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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6 瑞士联邦的军事组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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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瑞士荣光的三场大战都是由创始各州的农民打的：莫尔加滕会战只有他们自己，劳彭会战加上了伯尔尼人，森巴赫会战有卢塞恩市民加盟。其他周边山地社区也赢得一些小规模的类似胜利。格拉鲁斯（Glarus）挣脱了哈布斯堡统治。森巴赫会战两年后，它在奈福尔斯关卡击退了一支奥地利侵略军（1388年4月9日），具体战况只在传说故事中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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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彭策尔市民反抗圣加仑修道院长（Abbot）的统治，向施维茨求援。后者首先派出一名指挥官（从官）并率领辅助兵进军，正好碰上前来降服反叛农民的修道院长及其盟友。沃格林赛克（Vögelinseck）遭遇战（1403年5月15日）与莫尔加滕会战相当类似，因为修道院长的军队试图冲破关卡时也是侧面遇袭，约有200人被杀。在施托斯山（Stoss）（1405年6月17日），阿彭策尔击败了一支奥地利军，战况类似于沃格林赛克。只不过侧翼突袭没有发生在敌军关前交战之时，而是在敌军刚刚在无人把守的关卡打开一个小缺口，正要从缺口过关之际。文献中专门提到阿彭策尔人是用一阵石雨拉开战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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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年，瓦莱军（Valais）在乌尔里兴（Ulrichen）击败了一支伯尔尼大军，手段是趁敌人行军时发起攻击——又是一次莫尔加滕式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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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各州的军事组织都是原始的日耳曼兵制，全境征兵，全民皆兵。征兵制的观念和痕迹广泛遗存于日耳曼各族，甚至在日耳曼与罗曼混合的民族中也有。但要论实际运用、实际效果和最终取得的大发展，唯有阿尔卑斯山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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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8年，施维茨州当局做出决议，规定所有男子都要根据自身财力置办优良的武器装备。2每年例行的全州大会上将为每个区选出三名检查员，负责考察各户的武器盔甲，判定其是否与住户的财力相符，并酌情予以处罚。在1362年的诸圣节上，乌里也通过了一部类似的法律。这种法律是城市的常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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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期最初定为14年，后来延长为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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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定，全体身体合格的施维茨男丁都参加了莫尔加滕会战。即便有人没上阵，肯定也守在边境，而且带上了离家两天、三天或最多四天所需的干粮。战场越远，战事越久，这种自带装备粮草的军制就越难以实行。于是，州当局要决定征召多少人，各个村镇分别要承担多少兵额，3然后具体征召哪些人由村镇自行决定。按照最古老的策林根法律，未报到者要被拆房。有时征兵似乎是由抓阄决定的。但因为有战利品可拿，所以通常应征人数会超过规定兵额，多出的人就作为“自由兵”一起进军。1494年，一批参加那不勒斯战役的普通士兵将100枚至300枚金币带回了家，这笔钱放到今天最高可值5万法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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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还要为征召兵和所需驮畜供应粮草。为筹措“出征开销”（Reiskost）而征收的税金经常引发摩擦。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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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城市里，征兵征粮也是分散进行的。伯尔尼有17个兵厅（chamber），或者说军团，要为成员提供口粮，补全装备，尤其是要支付名为“出征钱”（Reisgeld），自1337年见于史册的现金军饷。各厅要对全市为本厅成员负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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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发放给士兵的口粮以外，当局还要采取措施确保有商贩随军出售食物。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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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艮第战争期间，爱恩西德伦修道院长阿尔布雷希特·冯·邦施泰滕（Albrecht von Bonstetten）给法王路易十一写了一封介绍瑞士情况的信。