈不上领导指挥。即便瑞士人在行军、扎营或劫掠时可能与同时期的佣兵团同样野蛮，但到了以紧密阵形接敌的战斗中，他们会听从号令。他们还会通过正式宣誓的手段强调危急时刻更有义务服从，就像劳彭会战中埃拉赫要求的那样。尤斯廷格撰写的《伯尔尼编年》（约1420年）中一再指出不听号令、不守秩序在战争中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书中告诫统帅不要款待“发伪誓者”和抛弃军旗的可耻之徒。12伯尔尼人因为“选任士卒用命、令行禁止的杰出统帅”（第73页）而受到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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