信中估算伯尔尼本城就能集结2万人，八州联邦能拉出5.4万人，算上依附从属者则共计7万人。这些兵力应该是实数。穆尔滕会战中，伯尔尼及属地确实将8000人左右派上了阵，大约占总人口8万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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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阵形是我们能想到的最简单的那一种——后面会返回来讲——长宽相等，四面均一的紧密方阵。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而就是前一卷详尽讨论过的古日耳曼楔形阵或野猪头阵。它是自然形成的阵形，不仅方便步兵移动，受到骑兵威胁时也能自卫。四角在防守时多多少少会偏向圆角。瑞士人取其四面矛出如刺，将此阵命名为刺猬阵。中世纪别处也能发现这种阵形。它之所以没有更频繁地出现，当然是因为步兵极少独立作战。步卒总被认为是骑兵的辅助，要为骑兵散开阵形，除非摆出此阵是为了让骑兵能重整旗鼓。伯尔尼、卢塞恩与苏黎世市民惯用此阵无疑是因为农民的加盟。有迹象表明瑞士城市最初的军事组织与其他德意志城市别无二致，尤其是伯尔尼：骑士主战，步行矛兵和弩兵辅助。直到与林地诸州结盟，考察过林地诸州的战绩后，伯尔尼高层才明白这种战术的威力——不只是依靠散兵游勇性质的步卒辅助骑士，更要凭借紧密人群带来的巨大冲击力。人群不仅来自市民，也来自从属的农民。我们可以说，保留了部分古日耳曼战法的创始诸州农夫才是瑞士战法之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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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操练在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现实中肯定也没有。9每个人要自行练习简单的矛和斧枪握持及投石技术，还有比较难的射弩，这门技术需要大量练习，但有弩的人一般不会轻忽，如果他还用弩打猎的话，那就更加不会了。就连少年也会练习。1507年和1509年，乌里和卢塞恩的小伙子曾互相邀请参加弩术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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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征兵文书中规定武器检查员要确保士兵“懂得如何使用携带的武器”10，但这很可能不过是禁止把那些不会使用的人登记为弩手，尽管他们会通过某种方式搞到一把弩。近战步兵只需要练好一条：靠近军旗，从长官规定的位置出发，夹在两侧战友之间，跟着前排往前走，因障碍物与队伍分开后要知道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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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随着鼓点行军的，因此有一定的节奏和步伐，“步随鼓点有常规”（“justis passibus ad tympanorum pulsum”）。11当然，它未必能够与受过训练的现代步兵相提并论。就连远古时代的日耳曼人对节奏步伐肯定也是有一定认识的（第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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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皆有旗帜。战斗期间，所有旗帜会集中置于大方阵的中心。穆尔滕会战中的主力大阵共有27面旗帜。如此一来，旗帜在战斗中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但在行军途中和营地中，每名士兵都被要求紧跟旗帜，擅自远离者要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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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民事当局的关联为瑞士普遍征召兵赋予军事服从的基础。在骑士军队中，封建领主或佣兵头领虽有权威，但服从的习惯依然非常薄弱。原因在于，这种武士完全以个人的武艺、勇猛和对荣誉的热爱为基础，战斗中根本谈不上领导指挥。即便瑞士人在行军、扎营或劫掠时可能与同时期的佣兵团同样野蛮，但到了以紧密阵形接敌的战斗中，他们会听从号令。他们还会通过正式宣誓的手段强调危急时刻更有义务服从，就像劳彭会战中埃拉赫要求的那样。尤斯廷格撰写的《伯尔尼编年》（约1420年）中一再指出不听号令、不守秩序在战争中会带来怎样的灾难性后果。书中告诫统帅不要款待“发伪誓者”和抛弃军旗的可耻之徒。12伯尔尼人因为“选任士卒用命、令行禁止的杰出统帅”（第73页）而受到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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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临阵脱逃或高呼逃跑者，人身及财产都要受到处罚，身旁战友也可将其当场击倒。131475年初，卢塞恩公民大会做出决议规定，每逢战前，领队都要让部下宣誓战斗结束前不得劫掠。阵后会预留若干人观察有谁不遵守誓言，可以当场击毙。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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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目睹1490年苏黎世征召兵出征的米兰大使博恩哈尔迪努斯·英帕里瑞斯（Bernhardinus Imperialis）生动地描述了瑞士军入阵的场景。他写道：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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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今天……18名旗手整齐地迈入四面有围墙的大广场；按照传统，他们在那里立下了忠于职守的誓言，承诺服从领队。通过这样的仪式，他们宽恕了彼此的罪过，放下了彼此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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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以行军队形走了出去；先是12名身穿制服，出身贵族的骑马弩手；接着是两名骑手，骑手后是几名手持战斧的先锋官，然后是鼓手和500多名长枪手。领队都是骑士子弟，全都是步行，排成三乘三的队伍，武备鲜明。领队后面依次是200名火枪手和200名斧枪手，握持方式和我们的短矛（spedi）一样。接着是敲大鼓的鼓手和吹笛手，然后是一名打旗的美男子。这些人都是步行，他们的装备不能骑马携带。旗手身边有两名司法官，手中的杖代表执法身份。他们可随意将人送进监狱，只要把手按在那人的胸前；无人会有异议。接着是——我是怀着敬意写下这段话的——刽子手和他的3名助手，以及市当局筛选和雇佣的6名营妓。这群人后面是400名排好队形的斧枪手，他们是从最强壮的人中选出来的，武器也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据说是军旗卫队。他们的武器给人一片密林的感觉。接着是400名弩手，其中不乏贵族子弟，也有来自各阶层的人员；每个人都迈着大步。他们后面还有许多矛手。总计约4000人，包括来自从属于这座城市的周边地区的兵力。全军有20多面鼓，末尾是3名骑马的号手，他们的衣服和号上都有市徽。出身骑士的统帅康拉德·施文德阁下（Seigneur Konrad Schwend）紧随其后，只见他怒马鲜衣，许多器物上都有金色家纹，手中是统帅节杖，头上戴着一束花。他身后是侍从，侍从手中举着他的骑枪，枪尖上的横旗有镀金的纹章，盾牌上也有。两人身后是6名将骑枪搁在腿上的贴身侍卫和12名着装整齐，坐骑雄壮，同样持枪的弩手，以及他们的仆从。全军以白色十字为号，有的在盔甲上，有的在帽子或裤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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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后面又有一名骑士，负责维持战场秩序，还有身着类似制服的若干枪队和骑马弩手。炮车和弹药车大概有30辆。50磅、60磅和70磅的重炮有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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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来自苏黎世）的后面是同盟（联邦）其他成员的部队。好一支善战的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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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武士的特征就是阶层划分，由领军者构成贵族。但瑞士军队是一支民主军队，不管从起源还是性质来看都是如此。从莫尔加滕到击败大胆查理的历次会战，瑞士人都觉得自己在与“老爷”斗争，而老爷们最不悦的事莫过于被“粗鄙村夫”打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会注意到一个事实：就连瑞士联邦也有一批非常重要的贵族，正如高度民主的雅典城邦也有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到伯利克里这样的世袭贵族。他们虽无政治特权，但仍然非常重要，是事实上的领导者。瑞士的贵族成分甚至还要更强大，因为联邦各州的机构一直实行贵族制，辅以不强不弱的民主基础，尤其是最后成为众邦首强的伯尔尼。新老骑士家族掌握伯尔尼政府，总领全局。市当局将农民视为对市政毫无影响力，也不要求影响力的下等人。伯尔尼城内的世家像封建领主一样统治着乡民。尽管如此，农民依然怀着爱国热忱为主子作战，这可以由历史发展和瑞士军制来解释。即便起初行动意愿不强的应征农民也可以安插到大型步兵方阵中。屡次的胜利、战绩和战利品将城乡融合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政治军事单元。基堡（Kiburg）伯爵、尼道伯爵、格吕耶尔伯爵、魏森堡男爵、巴本贝格家族（Bubenbergs）、林根堡家族（Ringenbergs）、沙尔纳赫豪尔家族（Scharnachthals）、埃拉赫家族单凭征召来的自家农民打封建式的正面作战肯定一事无成。但作为伯尔尼整体的一部分，这些农民凭借群体的力量和充盈的精神取得了无以复加的战功，同时也不想摆脱领主的领导。事实上，就连纯粹务农的创始各州——它们被称作“田地州”（Länder），与城市州相对——也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贵族成员做出的巨大贡献，尽管他们痛恨贵族制。当然，这些农民凭自己的力量打赢了瑞士人所有胜利的“原型”——莫尔加滕会战，我们也看到了这场战斗的精妙绝伦。但它只是一场防御战的胜利。除了外出劫掠以外，农民团体的力量跨不过本州边境。而要想最终达成政治目标，彻底将哈布斯堡家族赶出阿尔卑斯山区，建立瑞士国家，则必须有政治视野宽广、掌握多方面经济军事资源的城市加盟方才可能。伯尔尼“两大人”（Twingherrn）之争的故事非常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1470年，勃艮第战争前夕，伯尔尼骑士家族对治下农民的封建领主式索取引发了一场冲突。心怀民主、以屠宰为业的市长基斯特勒（Kistler）要削减封建特权并整体上打压一下骑士家族，包括太太们颐指气使的做派。有人提议请联邦各州仲裁，但市长（Schultheiss）拒绝了，具体原因就是他认为联邦各州偏袒豪族。他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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